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術、神蹟、超自然：二戰後德國靈異治療的狂熱，是鄉野怪談，還是真有其事？

文／莫妮卡．布萊克

戰爭留下了讓人難以想像的死亡與財物損失。但是，它所造成的道德問題極其廣泛且嚴重，就連到了今日，在殘垣瓦礫都清理乾淨、建築門面的彈孔與凹痕都補上了灰泥，還有二戰的最後一批士兵相繼凋零的很久之後，這些關於殘酷無比的人類行為，以及大屠殺如何獲得支持與實際執行的疑問，依然充其量只有部分得到解答。

過往不容否認。不論人們多嚴厲抵制、如何打死不認，歷史就是存在。例如，自十八世紀以來，美國始終流傳著有關印地安墓地鬧鬼的文化指涉與故事。如一位作家所述，這些傳言隱含了「對美國人（尤其是中產階級的美國白人）生活的那片土地所抱持的某種焦慮感。有一個觀念深植在我們的房產所有權中……那就是，我們其實不是這片土地的擁有者」。謠傳鬼魂出沒的故事也顯現了美國白人在生活未言明的無形恐懼：那些遭受迫害的原住民將化作復仇的鬼魂，回來宣示主權。同樣地，經過猶太大屠殺與納粹主義，受害者的亡靈也徘徊在德國人的社會生活中，久久不散。

戰後西德社會飽受鬼魂侵擾的現象，分為兩種主要形式。一種是垂直影響：感到痛苦、愧疚或受到詛咒而渴望救贖的人們，在關鍵時刻盼到了彌賽亞的出現。值得注意的是，葛洛寧在治療慢性病、專業醫生判定不存在的各種疾病，以及醫生們放棄挽救的神祕病症上，獲得了成功。這些病痛到底是什麼？在病患與葛洛寧交談、跪拜在他腳邊、苦等在黑暗中，或站在聚光燈下之際，許多病痛就這樣痊癒了。正確的問題或許應該是：這些病痛到底是什麼問題的症狀？對此，戰後某些醫生似乎有想法。他們提到了愧疚與疾病之間的關聯、源自於罪惡的病痛，以及需要贖罪才能達到的痊癒。葛洛寧說過，「生病」，就是被惡魔附身。但惡魔來自何處呢？某種程度上，葛洛寧暗指背離天主就等於允許邪惡與疾病入侵。然而，這位神醫對邪惡的看法，也暗示了萬物已經失序、很多人犯下惡行，卻往往不會遭受懲罰。他表示，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頭禽獸（德文作Schweinhund）。

另一種形式則為水平擴散：在五○年代使整個群體社會籠罩在不安陰影下的恐巫心理，是一種鄰居對鄰居的現象。這種現象牽涉了許多複雜因素。在審巫案似乎多於其他地區的什列斯維格—霍爾斯坦，鄉村社會經歷了重大變遷：逃離前德國東部領土與其他東歐德裔社群的數百萬名難民在此落腳，產生了衝突。在此同時，有明確跡象顯示，其中有許多紛爭起因於與納粹時代及去納粹化有關的未平之怨、對身分曝光的恐懼與被壓抑的敵意。在這種前納粹黨員占人口比例特高的地區，尤其是在小型社區進行去納粹化，引發高度焦慮。沒有人知道，誰會對誰透露哪些事情。這種指控鄰居是巫師的行為，讓某些人心中的各種仇恨與不安得以宣洩，同時也隱匿、壓抑與重新標籤了這些情緒。

而本書聚焦於過去，以及德國在二戰中吞敗後成立的聯邦共和國所經歷的艱辛時期。然而，戰後的恐巫潮與神祕治療的歷史，也引起了更為廣泛的問題，其中許多議題在今日看來，跟在五○年代一樣重要。其中之一是，知識、權威、信任與道德彼此有何關聯？我們有必要深入瞭解，是什麼樣的社會背景使各種想法顯得可信，或相反地，損害了這個世界的可知性與知識的可信度。如果社會包含了一系列共同的世界觀，那麼當促使群體達成共識的情況不再，會發生什麼事？社會還能繼續運作嗎？抑或是四分五裂？

如我們所知，西德社會並未分裂，反而建立了成功的民主制度與經濟體，即使在冷戰的局限之下，依舊保有和平。然而，正是這樣「成功的故事」，需要加以深思探究。對我們所有人而言，如果一個國家可以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從興建奧許維茲集中營轉變為建立繁華富足的社會，這代表了什麼意義？經歷了種族屠殺與道德崩潰後，有哪些事是大家沒說出口的，又有哪些是為了達到無情地維持現實感、更別說是「正常感」，而刻意漠視的？而那又是什麼樣的常態？面對如此意義重大的問題時，若從「現實主義者」的歷史角度回答，必定是不足的。如政黨成立、失業數據與貿易協定、聯邦的家庭政策等，這些細節背後所隱匿的東西，可能與他們所揭示的一樣多。它們也許營造了一種有序與凝聚的氛圍，但那完全是個假象，與多數人實際的生活和經歷天差地遠。

有時，我們必須傾聽鬼魂的聲音。因為，就如社會學家埃弗瑞．戈登（Avery F. Gordon）所述，在一個幽魂出沒的社會中，「鬼魂往往帶來重要的訊息」，但「不是透過學術論文、臨床個案研究、劍拔弩張的公共爭議或令人麻木的事實報告等形式」。有些問題，因為它們的本質，需要我們對另類的現實更敏感，才能獲得解答。

●本文摘自衛城出版／讀書共和國出版之《歐洲鬼地方：戰後德國靈異治療的狂潮，如何揭露科學理性所回應不了的創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