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紀中國達官貴婦、社會百態 西洋人眼中的清朝服飾

文/嵇若昕（前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處長）

世人多知：十三世紀晚期出版的《馬可波羅遊記》中描述的東方繁景，曾引發歐洲人對於東方的中國與印度等文明古國的嚮往，直接或間接觸發了十五至十七世紀歐洲的「地理大發現」。雖然歐洲船隊在世界各地探尋了三百年，當時的西洋人對東方依然充滿好奇與幻想，尤其是歷經數千年，朝代更迭不斷的中國，絲綢與陶瓷如此精緻美麗，創造它們的人們與社會是何樣貌呢？

雖然攝影術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已然問世，但是攜帶與使用的不便，故不普及。直至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末期，攝影仍是一項昂貴而複雜的奢侈玩意兒。因此，繪畫一直擔負著傳遞視覺訊息的任務。五代顧閎中的〈韓熙載夜宴圖〉，不但讓李後主看到豪臣的「轟趴（home party）」，也讓我們窺得當時南唐上層社會生活的一個面相；宋人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則更可讓後人遙想北宋京師汴梁社會的繁榮景象。除了著名的畫師，更有不少名不見經傳的畫畫人消失在歷史洪流中，但是他們仍為後人留下不少當時人的生活與形貌，諸如洞窟與寺院宗教壁畫中的供養人或水陸法會，以及為數不少的貨郎圖、狩獵圖，或墓葬壁畫的出行圖、宴樂圖等等，都呈現了不同時代與地區的生活形態與衣著。

大航海時代中來到中國的西洋人，在沒有攝影術的協助下，除了文字，也仰賴繪畫傳遞其見聞，例如乾隆晚期銜英王喬治三世（George Ⅲ，1738-1820）之命來華拓展貿易的馬戛爾尼使節團（The Macartney’s Embassy）回英後，不少隨團成員紛紛發表了訪中聞見錄，使節團中的製圖員（Draughtsman）威廉．亞歷山大（William Alexander，1767-1816），擔任隨團畫家托馬斯．希基（Thomas Hickey，1741-1824）的助手，也在回國後將自己在中國時的寫生手稿加以整理，出版了《中國服裝》（The Costume of China）、《中國人的服飾和習俗圖鑑》（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ress and Manners of the Chinese）以及《一七九二至一七九三年沿中國東海岸之旅途中各海岬、海島之景貌》（Views of Headlands, Islands &c. Taken during a Voyage to, and along the Eastern Coast of China, in the Years 1792 & 1793, etc.）等三部以中國為主題的圖冊。

除了西洋畫者，當時在廣州通商口岸中有一群兼習中西傳統畫藝的畫師，他們既主動以通草紙、玻璃等為媒介，描繪中國人的社會百態與園林樓閣景致，以作為個人紀念品或餽贈親友的伴手禮售予訪華的西洋人士，也被動地接受西洋人指定題目作畫。這些畫作的買家都是來華的西洋人士，所以通稱為「外銷畫」。近年來因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的研究課題日受重視，本流傳於西方的外銷畫也陸續回流。當時在廣州從事外銷畫繪作的畫畫人往往以「□呱」自稱，之所以用「呱」自稱，據說是自乾隆朝開始，負責與外商接觸的十三行商人均已捐官，遂被尊稱為「□官」，如啟官（潘振承）、浩官（伍秉鑒）、茂官（盧繼光）等等。時至今日，香港人口語上仍對當地法官的姓氏後加一「官」字尊稱之，例如鄧姓法官即尊稱為「鄧官」。

外銷畫家的社會地位較低微，不敢自稱官，但與洋人往來，欲抬高身份，便自稱為「呱」，而「官」與「呱」在英文中都寫作qua。這些自稱「□呱」的畫畫人或許不是指稱個別畫者，而是泛稱在同一個外銷畫店鋪（或作「畫肆」、「畫室」、「工作室」）作畫的群體。不過也有學者認為：qua是從葡萄牙語詞Quadro（意為畫框）而來，歐洲人見此，即知店裡做的是洋畫生意。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上半，在廣州從事外銷畫繪作的著名畫者或店鋪有林呱（Lam Qua）、庭呱（Tin Qua）、順呱（Sun Qua）與蒲呱（Pu Qua）等。

本書——《中國服飾》（The Costume of China）就是蒲呱接受當時在廣州養病的英國軍官喬治．梅森（George Henry Mason，1770-1851）委託繪作的彩色畫品。據載：前述馬戛爾尼使節團中的製圖員威廉．亞歷山大在回程抵達廣州時，即曾造訪蒲呱畫肆。

由蒲呱繪製插圖、英人喬治．梅森編撰的《中國服飾》一書於乾隆五十四年（1789）在廣州首度成書，稱為「廣州版」。書籍全名是The Costume of China: Illustrated by sixty engravings: with explanations in English and French，一八○○年在倫敦正式出版，也稱「英國版」。「廣州版」則幾乎已絕跡，最後一次成交記錄在二○○三年，由倫敦的「藝術基金」（The Art Fund）從不知名的賣家手中購得，出價為一萬七千英鎊，後交由牛津大學的Ashmolean博物館收藏。根據「藝術基金」提供的資料，該書分為原稿及成書兩部分。原稿含六十幅手繪的水彩畫及文字說明。據書中說明介紹，這些水彩畫全部在中國廣州繪製，每幅插圖都標有「Pu Qua, Canton, Delin」字樣。

在英倫首度出版的《中國服飾》一書保留了「廣州版」的全部六十幅插圖，均為銅版精印，手工上色。每幅畫以英、法兩種文字解釋。文字共有十四頁，未標注頁碼。這六十幅彩色插畫的左下方都加列了花體英文的畫者名字、繪作地點與店舖名──Pu-Qua, Canton, Derlin，中文即是「蒲呱，廣東，德齡（社）」。畫幅的右下方註明刻板的倫敦工匠是Dadley，畫幅的正下方為出版者資訊。後來再版時，便刪減為四十八幅插圖。

蒲呱採用西畫的透視、明暗、投影等技法，融入中國傳統白描法，除了第一圖、第三十一圖與最後一圖外，中間的五十七圖大多描繪出清代中國南方社會上可見到的市井小民生活百態，這些題材相當吸引當時西洋人對謎樣東方（尤其長期鎖國的中國）的好奇心。雖然屬於社會中下層的市井小民之衣著相對簡單，變化不大，但與當時西方的常服絕然不同，仍能滿足西洋人的部分好奇心。至於第一圖的「身著朝服的顯赫官員」和最後一圖的「身穿禮服的貴婦」，相對於市井小民的服裝，他們的服飾繁複而華麗，更能吸引西洋人的目光。

中國歷史悠久，每當出現新的政權，「易服色」成為最基本的政策之一。因此，歷朝歷代的服飾變化極大，即使是同一朝代，隨著時間的推移也並非一成不變，即使是代表權貴與官員身分的官服，不論男女，早期與晚期也不完全相同。清代滿州人以北方騎馬民族之姿入關統治中原，初期政權雖然不完全穩固，仍強推「易服色」政策，但非完全定制，至乾隆一朝《皇朝禮器圖式》的頒布，基本上可謂完成清朝輿服制度的建立了。清代官服有朝服、常服、吉服、行服之分，加上冬夏不同，本已相當繁複，若再加上頭部的冠帽與配飾、胸前的朝珠垂掛、腰間的帶版飾品，均隨著使用者身分的高低，其服飾的顏色、鑲嵌珠玉寶石的類別與數量都有等差，即使當朝官員也無法完全正確地掌握其複雜度。此外，下雨天尚有雨服、雨冠的不同。女性后妃、福晉、公主或官員命婦，也有更多而複雜的規制。

這些繁複的服飾制度，對洋人而言必然相當吸睛，但是做為社會地位並不算高的外銷畫的畫者，不見得能完全清楚當時輿服制度的細節。他們身處通商口岸的廣州，能見到的高級官員有限，兩廣總督與廣東巡撫已是廣州地方上品級最高的官員。清制：總督為正二品，加尚書銜者為從一品；巡撫為從二品，加侍郎銜者為正二品。除了補服，清代官員冠帽的帽頂所嵌飾的珠玉寶石最能呈現其品級。

圖1所繪製的清代身著朝服的官員，冠頂是紅色寶石，馬蹄袖朝袍外加套平口袖朝掛，肩部加披領。清制：穿朝袍時肩部須加披領，若外加朝掛，則不加披領。撰寫文字說明時，喬治．梅森並未詳細區分朝袍與朝掛，蒲呱作畫時在朝掛外還加畫了披領。紅色帽頂難分是一品高官的紅寶石頂，亦或二品官的紅珊瑚頂，朝掛胸前補子紋飾略做禽鳥形，究竟是一品補服的仙鶴，抑或二品補服的錦雞，甚難確定。若依蒲瓜和喬治．梅森在廣州所能聞見的總督或巡撫等高官穿著，或以文官二品較可能。

至於最後一圖所描繪的是一位「身穿禮服的貴婦」，文字說明表示它是一幀「體面的滿族貴婦圖像」。蒲呱和喬治．梅森可能更難近距離觀察真正盛裝打扮的滿族貴婦，以至於畫中婦人服裝與飾品的許多細節，沒有清晰描繪。婦人身著滿身繡紋的對襟外掛，內卻未穿朝袍，似穿衫裙？清制：后妃、福晉、公主、命婦等穿朝服時雖然配戴朝冠，但在特殊值得慶賀或重要祭祀日子時，頭上常戴「鈿子」。這幅插畫的女主人翁即頭戴「鈿子」，然其形制不太規範。滿州人稱環形穿耳洞式的耳環為「鉗」，滿族舊俗：旗婦一耳戴三鉗，故耳垂須穿三孔。至乾隆中期，滿人因崇效漢俗，婦女常仿漢人妝飾，甚至一耳僅一鉗，乾隆皇帝斥為「恣意服飾」，須「立行禁止」。嘉慶九年（1804）仁宗皇帝發現鑲黃旗漢軍應選秀女中有十九人是纏足女子，遂傳旨：此次傳諭禁止後，若仍不遵循，定將秀女父兄照違制例治罪。這幅「身穿禮服的貴婦」圖既非滿族貴婦朝服或吉服像，也不是常服像，但卻有意強調是一位未曾纏足的女子。

喬治．梅森是抱著寰宇蒐奇的心態貯存這些畫像，故而凡與當時西洋社會不同的中國風俗都在蒐羅之列，尤其更加關注市井小民的生活百態。因為是中下層人群的畫像，他們的衣著變化較小，謀生行業卻各個不同。雖然如此，畢竟是百工百業，畫者蒲呱已儘量呈現他們衣著的特色與差異，撰寫說明的喬治．梅森則從西洋人士的視角出發，繁簡不一地解釋與述說。

中國幅員廣大，民族複雜，南北與東西的中下層市井小民的生活雖有共性，但是異性更大。十八世紀前後，來華西洋人士並不能自由地到處出沒，從事外銷畫繪製的畫畫人多為當地人士，受生活所迫，不太可能走遍大江南北，所以本書所描繪者或僅能囿限於廣州一隅。雖然如此，因為涉及當時中下各個階層的日常，其文化蘊涵或可上溯唐宋，卻不是畫者與撰寫說明者所能清晰訴說的，即使後者也曾自行編寫一些註釋以進一步說明，依然不夠詳盡。再加上編撰者與原本出版商規劃的讀者都是西洋人，所以行文時不免參雜入他們熟悉的西洋歷史文化或人物名稱；凡此種種，都增加國人閱讀譯本的阻礙。本書譯者在譯寫過程中詳查古今與中外史料，增補了百餘條「譯註」，以幫助讀者理解。

●本文摘選自暖暖書屋出版之《中國服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