墮胎是與生俱來的權利嗎？羅訴韋德案─在生命與選擇之間較量

文／江仲淵

墮胎是不是一種權利—在生命與選擇中較量的羅訴韋德案

「傑克森女性健康組織案」與墮胎權的終結

在二○二○年之前，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茲（John Roberts）強調尊重判決先例。儘管最高法院由五比四的保守派多數控制，幾次試圖推翻羅案的嘗試都無功而返，可是在二○二○年自由派大法官露絲．拜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去世後，保守派的艾米．康尼．巴雷特（AmyConey Barrett）獲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提名為大法官，這名虔誠的基督徒曾經明確表態反對墮胎；她的上任，使最高法院的保守進步比例來到了懸殊的六比三。

一些南方的保守州相當機靈，看準了這項得來不易的時機，試圖通過更嚴格的反墮胎法案，希望能藉此引發訴訟聲浪，這樣就能將墮胎議題重新丟回保守的最高法院，使他們能重新定調墮胎權，讓各州重新掌握墮胎的立法權。阿拉巴馬州開了第一槍，二○一九年制訂的《心跳法案》規定胎兒滿六週後「有了心跳」，因此除非會對母體健康產生致命影響，否則即使是受性侵導致的懷孕，也不能墮胎。

該法僅提供短短六週時間墮胎，也就代表月經晚來兩週就不能再行使其權。很多女性的經期未必每個月都準確，週期也未必一致，這顯示出立法者對女體的保守態度。密西西比州也順勢通過《胎齡法案》，表明除非有緊急情事（如強姦或亂倫）而懷孕外，州內禁止在懷孕十五週後進行任何墮胎手術。

在《胎齡法案》通過後一天，密西西比州的墮胎診所「傑克遜婦女健康組織」迅速起訴了密西西比州衛生部的州衛生官員（Thomas E. Dobbs），質疑該法案的合憲性。

傑克遜婦女健康組織是密西西比州最後一家墮胎診所。由於該州對墮胎程序的嚴格要求，此時這家診所正面臨連年虧損的窘境，加諸本地的傳統宗教勢力雄厚，教會經常在診所前發起遊行表達抗議，前來看診的病人都會受到反墮胎者的阻撓。在外抗議的牧師甚至會阻擋開車到診所的婦女，聲稱她們沒有權利墮胎，並催促她們離去。

密西西比嚴苛的《胎齡法案》，等同於宣告診所關門大吉。本案在美國密西西比州地方法院審理時，鑒於羅訴韋德案的先例，以及診所的可憐處境，很快就判決診所勝訴並明令禁止該州執行該法案，且該案到了第五巡迴法院後仍決定維持原判。可是到了最高法院，事情發生了變化。

二○二一年，最高法院接受對該案的上訴。時任首席大法官的羅伯茲本人雖然是一名保守派，卻希望能保持最高法院超然公正的定位，在動與不動間找尋平衡，避免於如十九世紀的坦尼法院在道德問題上無法立足，而使國家陷入分裂。當前的問題，就是找到一個既可以維持羅訴韋德案和凱西案基本原則，又同時可以拓展各州限制墮胎權立法權限的方案。

原本羅伯茲打算按照這種中庸方式取得九位大法官共識，但其他保守派大法官在人數優勢下，選擇不聽從院長，直接推翻羅案和凱西案。二○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美國最高法院判決結果以六票贊成、三票反對，認定「傑克森婦女健康組織案」並未違憲，表明各州在規範墮胎方面應有自由裁量權；在保守派的聯合之下，最高法院又以五票贊成、四票反對推翻了「羅訴韋德案」及「凱西案」。

就這樣，從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正當程序條款延伸出來的墮胎權就此消弭。負責起草多數意見書的塞繆爾．阿利托使用了極為嚴苛的方式解釋憲法，他聲稱「羅案對憲法文本的處理非常鬆散，憲法中沒有提到墮胎權是隱私權的一部分」。該案混淆了墮胎權和個人隱私權的概念；隱私權雖存在，但僅限於「保護個人資訊不受洩露」的範疇內。阿利托也表示，由於憲法並沒有保障墮胎權，因此對於之後墮胎所產生的問題，任何一州的議會都能對這項行為予以限制或保護。

依照阿利托大法官的觀點來說，如今美國的法律對待孕婦的權益已經相當完善，除了保障產假、提供醫療保險外，也有支付懷孕相關費用。更重要的是，國內有越來越多州實行《安全港法案》（safe haven laws），容許嬰兒的監護人安全地把孩子遺棄在醫院、警察局、消防局等地點。該法的目的就是要使嬰兒的無辜生命得到保護，盡可能避免墮胎；父母不必留下姓名，不必辦理送養手續，更不會遭到起訴。因此，阿利托大法官認為父母沒有理由擔心送養嬰兒的問題，胎兒出生後的後續問題將由政府提供保障。

不過，客觀上來說，做為墮胎權的替代方案，阿利托大法官所寄望的《安全港法案》顯然還不成熟。比如各州對孩子的年齡有不同規定，舉個極端例子，威斯康辛州規定嬰兒出生後七十二小時內才能行使其權，內布拉斯加州卻將上限設定為十九歲以後（註1），這兩州的法令勢必是需要改革的；而依照美國憲政的一貫基調，這項《安全港法案》最終又會丟回最高法院，由最高法院來判定究竟在多少時間範圍內才能合法遺棄孩童。

以傳統反墮胎者的觀點來看，他們反對羅訴韋德案，其中一項目的就是反對政府限制一套適用全國的限制胎兒法令：他們認為美國太大了，各州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對於不同議題也有不同的價值觀，故最好的方式就是因地制宜，讓不同地方訂定不同的法律。不過這項觀點有個疏漏，那就是倘若將相同邏輯套用在《安全港法案》，該案勢必不能成為一個全國性法令，保護全體各州的婦女；因此相同的問題又將再度出現，美國的墮胎問題將永不止息。

自由派大法官預見了此項決議背後的種種漏洞。三位大法官布雷耶（Stephen Breyer）、索托馬約爾（Sonia Sotomayor）與卡根（Elena Kagan）在聯合異議中譴責此次裁決剝奪了女性的自由，並對其他權利造成威脅，連帶削弱了法院的公信力：

我們相信憲法將某些憲政議題排除在多數決之外。因為就算多數人反對，我們仍能堅守一些個人的權利—包含女性。她們有自行決定她們未來的權利。……在未來，部分州會對墮胎提供者採取刑事處罰，像是冗長的刑期，部分州會採取更進一步的手段，也許在今日的裁決之後，有些州的法律會將女性的墮胎定罪，對膽敢尋求墮胎的女性採取監禁或罰款。

▋結語

自二十一世紀一○年代開始，美國社會迅速進入兩極化的時代。兩黨及其所代表的群眾越來越難找到共識，與此同時他們的主張也越來越極端。在美國，墮胎這項需求普遍客觀存在，倘若禁止它們只會是徒勞，失去墮胎權的女性只會花費更多錢前往國外墮胎，或者在履險蹈危的地下診所尋求解決。就像一九二○年代的禁酒令一樣，過度的禁止「非道德」的行為，最終只會屢禁不止，並製造出更龐大的負面效應。

美國憲法至今已經運行長達兩百三十餘年，由於朝野在大部分情況下都很難達成普遍共識，因此讓美國政治體制適應時代變化的唯一途徑，就是靠最高法院對舊有的憲法條文賦予靈活的新定義，這也是馬歇爾時代最高法院所努力爭取的司法解釋權。若將解釋權力僅限縮在狹隘的字面意義，以不超越過去所詮釋的司法見解小心翼翼地來建構憲政，這對最高法院將是一種縮權，亦不利於大時代下國家政策的進步。

如果採取這樣的古老法理，從過去最高法院以解釋憲法延伸出來的「避孕用品使用權」、「同性婚姻權」等等，完全可以在接下來的數年內被逐一推翻。司法倒退的骨牌效應，將會繼續加速社會內部撕裂，並自毀國際上自由民主的招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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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釋1：在美國，許多不負責的父母為了嚇唬不聽話的孩子，甚至會開車假裝把孩子送到內布拉斯加。

●本文摘自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之《縫補的正義：一部美國憲法的誕生，聯邦最高法院的歷史關鍵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