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家大作戰5-3】江佩津／北岸

從刑場到新興區的阿姆北

坐在面朝IJ河的房間裡，對岸就是阿姆斯特丹中央車站。遠方的夕陽漸漸落下、隱沒在水平面之下，放眼望去是無敵河景，以及Eric Vökel酒店的外牆隨太陽的角度折射出餘暉，金黃色的夕陽原來是存在的，我忍不住這樣在內心讚嘆著。這裡是阿姆斯特丹北（Amsterdam-Noord），是我來到荷蘭的第一個居處。

阿姆斯特丹北，是過往荷蘭人認為只有窮人居住的區域，或聽到人說：「阿姆北太瘋狂了（Noord Gestoord）！」彷彿住在這裡的人都是怪人。

回望十八世紀，相較於當時已經有整齊運河、市容的阿姆斯特丹，隔著一座河灣，早期的阿姆北是一片荒蕪，作為處刑場，因此從阿姆斯特丹往北望，只會見到掛在絞刑架上的犯人屍體。

到了一九二○年代，市政府在這裡修建了名為Asterdorp的公共住宅區，把約旦區（Jordaan）的貧困家庭遷至此處，並以高牆將他們與外界隔離。這些因素逐漸形成了「只有窮人會住在阿姆北」的刻板印象。

時間推演至今，Asterdorp早已拆除，所在之處建起新穎住房，如今的阿姆北已是一房難求，工業區改建為藝文場所，與熱鬧的阿姆斯特丹僅一河之遙，街巷裡有著酒吧、餐廳、咖啡店，有直達市中心的捷運，因而成為許多人安身立命的居處選擇。

那些灰暗、陰鬱的色彩早已不在，而是被街頭塗鴉的多彩、潔白巨大的Eye電影博物館取而代之。

找房比找工作還難的荷蘭

在抵達荷蘭之前，我已被諸多旅荷台灣人提醒：荷蘭居，大不易。在國際學生、各國人才湧入荷蘭生活的近幾年，大家戲稱「找房比找工作還難」。

只要是旅居於荷蘭的外國人，都得向市政廳註冊住處的地址，並根據房屋大小有著註冊人數的上限。最早可追溯至百年前的十九世紀，自鄉村湧入的工人在都市中聚集成衛生堪憂的貧民窟，這並非只是個人問題，而是整體社會共同承擔，因此荷蘭政府在一九○一年通過住宅法《Housing Act of 1901》，提供便宜的租房貸款，且「空氣、光線和空間」堪為基本人權，必須有浴室、通風、一定的居住坪數大小。延續至今，租房制度規定了收入標準，確保不同收入階層都能獲得適當的居住權。

抵達荷蘭初期，我暫時落腳於飯店，與我一起的還有兩個三十二吋的行李箱，加上作為隨身行李的樂器盒，這是一趟長途飛行所能帶上最多的家當。

出發前，我在行李清單中列出衣服、配件、證件與文件、生活用品、電器用品、食物，最後加了一欄防風防水衣物。事實證明，是在荷蘭十分實用的裝備，但在真的確定落腳前，我仍不敢貿然將行李箱全數攤開，只敢先打開其中一個，拿些生活所需物品。

找房的過程正如許多過來人所說的艱難。儘管註冊了各大看房網站、日夜搜尋房源，準備好收入證明，甚至履歷自介、附上照片，只差沒有祖宗八代都交代清楚，讓屋主認為你會是個優良租客。就算是這樣子準備齊全，卻也還是在海投的一百封信件裡，偶爾收到一兩封回信，說著：抱歉，房間已租出。

在冬日前抵達自己的房間

在荷蘭度過一個月後，我終於在夏末秋初的季節交替間，找到了一處落腳之地。日照漸短，冬天的漫長黑夜即將來臨，我感到無比幸運，能夠抵達這一個屬於自己的房間，我已然是心存感激。

簽訂租約、提交住址註冊申請後，我才敢放心地將行李解壓縮，將衣物掛上衣架，感覺終於可以稍微鬆一口氣。從台灣至荷蘭，體感並不只是一趟十六小時的飛行，與台灣全然不同的空氣濕度與陽光角度，我感覺眼前彷彿被擦拭得極為乾淨，使得衣服上的細節都清晰可見。經歷了漂泊不定的不安，如今可以讓物品各歸其位，並將衣服掛上衣架，我終於可以稍微喘口氣，跨國移動的緊繃皺褶也因此得以熨燙整平。

●作者簡介：

江佩津，生於高雄。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畢業、ESSEC Business School Global MBA。

曾獲Can SerratCollective Narrative—January 2021 Residency Grant #2、文化部110年選送文化相關人才出國駐村及交流計畫文學類─美國聖塔菲藝術學院（Santa Fe Art Institute, SFAI）。著有《卸殼》、《修復事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