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集權中國對上民主陣營──為何「利益衝突」源自「價值差異」？

文/朱敬一、羅昌發、李柏青、林建志

很高興，我們在二○二一年出版的英文書Ultimate Economic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Democratic Countries，將由衛城出版繁體中文版。我們四位作者都是台灣人，用英文寫書，再回過頭來翻譯成中文，這過程十分曲折。開玩笑說，這是「出口轉內銷」。

寫書、寫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影響讀者；之所以會走上「出口轉內銷」的曲折道路，理由也不難理解：我們這本書最想要影響的人，是全球民主國家（所謂like-minded）的盟友，所以先用英文撰寫，希望及早觸動盟友。國內讀者的溝通理解當然也重要，所以英文一出版就即時進行中譯。

我們四位作者都有若干法律的訓練與專業，多位也曾經在台灣駐WTO代表團工作過。這本書有許多內容，都與國際經貿法制有關，也討論WTO現行法規的若干缺點。但是從國際經貿的角度切入，對大多數讀者來說恐怕生澀了一點。在這篇中文版序，我們試圖用不同的切入角度，幫助台灣讀者了解我們的論點。

我們可以把全球以國家（或其他名義）參與的「俱樂部」概分為兩類：其一是「經貿」俱樂部，例如全球性的WTO、區域性的CPTP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USMCA（美墨加協定）等。其二是「政治」俱樂部，例如聯合國及其附屬機構等。大致而言，各經貿俱樂部都擬有一份或若干份規則，要求參與的會員皆需遵守，例如WTO以GATT（關稅暨貿易總協定）與GATS（服務貿易總協定）等規則，規範各會員的關稅、補貼、市場開放等政策。經貿俱樂部會員如果違反這些規範，其他會員經過一定程序，往往可以反制或是處罰。所以簡單地說，經貿俱樂部的會員規範，是頗具強制性的。

但是政治俱樂部卻殊少類似規定。基本上，政治是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政治俱樂部成員很難跳過主權政府，逕行批評其他成員國國內的言論、資訊、選舉等內政。某國政府除非涉及核武擴散、種族清洗等極為嚴重的事，國際上的政治俱樂部通常都會避免「干涉內政」。

為什麼經貿俱樂部與政治俱樂部有這樣的差別呢？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都強調國家「利益」，不太去談自由、人權、民主等「價值」。這主要是因為國際社會沒有國際政府，國際法的實質拘束力不強，聯合國也稱不上是執法機構，因此國際社會像是一個無政府狀態，這是一切國際關係理論推論的起點。所以，國家的行為模式與個人或公司不一樣，因為國家就像是在一個霍布斯的自然狀態下競爭，沒有一個國際規範去懲罰過分的行為。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殘害無辜、塔利班不讓婦女受教育，也不讓婦女工作，這些都違反國際法，但國際只能譴責，不能繩之以「法」。

但是經貿活動不同。在全球化之下，全球經貿互動密切也彼此競爭。WTO的諸多規範，都是在保證競爭的公平。例如，如果A國課高關稅、放任海關騷擾，使得B國商品難以進口A國，這就是國際經貿的不公平競爭。又如A國政府大力補貼其境內公司，使得沒有政府補貼的B國公司難以抗衡，這也是不公平競爭。WTO或其他區域性經貿俱樂部為了要保障國際經貿競爭的公平，遂訂定了諸多關稅、補貼、開放市場的規定，要求成員國遵守。如果成員違反規定，各俱樂部就可能祭出懲罰措施。例如，台灣既是WTO會員，我們能不能禁止美國豬肉進口，就不只是台灣的內政；WTO的相關規範對我們的確有約束性。簡言之，因為國際經貿活動「不是內政」，而涉及會員之間的商業競爭，涉及各國利益，所以經貿俱樂部的規範比政治俱樂部嚴厲，其「國境穿透性」也比較強。

國際上經貿俱樂部與政治俱樂部的差別，概如前述。接下來的問題是：這兩個俱樂部雖然互不隸屬，但是彼此之間是否會相互影響呢？經貿活動競逐的是經濟利益，但政治規範背後卻是國家政治體制的價值。國際上的政治俱樂部不觸碰各國政治體制的價值，但是各國捍衛自己的經濟利益卻是天經地義。那麼，萬一政治「價值」與經濟「利益」有所衝突，要怎麼辦呢？這是一個傳統國際關係理論忽略的重要面向，也是本書的主要切入點。

用一個例子說明最清楚：眾所皆知，中國有網路封鎖，當然也就沒有資訊流通的自由。雖然民主國家對中國限制言論與資訊自由皆不以為然，但是「不尊重資訊自由」是中國集權體制的一環、網路封鎖更是中國的內政，民主國家很難透過「政治俱樂部」表達異議。即使提出異議，中國政府也完全不必理會；中國會大聲說：「網路封鎖是我國內政，與它國無涉」。

但是在全球化的經貿體系裡，價值與利益卻經常自然掛勾。以網路通訊自由為例，因為中國網路封鎖，所以中國十四億人連上其他國家電商平台購買商品會非常困難，既需翻牆，連網等待時間也極長、購物內容往往還會受監控審查。相反地，由於民主國家網路自由連網便利，所以他們在中國的淘寶購物極為方便。這，就形成了電子商務貿易的不公平：民主國家人民買中國貨品很容易，中國人民買民主國家貨品很困難。我們要再度提醒：貿易不公平扭曲了國與國之間的「利益」，但是背後關鍵，卻是國與國之間「是否容許資訊自由」的「價值」歧異。

又再如，民主國家的價值之一是「制衡」，避免任何單一力量獨大。這個概念放在產業競爭場域，則形成了各種版本的「反獨佔法」，或是台灣的「公平交易法」。但是，極權國家沒有「制衡」的價值。相反地，他們主張「集體」、「集中」的價值。以中國資通訊產業一哥「華為」為例，它轄下經營的業務包括晶片設計、晶片製造、基地台設備、手機生產等。如果要在美國找一家匹配的公司，大概需要高通＋蘋果＋英特爾，還要再併購歐洲的基地台設備製造商。但是如所週知，在民主國家的反獨佔法規範下，這種垂直合併根本完全不可能。

因此，民主國家的制衡價值約束了企業的併購。像中國這樣的極權國家因為以黨領政，完全不在乎制衡，因此創造出一個垂直加水平併購的巨大商業模式華為。當華為在國際上競爭5G與6G市場時，也許其巨大的合併架構有利於其競爭，進而獲取經濟利益。準此，民主國家的制衡「價值」又與競爭「利益」產生了衝突。

這本書，就是把諸多因為民主與極權的「價值」歧異臚列，進而說明這些價值歧異會產生哪些國際經貿「利益」的矛盾。由於許多價值都以文字形諸法律甚至憲法，恐怕不太可能更動。準此，價值衝突所引發的利益矛盾極有可能在若干面向呈現。即使若干利益衝突目前沒有浮上檯面，我們認為中長期而言衝突終究無法避免。本書英文書名「Ultimate Economic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Democratic Countries」中「Ultimate」這個字，就是在描述這種「終究無法避免」的態勢。本書中文版書名為《價值戰爭》，確實能刻劃我們所描述的「價值差異引發利益對峙」。

除了講述價值與利益的相互牽動，我們也指出當前WTO法規的缺陷，以及其應該修正的方向。WTO的法規研擬於三十年前，當時的環境與現在已經有重大不同。也因為如此，舊石器時代的WTO法規已經不足以完整規範元宇宙時代的國際經貿活動。在法規方面，由於其修改涉及複雜的國際互動，我們僅點到為止，避免做一廂情願的論述。

我們英文書稿的撰寫大約始於二○二○年，書中記述的環境在過去三年略有變化，但並沒有結構性的根本改變。少數一二處變化稍大者，我們也為中文版讀者做了補充，算是對「出口轉內銷」延誤的補償。書中或有粗疏或遺漏之處，尚請讀者不吝指正。

二○二三年五月

●本文摘自讀書共和國／衛城出版之《價值戰爭：極權中國與民主陣營的終極經濟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