不可能重現的創傷：電影《日曜日式散步者》

文、圖片提供｜黃亞歷(導演）

如果面對過去這些傷痛，我們不願去看，不去閱讀，將會讓這些死去的人們，再死一次。—春山出版總編輯莊瑞琳

2012年，因一次網路搜尋的意外連結，開啟了《日曜日式散步者》的電影製作，以及我與風車詩社的相遇歷程。

猶記2015年末，《日曜日式散步者》於臺南辦試片會，風車詩社家屬們在首度觀影後，對於影片所給予的溫暖回應，至今仍深感難忘。電影上映後七年多以來，我仍多次問自己，就這樣了嗎？在風車詩社的文學歷程裡，還有多少潛藏著的問題來不及被反思、討論，還有多少可能從中延伸的人事物，需要更進一步被挖掘或關注？又能否透過這些無限的演繹，推促當代臺灣能經由這些文學／藝術家的目光，望向更多層的視野？

觸碰結痂傷口的糾結

即使在多年以後，每回與家屬再相聚時所受到的熱切答謝裡，都不時閃動著過往分享的時光。或許是因為風車詩人李張瑞先生（後稱李桑）本身因白色恐怖被奪去生命的特殊遭遇，使我與家屬在相識的過程，變得更加地複雜、糾結。

雖然我已全然不介意，但仍常聽李桑的妹妹李彩蘭女士（後稱彩蘭阿嬤）談起當初我與他們聯繫時，對於我多次撥打電話給她、到她家按門鈴，感到十分抗拒，也曾透過學者轉達莫再打擾。她說為此感到非常抱歉，希望我能諒解。而當時我確實也覺得不應再勉強聯絡，對於再三的叨擾深感歉意，但心頭上卻總有些聲音不斷隱隱提醒著我，不可能不去正視李桑被莫名奪去生命這個事實。除非家屬願意談，否則沒有人有資格去提及，去觸碰這一次次結痂後的傷口。

還清楚記得2014年3月30日，我猶豫著是否要南下到臺南彩蘭阿嬤家親自拜訪，或是選擇參與臺北街頭的學運抗議活動，最後一刻，還是決定南下，也在心中默許，希望之前數次撥打電話遭拒的經驗，能因當面親訪而得到回應。在阿嬤家門口徘徊，踮起腳望見了屋內客廳播放著學運新聞畫面，確定有人在屋裡。按了幾次電鈴，始終沒有回音，接續又撥了幾通電話，仍沒有任何人接應。直到電視畫面不見，我知道她關上了窗，只好失望地離去。

再試一次，盡我所能！

回到臺北，我打了電話給一位老師，請教她該怎麼辦才好，她建議我寫一封中日文對照的信給阿嬤，若還是沒有回應，就不要再勉強。我心裡反覆的念頭是，我真的不想勉強，但總是感到跨不過去，無論如何，必須盡我所能去嘗試，再試這最後一次！

約莫兩三天後，我接到了彩蘭阿嬤女兒的來電，她說之前可能有所誤解，很歡迎我到他們家聊聊。這真是撥雲見日的一刻，此後李家的大門全然為我敞開，每次相聚都令人深深沉浸於往事的幸福之中。雖然記憶會隨著時間變動或產生落差，但數十餘次的彩蘭阿嬤口述回憶裡，我彷彿逐漸看到李桑的形影和個性，悄悄聯繫著他的思想與文字，描繪著他的文學態度和信念。

刑前照片是否能公開？

《日曜日式散步者》的電影語彙拒絕了情緒或情節，因此我並不擔心人物的指涉與當事者有落差，反而透過家屬口述感受到李桑的性格與處事的基調，而更能遊刃有餘地選取他的文字，放心地鋪陳於影片敘事中。然而影片製作到了最後尾聲，為了李桑在軍法受刑前的照片是否要呈現於影片中，我反覆考慮了許久。因我牢記在一次口述裡，阿嬤說到幾年前文學館的一檔展覽，曾與家人一同欣喜地前往觀展，未料展覽選用的肖像竟是李桑行刑前的照片，頓時讓家人的心情跌至谷底，在一角相互抱著流淚。我不願家屬再受這樣的傷害，因此希望由彩蘭阿嬤決定是否要將這張刑前照收入影片。我也跟阿嬤說，如果我們選擇呈現李桑的刑前照，是因為必須讓臺灣人記得這件事，不枉李桑的犧牲。

最後阿嬤有些沉重又帶堅毅地深吐出一句：「好，我們放進影片。」

接續便浮現出最後一道難關，因刑前照屬於國家檔案局的資料，無法由旁系親屬授權取得。而李家直系家屬從未同意接受我的聯繫。也因此更能隱約感受到，政治迫害的過程中，最直接的承受者往往是直系家屬，或許生生世世都被迫要在事件的陰影中度過，一代復一代。

為此，彩蘭阿嬤努力想了很久，幫忙我找到其中一位直系親屬，很意外地這位親屬在電話中便直率地表示她同意幫忙申請，即使她的家人得知她想申請這批檔案後，曾再三告誡她不應該與我聯絡，最後她仍決定簽署申請同意書。我為這樣的信任深刻感動，更冀望能多看到一些檔案資料，深入暸解案件的前後脈絡，也很幸運地透過一位長年研究白色恐怖的學者協助加速申請，並幫忙解釋檔案中的潛藏意涵。除了相關案情的資料，有一部份對於李桑的理解與體會，其實是來自於他在自白書中的陳述口吻、表達的狀態。自白書不等同於史實，也不全然能證實當事人面對當下的處境，但自白書卻暗示出某種人的側影、人面對壓迫時極度複雜的心境。這批檔案也幾乎讓我更貼近了這個不曾謀面的年輕人，當時年僅四十一歲，正值豐華盛年的文藝作者。

申請過程中，我與這位直系親屬多次碰面深談，看見她的身後承載著好深好長的陰暗與傷痕。她的父輩自從李桑被莫須有的罪名處予死刑之後，不僅家庭面臨經濟難題，更陷入長期的噤聲與恐懼。自此之後，李張瑞三字永不能被提起。親人之間也因意見不同而開始有所紛爭，有的甚至無法再彼此往來。

聽著這些他們漫長的生命中過程，常想，這些日子他們是怎麼熬過來的？是怎麼一點一滴失去對父親的認識，失去人的尊嚴，失去對於人的信念，失去生的動力？

電影正式上映一陣子後，這位親屬告訴我，她試著與家人聊李桑，聊這部電影和李桑的文學，後來逐漸有了些許改變，家人開始願意談起一點，年少時對於李桑的記憶。我感動不已。多麼希望這位八十多歲、臥病在床三十餘年的長輩，可以在他有限的生命中，把背負了數十年，沉重的自己和過去放下，找回對於自己父親的信任。前兩年，獲知這位長輩過世了，不知他臨終前，是否想起李桑？

進入美術館的電影

每一次的延展、推進，都提醒著我，這個從歷史灰燼與塵埃中深埋多年的主題，還能創造出多少媒介的傳遞，如何朝更多面向去開掘、轉譯？風車詩社不在文學領域的主流論述中為時已久，要能真正與大眾碰觸，本就相隔著不少的鴻溝，更因其本身的前衛性質與逆反著所處時代的傾向，因而在當代推廣上，每一步都困難，都是挑戰。

因著2019年一個契機，這部電影進入了美術館，發展為「共時的星叢：風車詩社與跨界域藝術時代」展覽。希望透過此展將時代中或遺漏或曾被注視的現代文學與藝術實踐者，在暗夜中，匯集成叢，攏聚成藝術思想及意志的星河。展覽籌備期間，我一如過往，逐一詢問風車詩社每一方家屬的意見，原以為在歷經了這麼繁複的溝通之後，跟家屬的默契應該能夠迅速地達到共識。

2019年「共時的星叢─『風車詩社』與跨界域藝術時代」展覽海報（圖／黃亞歷導演　提供）

然而，當我提出希望在展覽中呈現李張瑞先生在國家檔案局的自白書文件時，一堵巨牆卻倏忽聳立眼前。原先在電影製作時毅然接納自白書於影片畫面的家屬，突然挾著驚恐變成我所不熟悉的人。當我想起這一刻，再次跌入了噤聲的悲傷。我的悲傷在於，原來一切也許並未改變，儘管李張瑞先生的莫須有罪名已在政治平反中洗去，對於文學的熱忱與創造力也為世人所肯定，但家屬心板上的傷痛卻不曾抹去，不經意的一個念頭或關聯，都可能隨時令他們回返深沉的痛楚與恐懼裡。

「電影」與「展覽」不一樣

為什麼「電影」與「展覽」不一樣？我試著再與家屬釐清。

家屬認為電影每一鏡頭僅幾秒鐘畫面帶過，但置於展覽裡的檔案細節卻毫無時間限制地逐一被大眾檢視。家屬更恐懼被細讀後的自白書，會為他們日後的生活帶來不可預測的危險，因此堅持無法同意在展覽中呈現國家檔案局的文件資料。

一位家屬不同意，另一位自然也開始恐懼，第三位更承受了無法擔保不會發生意外的責任。恐懼是這樣快速地蔓延開來，讓每一人心生恐慌，仿若又回到過去，轉瞬變成陌生的另一個人，言語也從過往的交心轉為生疏警戒的口吻。

憶起2016年臺南正式上映後，一位阿姨緩緩走向我，說她是李桑的女兒，並說：「我們家比較特殊，你辛苦了。」我很想說，我一點都不苦，這些年來，你們才真正辛苦了。而後她另外跟我相約深談，語重心長地告訴我，她終於可以抬起頭來告訴大家：她的父親是李張瑞。然而面對這一次展覽，她卻又燃起憂心，如果展出國家檔案資料，會不會哪一天又帶來新的災難？最後她猶豫地說，那就依照其他家屬的意見吧，希望日後我們見面時，不要再討論與李張瑞相關的，所有難過和不愉快的事。

我開始感到懊悔，若此一提議不曾提出，我與每一位家屬之間的信任也許會維持在最「美好完善」的時間點上，沒有新的隱憂涉入，我們可以共同守護著對李桑美好的回憶。此刻竟為了一次展覽所引觸的恐懼與擔憂，眼睜睜看著一波波焦慮的言語從家屬口中漫溢出來。

因此在接受這篇邀稿時，心裡相當掙扎，我始終認為應該以對於此事最少的發言，來保護在世的任何一位家屬。電影上映後多年來，在白色恐怖的議題上，我盡可能選擇以比較保守的方式對外陳述，希望先由文學出發，讓文學自身先喚回我們對人、對藝術價值的堅信，然後我們也許能夠帶著同樣的心情，去感受與之相關的生命的課題。

所以縱使答應了撰寫本文，仍反覆遲疑著如何下筆，原先希望徵詢過家屬的同意後再完稿，但在近日國家人權館所推出的「白色恐怖小說選叢書」一場延伸座談裡，因總編提及的一段話，讓我重新思索，也許這篇文章應勇於面對自己，面對詩人，面對當代的臺灣，試著回溯一些。

我們永遠無法是他者

前幾年在中國的一場放映對談中，一位影評人真誠地向我說，「雖然很喜歡這部電影，但我對於影片有些地方還是無法接受，因為我是中國人，我熱愛自己的文化，做為一個知識份子，我真正反省過了，也認真思考過了。」我相信她的努力。而我也曾以為，做為一個熱愛文學的人，我能夠理解在政治迫害經驗下，家屬沉痛的心情。然而，一直到這場展覽，我才發現，也許我們終究無法，因為我們永遠不是他們，也不可能成為他們。這是知識建構的理性認知與真實情感之間的鴻溝，我們以為理性知識能夠引領所有，但生命的經驗告訴我們，我們或許永遠無法是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