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足球夢》臺灣真的是「足球沙漠」嗎?

書名:《我們的足球夢:從日治到戰後,臺灣百年足球記憶》 
作者:林欣楷 
出版社:衛城出版/讀書共和國 
出版日期:2022年10月26日
書名:《我們的足球夢:從日治到戰後,臺灣百年足球記憶》
作者:林欣楷
出版社:衛城出版/讀書共和國
出版日期:2022年10月26日

今年世界盃即將在十一月展開,臺灣球迷除了準備好熬夜看球賽、為支持的隊伍加油打氣,是否也會好奇:最初世界盃如何進入臺灣?屬於臺灣的世界盃記憶與臺灣故事是什麼?

衛城出版十一月新書《我們的足球夢》,描述從日治時代到戰後,百年來臺灣既延續又斷裂的足球歷史。作者林欣楷挖掘出臺灣失落的足球記憶,勾勒深刻影響足球發展的體制,從中找回當代臺灣足球的生命力。這本書不僅討論臺灣足球歷史,也觸及體育、政治、外交、族群、性別等議題,寫下一段不為人知的臺灣史。(編按)

文/林欣楷

戰後國民政府為了爭取在國際體壇代表中國的權利,而在國家隊中大量選用外省選手與行政人員。回顧那段時期,中華隊足球選手幾乎都是香港人,難道臺灣都沒有足球員嗎?

「臺灣人不踢球」的印象,最早是在一九四七年一篇中國報導中被建立。那年中華民國政府在上海準備舉辦戰後第一屆全國運動會。一群上海的體育記者特別組織訪問團來臺灣,觀察臺灣的體育發展。當這批訪問團離臺時,他們接受臺灣媒體《公論報》訪問,在一篇名為〈滬體訪團臨別贈言〉的報導指出:「臺灣足籃球最為落後」。

臺灣省教育廳長許恪士,在全國運動會結束後也提出:「過去日人只提倡田徑,讓本省運動只在個人技術發展,而團體運動如籃球和足球我們都不如人」,許恪士並期盼未來能在臺灣發展籃球和足球,改善這些運動項目長期在臺灣積弱不振的狀況。從上述的文獻記載,「臺灣人不踢球」、「臺灣足球落後」的形象,似乎並非從客觀數據中統計出來,而是從記者或執政者的報導與評論,形成特定的論述。

然而,臺灣人如何看待自身足球實力?在日治時期,曾經代表臺南市參與全省運動會和日本中學足球大會,戰後並以田徑項目入選中國全國運動會的洪南海,在一九九一年接受長榮中學採訪時曾憶及:當時由於臺灣方的籌備單位考量到上海與香港足球水準比臺灣高,臺灣奪冠的希望渺茫,因此沒有報名參加足球項目。洪南海並且感嘆:「如果大隊部,不計成本,奮勇報名的話,長中校友的選手一定更多!」

洪南海此番話,反映在戰後初期經濟拮据的時代背景下,經費考量左右了特定運動項目參賽與否。執政者由於率先預設臺灣足球實力的水準不足以爭冠,而讓會踢球的臺灣人失去出賽機會。

關於「臺灣人不踢球」的預設,不僅牽涉到實務面的經費問題,更涉及中華民國政府治理臺灣的策略。當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的疆域逐漸與臺灣地理空間重疊,為了劃分「中華民國」和「臺灣」的差別,與鞏固中華民國在國際間代表中國的正當性,體育項目成為一種區分手段。因此我們會看見與臺灣相關的運動項目,是日治時期臺灣接受日本教育而擅長的田徑和棒球;戰前中國用以建立民族性的籃球、足球,則在戰後持續受到中華民國政府把持。臺灣自此被囊括進中華民國建立的體育結構中。而港腳的存在則可以讓「足球屬於中國」的想像得以被延續。一九五三年,香港的南華足球隊與傑志足球隊在中華民國國慶日時到訪,與臺灣的足球隊進行一場友誼交流賽。在比賽中,這兩支來自香港的隊伍橫掃臺灣各支球隊。這場賽事讓人們自此對「臺灣足球落後」的想像變得更加堅固。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場友誼賽中代表「臺灣」出賽的隊伍,事實上都是由外省人的企業、運動團體組成的球隊。從日治時期開始接觸足球的本省球員,則由於難以進入官方體育行政系統,加上區域性的足球競賽受日本人離開影響幾乎停止舉行,球員無法透過參與競賽被看見,從而沒有真正和香港球隊競賽的機會。

但當一九五三年香港球隊的訪臺之旅結束後,臺灣外省球隊踢輸香港隊伍留下的「臺灣足球落後」印象,往後卻成為臺灣整體足球表現無法撕去的標籤,臺灣本土球員也多半無法獲得代表國家出賽的機會。在此之間唯一的例外,是在臺北縣蘆洲出生的徐徽博。徐徽博在淡水英專唸書時,曾代表學校與香港光華隊交流。由於他擁有出色的守門實力,而被拉入中央印刷所與民航聯隊踢球,並入選一九五四年亞運的中華民國代表隊。徐徽博的個人際遇與日本時代的足球脈絡少有關聯,這一定程度凸顯出戰前到戰後臺灣足球文化的斷裂性。

一九五四年亞運中華足球隊與蔣中正合影,在該次比賽中,中華隊首次啟用香港華人選手,隊上只有替補守門員徐徽博為土生土長的臺灣人。(圖/國史館藏)

本文在此指出這點,並非為了比較戰後臺灣外省或本省足球表現孰優孰劣,而是要點出:從一九四○年代開始,臺灣被貼上的「足球落後」標籤,事實上是由一連串缺少客觀數據統計積累而成的迷思。這樣的迷思一方面讓香港球員擁有代表中華民國的正當性,一方面則壓抑日治時期已然生長出來的足球文化,在戰後臺灣發展的空間。

除了從戰後臺灣足球員缺少出賽機會的角度,探討「臺灣人不踢球」的標籤如何生成,我們也能從國家代表權與體育行政系統兩種面向,觀察戰後中華民國政府對足球事業的掌控。從一九六○年代開始,中華民國由於被國際奧委會裁定必須以「福爾摩沙」(Formosa)作為代表團名稱,而對在國際上使用臺灣名稱相當敏感。

一九六五年,臺灣省足球協會(以下簡稱省足協)舉辦第一屆全省青年獅子盃足球錦標賽,在賽事中,省足協提到該組織將選拔參加亞洲青年盃的「臺灣區代表隊」,此話引起全國體協反彈。不僅全國體協抨擊省足協缺乏國家觀念,以臺灣一詞命名代表隊名稱,體育界也批評省足協越俎代庖,擅自選拔臺灣區代表隊足球選手。這起事件反映中華民國政府與臺灣省轄下單位的上下結構,兩者的權力關係可見一斑。

而在行政系統方面,回顧一九五○、六○年代臺灣官方足球組織中的職員名單,可發現其中的成員組成幾乎都為外省人。日治時期擁有體育行政資歷的臺籍足球人,幾乎被排除在官方體系之外,負責管理組織的外省職員,則未必有相關體育工作經驗。例如一九六○年代,從陸軍出身、任職於中華民國足球委員會(以下簡稱足委會)的吳興強就曾回憶道:「我是一個不會踢足球也不太懂足球的人……說來(參與推展臺灣足球)完全是因緣巧合,在偶然的情況下造成的。」而我們從一九五八年一篇刊載於官方體育報紙《偉華體育旬刊》的社論中,則能一窺當時足委會的心態:「我們在臺灣,對於上選(參加亞運)的二十二人技術的認識,都是憑著報紙上的評論,但是這次選拔的過程,我們對於香港足球先進的意見,卻是非常信任的。」

由此可知,在一九五○與六○年代,中華民國的足委會在選拔代表隊時,大抵是交給香港足球界自行籌組,組織內部的人員不一定精熟於足球運動。對於當時足委會來說,更重要的目標應該是將中華民國的名號扛上國際舞臺,至於足球運動、抑或是體育的推廣則非第一要務。這種現象在臺灣戰後各項運動的發展中並非特例,也直接導致兩種結果:承襲日治時期足球教育的臺灣足球選手與行政人員,無法進入官方體系、獲得應有關注。同時,「臺灣不踢足球」與「臺灣足球落後」的迷思,在官方政策的推動下被進一步深化。

圖/衛城出版提供

【新書講座資訊】

我們的世界盃,我們的足球夢:跨世代足球記憶對談

本場講座邀請到《足球應許之地》的作者石明謹與林欣楷對談,石明謹是知名的足球球評,擅長以說故事方法,向臺灣大眾介紹與足球相關的文化、歷史知識。兩位講者既看足球、又寫足球,足球與寫作相互結合,成為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

在講座中,林欣楷與石明謹將會談談臺灣的世界盃與足球歷史。運動如何形塑公眾的集體記憶,形成不同地區特有的文化,並深刻影響人們與情感認同?在當代臺灣,有心想關注臺灣足球發展的人們,又可以透過哪些方式介入公領域、推廣足球運動?林欣楷與石明謹將與我們分享這些有趣的故事。

講者:林欣楷、石明謹

主持:張惠菁

地點:永樂座(100台北市中正區寧波西街3號2樓)

時間:11/12(六)14:00-16:00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nekhaiKjqvV2HFck6

●本文摘自衛城出版/讀書共和國之《我們的足球夢:從日治到戰後,臺灣百年足球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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