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嘉源／十七歲，我與母親協商抗癌

正值升高三的暑假，熱愛打排球的我，發現在跳躍後會突然感到頭昏目眩，起初以為是姿勢性低血壓，但隨著時間推移，情況愈來愈嚴重，擊球後還常常視野發白，失去平衡，無法站穩。

「媽，我覺得不對勁，需要到醫院看看。」我試著對母親提起症狀。

「中醫就能解決，不用去看西醫。」母親不信任西醫，特別是在父親因為癌症去世後，她更認為西醫只會加重病情，一直堅持使用中藥調理我的身體。

儘管身體狀況愈加糟糕，我也只能依循她的要求，吃那些苦澀的中藥湯，告訴自己也許會好轉。直到某個夜晚，一切變了。

突如其來的重擊

那天，我坐在書桌前，準備即將到來的學測，一陣劇烈的暈眩襲來，世界開始旋轉，書上的字變得模糊不清，甚至無法抓住椅子。我強忍著恐懼，顫抖地撥打母親的電話。

「媽，幫我叫救護車！」那晚，母親終於妥協，我被送往急診。

剛進急診室，我便失去意識，再醒來時，臉上布滿因血小板過低而出現的瘀血。隔天醫師神情嚴肅地宣布我罹患了「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那年我只有十七歲，對癌症的概念幾乎一片空白，滿心想著沒讀完的書，擔心病情會耽誤學測複習進度。可是，癌細胞不會因為我是準考生而等待。醫師為我安排了急診轉到加護病房，隨即展開一連串治療計畫。

我還來不及理解這一切的嚴重性，生命的挑戰已經鋪天蓋地而來。那段日子除了跟癌細胞奮戰，還要面對來自家庭的撕扯。

來自母親的壓力

每當醫師提出一個治療方案，母親就會強烈反對，並且拒簽同意書。我只有十七歲，無法自主做醫療決定，只能依賴社工師的協調表達想法。我知道自己需要治療，我不能離開醫院，於是社工師成為兩人的溝通橋梁。

在社工師的協調下，母親終於勉強同意我留院治療，但這只是開始。治療的路上，我不得不一次次面對母親的情感壓力。每回的決策皆是一場拉鋸戰，前後共開了至少十次協調會。後來也跟母親簽訂了一份「安全計畫」，確保我的治療不被中斷。

有一次回家後發現我的藥不見了，母親告訴我，可能是弄丟了，可我知道是她不想我繼續服藥。

那天晚上，我躲在房間裡，悄悄撥打了社工師的電話求援。社工師根據我們簽訂的安全計畫，啟動兒少保護機制，暫時把我安置到其他地方。

抗癌的無盡煎熬

心理上要面對親情的壓力之外，身體上也得面對癌細胞與治療造成的煎熬。最難熬的，是骨髓移植前的密集化療，身體彷彿被掏空，渾身無力，常常腹瀉，幾乎不能進食，本來就偏瘦的我體重急劇下降了十多公斤。那段期間，常常在夜裡痛哭，對自己消瘦的身影感到絕望。

2023年，癌細胞襲擊了我的左眼，經歷多次手術與治療，左眼的視力始終無法恢復，且隨著癌細胞侵蝕，眼球後方的脂肪被摧毀，眼皮無法完全閉合。

每當望著鏡中那已經無法完全閉合的左眼，恐懼就一遍遍湧上來。眼前的世界逐漸模糊，無法再看清未來，我不禁懷疑這樣的治療有意義嗎？

就在我幾乎要放棄時，主治醫師告訴我一種新的免疫細胞療法──CAR-T嵌合抗原受體T 細胞療法（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 Cells），它可能是最後的機會，但費用高達一千萬台幣。這對我而言是無法承受的數字，幸好醫師認為有機會爭取健保給付，不斷鼓勵我，甚至為我先凍存了免疫T細胞。

迎接生命新希望

就這樣，我的命運迎來轉機。2023年十一月，CAR-T療法被納入健保。

我躺在台大醫院的治療室裡，接受免疫細胞輸回時，手機上跳出了學測成績公布的消息。我屏住呼吸，緩緩滑動手機螢幕──成功了，如願考上台大生物機電工程系！延遲兩年的學業在那一刻回到正軌。

那天，生命連續賜予我兩個禮物：病情有了治癒的希望、踏上夢想的學術殿堂。

我深知這一路走來，不只醫師的救治，還有無數人在背後默默支持我。床邊教學老師、蔡孟茹社工師、看護朱大哥，這些與我血脈並不相連的人，卻給了我比親情更溫暖的陪伴。接下來我想繼續把握時間，盡可能不留遺憾地將每一天過得精采。

●摘自博思智庫出版《找到風雨中的寧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