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典賽奪冠!從日本棒球史看二十世紀的日美關係

(圖/聯合報系新聞資料庫照片)
(圖/聯合報系新聞資料庫照片)

文/劉建偉

【消失在戰場的野球人】

現今在東京巨蛋旁,立有一座鎮魂碑,主要是在紀念因太平洋戰爭而死去的職員。自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五,職業野球聯盟球員就在國家「號召」下,投入戰場。儘管不少人都能從戰場上倖存,但卻也有不少人,最終無法再次踏入球場。從鎮魂碑上來看,共有七十三位(《鈴木龍二回憶錄》載七十二位,可參考附表六)選手被刻在石碑上,當然,實際上逝世的選手應該不僅只有這樣而已。當中,有不少球員尚未從軍以前,就已經是球隊陣中主力球員。如先前提到巨人隊澤村榮治、阪神虎的景浦將(Kageura Masaru, 1915-1945)、名古屋的石丸進一(Ishimaru Shinichi, 1922-1945)選手等。

其中石丸進一選手特別被另立一個碑文出來,以茲紀念。

石丸進一被特別予以紀念的主要因素,是他為唯一志願擔任「特別攻擊隊」(簡稱「特攻隊」,也就是一般所說的「神風特攻隊」)的職棒選手。日本在戰爭後期,已經面臨到來自盟軍對其國土的軍事威脅,為了能夠避免敵軍攻入到日本,於是政府建立「特攻隊」。「特攻隊」首先創建於海軍,而後陸軍跟著仿效。其目的主要就是將魚雷裝備於機上,並讓駕駛員直接搭載魚雷撞擊敵軍停在海上的軍艦。而因為機上並未有任何安全裝置,所以一旦成為「特攻隊」的飛行員,幾乎都無法再回到日本。

這樣的作戰手法,也是日本軍事史上,首次將本國士兵當作致人於死的兵器。而在此提到選擇擔任「特攻隊」的石丸進一,在尚未投入軍隊前,是名古屋隊當家投手,而其兄長石丸藤吉則是野手,石丸兄弟是日本職棒史上第一對「兄弟檔」。

在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日這天,石丸進一接受國家的徵召,進入到佐世保第二海兵團,並於茨城縣土浦的筑波海軍航空隊接受訓練。深知戰場的殘酷,兄長藤吉本來不希望進一投入軍中,但因為是國家命令,不得不服從,所以只能接受這個「事實」。但是藤吉特別要求進一不能投入到最前線,尤其是海軍航空隊,因為生存機率太過渺茫。儘管兄長的再三勸告,進一最後仍「自願」選擇加入海軍飛行科。藤吉儘管不能諒解進一何以堅持作出此種決定,但對於一位「愛國」青年的想法,終究只能抱以尊重。到了一九四五年二月,海軍進行「特攻隊」的招募,石丸進一為了實踐「捨棄自我,守衛國家」的決心,「自願」參加特攻隊。

對於石丸選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蹟,不僅僅只是他志願投入「特攻隊」的精神,而是他將對野球的執著與熱情,完全投射在戰場。一九四五年春,當時擔任名古屋隊球團理事的赤嶺昌志(Akamine Masashi, 1896-1963),得知石丸投身「特攻隊」後,並與石丸進一私下會面,自己則將其所帶去的一顆棒球交給石丸。這一顆球,也陪著石丸渡過他最後的人生。

於四月二十六日轉進鹿兒島縣的鹿屋基地的石丸,被告知五月一日要出發前往攻擊美軍軍艦。在出發前一個晚上,特別留有一封信,要交給赤嶺昌志,信上是這樣說:

選擇棒球作為職業,對我來說,是非常幸福。儘管過程辛苦,但能從中得到快樂。如今二十四歲的我,已經了無遺憾。在人世間的生活即將告終,以海軍少尉身份,對敵軍進行特攻而死,是我的希望。明天五月一日,必定命中敵艦。

我的人生,將以「忠孝」二字作為終結。

四月三十日海軍少尉石丸進一

赤嶺昌志先生

從信上可知石丸進一對於當初能加入職棒,以及受到赤嶺的提拔,打從內心表示感謝。但知道自己這次「特攻」是毫無生存機會,只能以書信來表達對赤嶺的敬重。

不過原本預計五月一日的特攻,因為氣候不加的關係而取消,並延後至五月十一日。在五月十一日當天出發前,石丸進一特別拿出赤嶺所贈送他的新球,與同時打過野球的本田耕一,進行人生最後的傳接球。而當時在旁有一位從軍記者,即是未來日本大文豪之一的山岡莊八。他見到他們兩人傳接十球後,石丸就對山岡說:

已經毫無留戀,報導班員,再見。

告別山岡莊八後,石丸就乘坐他所駕駛的戰機,離開基地。而山岡在之後描述自己當時的心境時,內心是非常不捨。尤其是看到石丸與本田傳接球的當下,山岡的眼淚早已經在他眼裡打轉,而無法再看清石丸投球的英姿。

不久後,石丸進一所駕駛的戰機,就以自殺的方式,與軍艦一同葬身在大海。

石丸進一雖然不是唯一因參與戰爭而逝世的野球選手,但他以「自願」方式投入特攻隊的精神,在當時是非常受到日本大眾所景仰的行為。雖然具體體現日本武士道「忠義」的精神,但終究無法挽回日本即將在不久後戰敗的殘酷事實。

位於東京巨蛋旁的鎮魂碑,刻記著在太平洋戰爭中戰亡的日本職棒球員姓名,以茲追懷紀念。

在戰爭影響下,國家在政治、社會、文化層面都受到牽連,就連運動界也難逃此命運。在戰爭下,原本應當獨立於政治之外的運動,在舉國激昂戰爭情緒裡,到最後也只能依附於國家政策之下,失去其自主性。

書名:《野球場就是戰場!:美國陰影下的日本職棒發展 1934-1949》
作者:劉建偉
出版社:秀威資訊
出版日期:2020年07月23日

日本職業野球聯盟自一九三七年(創立第二年)起,在日本對中國進行戰爭開始,就已經出現向國家政策靠攏的跡象。尤其在一九四○年,也就是日本「皇紀」建國兩千六百年,透過球場舉辦諸多因「政治」而起的紀念性活動,讓原本作為比賽競技的球場,也徹底沾染上戰爭的氣息。同年七月,聯盟特別前往滿洲國舉辦表演賽,其目的,明顯就是要表達出對國家政策的尊崇。聯盟的走向在此時大致底定,便是要與國家在戰爭同進退。

而遠在太平洋另一岸的美國,受到太平洋戰爭的牽連影響,不得已也將職棒推進戰爭之中。但是美國卻又不像日本一樣,將國家這隻「看得見的手」,明顯深入到職棒圈內。它並不向日本職棒一樣要求聯盟施行對棒球用語的控管,只不過讓球員投入戰場就在所難免。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大聯盟就有近四百名球員投入到軍隊中,其比重占了全聯盟人數的百分之九十,這是非常可觀。而戰爭的殘酷,也讓許多美國球員無法再回到職棒場上,在這點上,日美雙方皆有相同的遺憾。

純粹以運動應當獨立自主的精神來說,會認為政治不該干涉體育發展。不過在面臨國家存亡之際,這樣想法自然就會一掃而空。在國家投入戰爭背景下,舉國人民之精神需一致對外,才能表現出對國家的忠誠。因此球員投入戰場的這項行為,就成為對國家的一種連帶責任,同時他們也必須作為大眾表率。因此戰爭下的美日兩國職棒球員,可說肩負兩種身分,一是球員,二是軍人。前者是他們的「職業」,後者則變成是「義務」。可知這段期間的球員,背負的使命是如此沉重。

棒球(或者說是野球),在戰爭時期成為服務國家的工具,在日本尤為顯著。尤其從職業野球發展這層面向來看,更是如此。戰爭雖然僅是日本野球發展史上一段過程,但在這段期間中,可以看到國家如何透過政治力量來干涉體育運動,更有甚者,便是直接將其帶入戰爭的枷鎖中。

●本文摘自出版之《野球場就是戰場!:美國陰影下的日本職棒發展 1934-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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