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學謙／給未知一個形狀

1953年春天，一幅改變人類觀看生命的圖畫誕生了，兩條悠柔的曲線在空間中螺旋。那年，自然期刊刊登了華生（James Watson）與克里克（Francis Crick）一篇僅千餘字的論文。短短兩頁之間，他們提出了DNA 的分子結構。論文中，最令人驚呼的，是一幅極其精簡的雙股螺旋結構圖：沒有色彩，沒有陰影，只有兩道線條相互纏繞，沿著共同的軸心旋轉，幾筆橫線將他們連起。畫家用最樸實的光彩，向世人介紹科學 史上最重大的發現。

藝術家於科學史上創造的美麗瞬間

這幅插圖，不是來自兩位科學家之手，而是來自於藝術家奧迪爾・克里克 （Odile Crick）。

這也許是科學史上最美麗，卻少有人知道的瞬間。當科學家第一次窺見生命深處的秩序，是一位藝術家，替這個無人能親眼看見的世界，畫出了最初的模樣。

DNA從來不是一件能被擺在桌上端詳的物體。當一個生物老師滿手奇異果汁液，教導DNA粗萃取時，他們一定對自己接下來說的話有所懷疑：在酒精與水的交界處，浮現的白色雲狀物就是DNA──這和課本中的雙股螺旋真是天壤之別。華生與克里克以及當時的X光學大師富蘭克林（Rosalind Franklin）所面對的難題，是一個比肉眼尺度小上千萬倍的世界。他們從X光繞射斑點，化學鍵結的規律與分子模型的可能性之間，尋找一種肉眼無法證實，只能用證據逐漸逼近的結構。在成為教科書裡理所當然的雙股螺旋之前，DNA先存在於一個科學家推理想像的形狀。而藝術家奧迪爾所做的，是讓這個形狀跳脫科學家的框架，進入另一個人的眼睛──她並不是為知識增添美麗的外衣，相反地，她所做的是選擇與捨棄，精煉再精練，將複雜化為清晰，將三維空間壓縮於一張紙上，將無法觸摸的概念轉化為可以被直覺掌握的形式。科學家用實驗數據告訴我們存在，藝術家則使我們第一次感覺到祂。

追求真實與美，並非彼此衝突

四百多年前另一科學與藝術的相遇，是解剖學家維薩里（Andreas Vesalius）出版的《人體的構造》，顛覆了人類認識自己的方式。那是個古老權威凌駕醫學的年代。維薩里親手解剖遺體，以自己的眼睛重新閱讀人的身體，也因此發現來自希臘羅馬傳統，延續千年的知識並非不可質疑。然而，發現骨頭的排列，與讓後人真正理解人體的構造，是兩件截然不同的事。書中那些令人驚嘆的解剖圖，多是來自文藝復興大師提香（Tiziano Vecellio）工作室之手。那些骷髏站在遼闊的風景裡，有些倚靠石碑低頭沉思，有些剝去皮膚，一層一層展示肌肉，仿若揭開一座精密建築的內部紋理。死亡的軀體，在藝術家手中重獲姿態；冰冷的解剖知識，自此有了人文的向度。現代的人們或許會質疑，一本解剖學著作，何須如此美麗？但文藝復興的人或許無法理解這個問題。在那個時代，追求真實與追求美，從來不是彼此衝突的事情。

跨越證據與人類想像之間的距離

隨著地理學的進步及化石的採集，藝術家在十九世紀面臨的不是觀測不到的物質，而是一個已經消失的世界。科學家陸續在地表下挖掘巨大而陌生的骨骼，牠們沉睡了千萬年，只留下破碎的脊椎、牙齒與四肢。1842年，倫敦自然史博物館創始人古生物學家歐文（Richard Owen）從化石中推論骨骼與身體架構，並為這群生物創造了一個名字：恐龍。然而，知道幾塊化石屬於某種動物，和真正看見恐龍的形象，是完全不同的事。雕塑家霍金斯（Benjamin Waterhouse Hawkins）在歐文的建議下，將這些零散的化石證據塑造成真實尺寸的史前動物。1854年他們於倫敦水晶宮公園展出恐龍雕塑，讓成千上萬未接觸古生物學的人，能夠親自站在恐龍面前，至今仍是每個小朋友為之瘋狂的時刻。雖然今天的我們會知道，有些恐龍的重塑錯的離譜。例如，霍金斯筆下的禽龍（Iguanodon）像笨重的犀牛，指標性的拇指尖刺甚至被誤裝到了鼻子上。然而正因如此，這些恐龍更值得我們思考，牠們不是單純的科學標本，而是一個時代的科學假說被藝術凝固後的模樣。歐文提供證據的邊界，霍金斯則拉近證據與人類想像之間的距離。

今天，藝術與科學仍是人類仰望世界時，兩種最深沉的凝視。在知識快速積累及專業極度分工的年代，我們習慣將科學與藝術分成兩個世界。一邊是理性數據與實用，另一邊則是感性美學與興趣。當社會討論科技競爭力，我們經常把藝術視為經濟寬裕之後才值得擁有的奢侈品。不過人類了解科學的過程卻提出了不同的答案。如果沒有藝術，科學家依然可能知道DNA結構，依然可以研究人體，也依然可以考究恐龍化石；但知道與理解仍有一段距離，而理解到讓千萬人共同理解是一個巨大的鴻溝，知識只能停滯在少數人的收藏裡。

更重要的，視覺化並非單向服務科學。當我們試圖把一個概念畫出來時，我們也被迫重新審視：哪些關係最重要？空間與光影如何組織？我們是否真正理解我們傳遞的概念？或許我們真正需要重新找回的，是文藝復興時代沒有急於劃下的界線，是那個對於真實最古老也最高貴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