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大命運》在謊言中，建構生命的意義

文／哈拉瑞 Yuval Noah Harari

波赫士(JorgeLuisBorges)的短篇故事〈一個問題〉，正是以敘事自我做為重點。故事的主人翁是唐吉訶德，與塞萬提斯(MiguelCervantes)著名小說的主角同名—唐吉訶德為自己創造了一個想像世界，自己是裡面的傳奇騎士，四處對抗巨人，拯救托波索的杜爾西內亞女士。實際上，唐吉訶德本名叫做阿隆索.吉哈諾，是鄉下一位上了年紀的沒落貴族;那位高貴的杜爾西內亞女士，則是附近村子裡的養豬村姑;至於巨人，則是一些風車。波赫士就在想，如果唐吉訶德因為相信這些幻想，攻擊、殺死了一個真正的人，後續會如何？波赫士提出了關於人類的一個根本問題：如果敘事自我講出的那套故事，對我們自己或周圍的人造成嚴重傷害，之後會怎樣？波赫士認為，主要有三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沒什麼影響。雖然唐吉訶德殺了一個真正的人，卻毫無悔意。因為這些妄想已經太過鮮明，他一心認為自己在對抗風車巨人，根本無法意識到實際殺了人。

第二種可能：在奪走他人生命那一刻，會讓唐吉訶德大受驚駭，打破他的妄想。這種情況類似初上戰場的新兵，原本深信為國捐軀是件好事，最後卻被戰場現實狠狠打醒。

另外還有更為複雜和影響深遠的第三種可能：原本與想像的巨人戰鬥時，唐吉訶德只是在演戲。但等到真的殺了人，他就會開始堅持自己的妄想，因為只有這樣，他不幸犯下的錯誤才會有意義。荒謬的是，我們對一個想像的故事做出的犧牲愈多，就可能愈是堅持，只為了讓我們的一切犧牲和痛苦有意義。

在政治裡，這稱為「我們的孩子不能白白犧牲」症候群。1915年，義大利加入協約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參戰。義大利宣告的目標是要「解放」由奧匈帝國「不當」占有的特倫托(Trento)和提里雅斯特(Trieste)這兩處「義大利領土」。義大利政客在國會發表義憤填膺的演說，誓言要補正歷史的錯誤、恢復古羅馬的光榮。數十萬義大利士兵開往前線，高喊「為了特倫托和提里雅斯特!」以為這兩地唾手可得。

情況大出意料。奧匈帝國的軍隊在伊索佐河(IsonzoRiver)沿岸組構了強大的防線。義大利總共發動了十一場血淋淋的戰役，最多只攻下幾公里，從未有真正突破。第一場戰役，他們失去了一萬五千人。第二場戰役，他們失去了四萬人。第三場戰役，他們失去了六萬人。就這樣持續了腥風血雨的兩年，直到第十一場戰役。但接著，奧地利人終於反擊了，這第十二場戰役，一般稱為卡波雷托戰役(BattleofCaporetto)，德奧大敗義大利，一路殺到威尼斯門口。光榮出征成了一片血海的潰敗。等到戰爭結束，義大利士兵死亡人數達七十萬，傷兵人數超過百萬。

輸掉第一場伊索佐河戰役後，義大利政客有兩種選擇。他們本來大可承認自己犯了錯，要求簽署和平條約。奧匈帝國根本和義大利無怨無仇，又正在為了自己的生存，與更強大的俄羅斯打個焦頭爛額，必然樂意講和。

然而，這些政客怎麼能面對這一萬五千名義大利士兵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告訴他們：「對不起，出了一點錯，你家的喬望尼白死了，還有你家的馬克也是，希望你們別太難過。」

另一種選擇是，這些政客可以說：「喬望尼和馬克是英雄!他們的死，是為了讓提里雅斯特回歸義大利，他們的血不能白流!我們會繼續戰鬥，直到勝利為止!」毫不意外，政客挑了第二個選項。因此他們打了第二場戰役，又失去了四萬人。政客再次決定，最好繼續戰鬥，因為「我們的孩子不能白白犧牲」。

但我們也不能只怪政客，就連群眾對戰爭也是一路支持。就算到了戰後，義大利未能得到自己要求的所有領土，義大利人民透過民主，選出的就是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夥伴們，這些人的選舉訴求正是要為所有義大利人的犧牲，取得適當的賠償。

講到要承認一切是白白犧牲，政客要對這些人的父母開口，已經夠難了;愛國的父母要對自己承認，兒子白白犧牲了，這還要更為困難;至於英勇從軍卻受傷、殘廢的人，更是說不出口。失去雙腿的士兵，會寧願告訴自己「我的犧牲，都是為了能讓義大利民族永存的榮光」，而不是「我之所以沒了腿，是因為蠢到相信自私的政客」。活在幻想裡是一個遠遠較為輕鬆的選項，唯有這樣，才能讓一切痛苦有了意義。

早在幾千年前，神職人員就已經發現了其中的奧妙，許多宗教儀式和誡命都以此為基礎。如果想讓人相信某些假想的實體，像是神、國家，就要讓他們犧牲一些有價值的東西。犧牲叫人愈痛苦，他們就愈會相信犧牲奉獻的對象確實存在。如果有個貧窮的農民，把自己一頭珍貴的牛，都獻給了宙斯，就會開始對宙斯的存在深信不疑，否則要怎麼解釋自己竟然蠢成這樣？這個農民還會再獻出一頭牛、一頭、再一頭，才不用承認以前所有的牛都是白白犧牲。出於同樣的原因，如果我為了義大利民族國家的榮光，犧牲了一個孩子，或是為了共產革命失去雙腿，通常就足以讓我成為激進的義大利民族主義者或共產主義者。因為，如果說義大利民族神話或共產主義宣傳都是一片謊言，豈不是要我承認孩子都是白死、或是我的癱瘓完全沒有意義？很少人有勇氣能承認這樣的事情。

錯到底，就是對的？

經濟上也會看到同樣的邏輯。1999年，蘇格蘭決定蓋一座新的國會大廈。原本預計施工時間兩年，預算四千萬英鎊。但到頭來，施工時間長達五年，成本高達四億英鎊。每當承包商遇到未預期的困難和費用，就會找上蘇格蘭政府，要求工期展延、增加預算。每次發生這種情況，政府就會對自己說：「我們已經投入幾千萬英鎊，如果現在停手，只能拿到一座蓋到一半的骨架，在人民心中會徹底信用掃地。還是再撥個四千萬英鎊吧。」

再過幾個月，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但這時候，建物無法完工的壓力也更大了。再過幾個月，故事繼續重複。就這樣拖下去，直到實際成本足足是原來估計的十倍。

不是只有政府會陷入這個陷阱。企業集團也常常把幾百萬美金丟進失敗的子公司。至於個人，也常常依戀著不開心的婚姻，或拋不下沒前途的工作。我們的敘事自我寧可在未來繼續痛苦，也不想承認過去的痛苦完全沒有意義。最後，如果我們想把過去的錯誤一筆勾銷，敘事自我就一定得在情節中安排某個轉折，為錯誤注入意義。例如，一個和平主義的退伍軍人，可能告訴自己：「確實，我犯了錯，才沒了雙腿。但因為這個錯，我才看清戰爭是個地獄;從現在開始，我要奉獻我的生命，為和平而戰。因此，我受到的傷還是有些正面意義：讓我學會重視和平。」

於是我們知道，「自我」也像國家、神祇和金錢一樣，都只是虛構、想像的故事。每個人都有一個複雜的心靈，會丟下我們大部分的經驗，只精挑細選幾樣，再與我們看過的電影、讀過的小說、聽過的演講、做過的白日夢，全部混和在一起，編織出看似一致連貫的故事，告訴我們自己是誰、來自哪裡、又要去哪裡。正是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自己該愛誰、討厭誰、該怎麼對待自己。如果情節有需要，這個故事甚至也可能讓我們犧牲自己的生命。

每個人的故事都各有文類。有些人活在悲劇之中，有些人上演永無結局的宗教戲劇，有些人的日子過得像是動作片，也有不少人過著喜劇人生。但到頭來，一切就是故事罷了。

生命科學顛覆了自由主義

如此說來，生命的意義究竟是什麼？自由主義認為，我們不應期待外界為我們提供現成的意義。每位選民、顧客和觀者，都應該用自己的自由意志來創造意義，而且不只是創造自己生命的意義，更要創造整個宇宙的意義。

然而，生命科學卻戳破了自由主義的想法，認為所謂的「自由個人」也是個虛構的故事，人只是生化演算法的組合。每時每刻，大腦的生化機制都會創造經驗，但一閃即逝，接著就是更多經驗閃現、消失、閃現、消失，彼此快速相連。這些瞬間的經驗並不會累積、構成什麼永續的本質。在這一片混沌中，敘事自我試著找出秩序，於是編織出一則永無結局的故事，讓每項經驗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就多少有些長久的意義。只不過，雖然這讓一切合理且誘人，卻仍然只是虛構的故事。中世紀的十字軍相信，是上帝和天堂讓他們的生命有意義;現代自由主義者則認為，是個人的自由選擇讓生活有意義。但不論如何，都一樣是妄想。

當然，早已有人質疑自由意志和個人的概念。

早在兩千多年前，印度、中國和希臘的思想家就已經認為個人概念是一種虛妄。然而，除非真正能影響經濟、政治和日常生活，否則光是質疑，並不足以改變歷史。人類很能應付認知上的矛盾，能允許自己在實驗室裡信一套，到了法庭或國會，又信完全不同的一套。就像基督教並未在達爾文發表《物種原始論》的那天消失，自由主義也不會因為科學家的結論是「並沒有自由的個人」，便就此滅亡。

事實上，就連英國生物學家道金斯(RichardDawkins，《自私的基因》的作者)、美國實驗心理學家平克(StevenPinker，《語言本能》的作者)和其他新科學世界觀的擁護者，也並未放棄自由主義。就算他們已經用豐富的學理、數百頁的篇幅，解構了所謂自我及自由意志的概念，卻接著像是做了一個智識上的完美後空翻，奇蹟似的一躍回到十八世紀，好像演化生物學和大腦科學所有驚人的發現，完全不會影響洛克、盧梭和傑佛遜所提出的倫理及政治觀念。

然而，等到這些異端科學見解逐漸成為每天使用的科技、日常活動和經濟結構，也就不可能再這樣兩面討好了。我們(或後代)很有可能會需要一套全新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在這第三個千禧年的初端，自由主義受到的威脅不再是來自「沒有自由的個人」這種哲學問題，而是來自扎扎實實的科技挑戰。我們即將擁有各種極實用的設備、工具和制度，但這些設備、工具和制度並不允許個人自由意志的存在。

民主、自由市場和人權這些概念，是否真能在這場洪水中存活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