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千萬兒童因缺乾淨飲水而亡 聯合國「飲水十年」計畫卻中斷

文／蓋瑞・懷特（Gary White）

現在大概很多人都忘了，又或者當時年紀太小所以不知道或記不得，但1980年代是一段在改善水資源和衛生環境方面大有可為的時期，聯合國特別將這段時期定名為「國際飲水供應和衛生十年」（International Drinking Water Supply and Sanitation Decade，以下簡稱「飲水十年」）；看來聯合國官員也不擅長命名。聯合國舉辦了無數次討論60和70年代發展議題的會議之後發現，無論探討的主題為何，譬如人口過剩、都市化或環境議題，對話總會回到飲水問題上。開發中國家僅有四成人口能夠取得安全飲水，有最基本衛生設施的人口則只有二成五，缺水是這些國家所面對的最大挑戰之一。每年粗估有1500萬名兒童因缺乏乾淨飲水而死亡。

隨著開發中國家面臨的缺水危機喚起關注，可以清楚看到的是，健康的社會就跟人體一樣，迫切需要乾淨的用水。因此，聯合國大會在1980年所設下的目標是，這個十年計畫接近尾聲之際，世界上每個角落的人皆可取得安全飲水和衛生設施。

我是在「飲水十年」進行到一半的時候，開始在天主教救濟會工作的；能夠成為一分子共同為此議題努力，我感到十分興奮。這種工作我是第一次接觸，所以心中難免充滿理想，不過就連專家似乎都認為大家可以解決水危機，即便無法在十年後的1990年解決，因為多數人覺得十年的目標野心太大，但也有機會在下一個十年達成。

坦白說，一開始我把終結水危機所要付出的努力，以及我在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想得非常理想。還記得我當時曾想過，只要充分利用時間，就可以取得機師執照，到時候我就可以自己開飛機到需要工程師的任何地方，幫他們獲取清潔的用水。

沒多久，我便弄清現實。我走訪拉丁美洲各處亟需清潔用水的村莊，開始看到一些我起初覺得完全說不通的狀況：剛建好沒多久的先進水井，竟然已經壞掉而被棄置。

追根究柢，問題就出在這些水資源和衛生設施專案大多都是替在地社區而建，而不是與他們共同興建。

當時美國政府有很多計畫都請美國公司來設計鑿井工程、負責供應材料。美國國際開發署（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基本上都把這些工作委外處理。在飲水十年期間，美國立法要求美國國際開發署必須用美國的包商來執行大多數的開發工作，其邏輯在於，如果美國要幫助這些人，那麼我們本身也要能從中獲得好處。即便到了2000年代，美國政府仍視此為德政，不覺得這項規定有問題。過去美國國際開發署的文宣資料也經常吹噓：「美國的國外援助計畫主要的受益者一直都是美國。國際開發署將近八成的合約與補助都直接給了美國的公司。」

透過拉別人一把來幫助自己，照理說這種途徑創造的是雙贏，但實際上並沒有這種效果。（一位前美國國際開發署署長就坦承，他在開發署任職時這些由國會制訂的規章「最令他頭痛」。）因為光是鑽井還不夠；水井本來就是要經常使用的設施，但使用一段時間之後，會開始出現損耗。假如水井是由美國公司用美國製造的零組件來安裝，那麼當地社區該如何修補？除非社區知道去哪裡找替代零組件，又有辦法向居民收取維修費，以便向海外特別下訂要換的零組件，而且有能力安裝該零組件，否則最後就是一個無法運作的水井擱置在那裡。當時多半沒有人注意到會發生這種狀況，尤其是在大家急急忙忙把水井裝設好的情況下。

所以很多水井損壞之後，就這樣任由它壞去。研究人員在這些供水工程完成的二到五年後進行調查，結果發現三到五成的設備都故障了。

有些水井確實可以運作，但抽上來的是汙水。我在瓜地馬拉因為喝水生病之後，便設計了天主教救濟會有史以來的第一次水質研究測試。那天我想方設法要將所有測試設備和化學品（包括可燃物在內）帶在身上一起登機的情景，到現在還歷歷在目。當時我一直努力向安檢人員解釋，我需要這些東西才能在多明尼加檢測水質。他們望著我的眼神好像覺得我瘋了，不過最後還是准許我登機。

做了一系列測試後，結果令人震驚。一般來說，為了評測供水受到汙染的程度，必須先收集可疑汙水100毫升，然後將水放進過濾器讓細菌成長，再計算可見的菌落（bacterial colony）有多少，從這個數據可以大致判斷汙水到底毒到什麼程度。但如果水質嚴重汙染，菌落就會多到難以區分。如果出現這種情況，就會在報告裡寫上「TNTC」（too numerous to count），即多到數不清的意思。我們的檢測報告中就有非常多的TNTC。

話說回來，即便是最理想的情況，也就是水井運作正常，抽出來的水也很乾淨，但如果沒有向社區宣導如何維護用水的清潔，那也得不償失。我們小時候就學到細菌會傳染疾病（新冠疫情期間又幫我們加強了這個觀念），學到把手洗乾淨可以擺脫細菌，但即便如此，還是經常可以看到有些人上完公廁後沒洗手就走出去了。試想一下在你的社區，大家對於細菌會致病、洗手可洗掉細菌這種知識完全沒有概念，而且根本沒有洗手檯之類的設施，那會是多麼糟糕的情況。這些習慣造成可怕又出乎意料的後果，那就是花了龐大經費才獲取的乾淨用水，從水井裡抽出來後沒多久就被弄髒了。

新建好的廁所有很多也以失敗收場。坑式廁所往往又暗又窄、空間封閉，因此各位可以想像得到那氣味肯定難聞。一個難聞的地方要說它比較衛生，實在是違背常理，所以很多人覺得露天上廁所反而感覺更乾淨一點。因此，如果沒有人宣導露天便溺會導致疾病滋生，也會造成人的排泄物進入供水系統，那麼坑式廁所通常就會愈來愈少人使用。

飲水十年計畫剛啟動的時候，談了不少社區參與的議題。然而，真正和社區互動牽涉到的不只是和居民談話，而是要傾聽他們的心聲，這是需要下功夫的，尤其社區當地的工程計畫是由住在別國的人來主導的情況下。另外，飲水十年一開始便趕鴨子上架似地在缺乏水資源的地區建好水井，雖然位在這些區域的水資源和衛生非政府組織大多都做了一點衛生方面的宣導教育，可是我們發現接收到這些宣導教育的民眾並不多。我替救濟會監督這些工程時，曾挨家挨戶問過民眾衛生人員曾何時到府上拜訪，他們卻狐疑地問我：「什麼衛生人員？」

有些組織願意開始面對這種問題，不過有些則擅於為自己辯護，這些組織即便不明說，也都可以感覺到他們抱持這樣的態度：我們做了好事，改善了一些居民的生活，難道還不夠？

就某種程度來說，會這樣想無可厚非，但如果將水危機當作是一種對社會正義的嚴重侮辱，而解決這個問題是我們世界的迫切責任，就能明白這種態度的不足。

後來我知道，現今所謂的「社會企業家」（social entrepreneur）和利用傳統慈善資助模式的人士不一樣的地方，就在於他們的思維方式。社會企業家會不時判斷其解決方案是否能配合處理問題，對相應於目標所採取的行動做綜合評估。如果解決方案無法因應問題，他們就會盡快動員、擬定新的解決之道。只是在當時，社會企業家這個名詞尚未被創造出來。

我在1989年離開救濟會去丹佛工作，正好就在飲水十年計畫即將結束之際。記得飲水十年結束後的隔年，世界銀行（World Bank）有一位高層指出，飲水十年的耕耘「留了一杯半滿半空的水給這個世界」。這十年當然有值得慶賀的成果；拜關注增加及更明智的資助所賜，在1980年難以獲取乾淨用水的人口當中，有13億人到了1990年終於得償所願，另外也有7億5000萬人口首次有廁所可用。算下來的話就表示，這十年來的每一天都多了36萬人口有安全飲水可用，且每一天都多了20萬5000人口有衛生設施可用。人們總愛拿聯合國訂定的各種名號的日期、月分、年分和十年期開玩笑（別忘了在月曆上找到5月2日，在上面標注「世界鮪魚日」），但宣告一個共同目標，然後為此動員起來，確實創造了改變。

然而，如果拿這些成果來審視的話，相較於1980年全球有18億人口無法獲取乾淨用水，1990年仍有12億人口缺水可用。除此之外，沒有廁所可用的人口有17億，這個數據幾乎和1980年的一樣。怎麼會出現這種狀況？後來深入瞭解之後發現，這是因為我們所做的努力跟不上人口成長幅度的緣故。我們明明向前邁進了，卻沒有進展，這說來真是諷刺，甚至可以說違背常理。各國政府沒有資金可以擴大耕耘的力道。「用美國貨」這條原則產生了諸多浪費，因為這表示必須將昂貴的零組件運送到目的地，也必須買昂貴的機票將昂貴的美國工程師送到當地。除此之外還有其他全球性問題讓成本節節上升，包括工業化對環境的傷害加劇，導致找到乾淨水源的困難度和成本都增加，以及1980年代早期全球經濟衰退，造成許多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沒有資源可以用來改善用水和衛生問題。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預見人口會持續增長，隨著聯合國對水危機的關注與金援耗盡，花了十年興建的水井也會一個接著一個損壞故障。飲水十年是啟動了輪軸，但輪軸似乎也隨著1990年的到來而停止了。

●本文摘自寶鼎出版／日月文化之《水的價值：為世上最艱鉅的水資源挑戰尋覓解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