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惠偵／導演有很多種，紀錄片導演是最○○的那一種

就跟連鎖咖啡店裡的咖啡一樣，導演也有很多種，其中最邊緣的大概就是紀錄片導演了，因為我們通常不像劇場導演那般充滿藝術氣息，或是像動畫導演那樣具有深厚的美術功底，我們的收入無法跟廣告導演相提並論，也不太可能獲得劇情片導演那樣的名氣。這樣說來，當個紀錄片導演到底有什麼好呢？

我是在二十歲那年第一次生起想要拍紀錄片的念頭，理由很單純，就是有話想說。不似現在，在我二十歲那會兒想要上網還得透過電話線與數據機撥接，當然更沒有臉書、IG、X這些社群平台，那時的主流媒體是電視台，是有話想說的人最好的發聲管道。

只是我到很後來才知道，紀錄片就算上了主流媒體，依舊是一種沒有聲量的品種，小眾，是紀錄片的DNA。之所以會有這個領悟不是來自收視率調查，而是切身的真實體驗。

記得有一回在戶外的場景拍攝時，無可避免地也拍到了幾位路過的群眾，所以便禮貌詢問他們是否會介意入鏡。他們先是好奇問我是在拍攝什麼節目，當知道是在拍攝紀錄片時，立刻爽朗地笑了幾聲，說反正紀錄片不會有人看，不介意被拍到。說完路人們就頭也不回地離開了，留下我站在原地，彷彿能感受到一陣瑟瑟冷風捲起幾片泛黃的樹葉從身邊吹過。

神聖高貴不是光環，而是枷鎖

在台灣，如果提到紀錄片導演，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關懷弱勢、有理想、有正義感」，似乎紀錄片的創作者都神聖高貴，不食人間煙火，熱愛做功德。與其說這是種光環，不如說是一種枷鎖。要我來說，我會很希望這樣的刻板印象能夠早日除去。

記得我的第一部紀錄長片剛完成的時候，曾經遇過幾個電視頻道以及活動單位來聯繫接洽，他們想要放映我的作品，但要求我無償授權他們播映的權利。他們是這樣說的：你們紀錄片拍完不就是要讓多點人看到，我們提供頻道／活動的時段，讓你們有機會被看見，這樣不是很好？他們的理直氣壯，讓當年仍資淺的我有種要是不答應就是不懂得把握機會的錯覺。

彼時是2017年，雖然現在已經到了2024，但我偶爾還是會遇到這樣的「放映邀請」。

紀錄片導演並不是什麼獨特的物種，我們一如所有人，需要收入來支持生活；也一如所有人，並不特別清高純潔，不該被套上什麼神聖的光環，望周知。

會當上紀錄片導演，純粹就是因為業障重

文章寫到這裡已經差不多用掉了三分之二的篇幅，但我好像還沒有回答最開始的那個問題：當個紀錄片導演到底有什麼好？如果沒有什麼好處的話，為什麼我還在做著這份工作呢？

也許，單純就是因為自己業障太重吧。好像我身邊熟識的創作者朋友普遍都有個共通的毛病，同一件事情，其他人看到了可以讓它如輕煙般從眼皮底下飄走，可有些人偏偏就是沒辦法，非得像是反芻動物般，不願將所見所聞乾脆地吞嚥下去，而要反覆嘔出咀嚼徹底，最後還要透過打嗝排出消化過程所產生的甲烷，成為溫室氣體，影響自身所處的世界。我想這行為和真正的反芻動物的差別在於，牠們是出於本能，而我是出於選擇。

當紀錄片導演是一種不讓自己好過，也不打算讓這世界其他人好過的選擇，如果你也有著同樣的傾向，竭誠歡迎你成為這個職業的一員。

作者簡介：

黃惠偵，地方媽媽兼獨立電影工作者。雖然是以紀錄片導演的身分出道，但近期擔任製片的時間比當導演還多，還在參悟這是不是宇宙給的什麼暗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