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漢澄／人中之蟲

食物相剋生蟲蟲

小時候沒有手機也沒有網路（是的，真有過那樣的年代），所以家家戶戶都有日曆。日曆都會附上一張圖文並茂的「食物相剋中毒」圖表。那時候不懂事，不知道公開發行的印刷品特別會鬼扯，所以被它嚇得不輕。照圖表來看，稍不小心就會中毒，而解毒法又很奇葩。比方說田螺跟麵一起吃會中毒，解毒要用「雞屎白」，牛肉跟韭菜一起吃會中毒，解毒要用「人乳」。我要是一時不慎，在圓環夜市的小攤吃了田螺後，換一攤吃了牛肉麵，接下來再換一攤吃了韭菜水餃的話，豈不就是兩毒併發？急切之間，我要到哪兒去找雞屎跟人乳來著？真是不讓人活了。

食物「對衝」傷害人體的說法，不只放在農民曆上嚇人，也堂而皇之地出現在古代的正規醫學。東漢張仲景所撰的中醫臨床經典著作《金匱要略》當中，就有這樣的警示：「食膾，飲乳酪，令人腹中生蟲，為瘕。」什麼是「膾」？膾就是把動物的肉切細了來生吃，是高級美食。《魏書·華佗傳》記載：「廣陵太守陳登得病，胸中煩懣，面赤不食。……吐出三升許蟲，赤頭皆動，半身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三國時智慧過人的陳登因為太愛吃生魚膾，肚裡長了大量的蟲，後來還導致他英年早逝，倒沒提他吃生魚時有沒有配乳酪。

西方人也很早就知道人體會生蟲。「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有系統地研究了當時許多蟲病，寫出很生動的病例報告，提到諸如吐出蟲體、腹瀉、發燒畏寒、胸口灼熱、身體虛弱、腹部鼓脹等症狀。承襲「四體液說」的西方正統醫學認為，人體內的蟲是由於體液失衡而無中生有跑出來的。因為從亞里斯多德開始，西方人就普遍相信生物是可以自然發生的。這與中國古人頗有默契，明代汪機所撰的《石山醫案》交代蟲病的來源：「癆蟲、寸白蟲，皆由內濕熱蒸鬱而生，非自外至者也。正如春夏之交，濕熱鬱蒸，而諸蟲生焉是矣。」既然野外又濕又悶熱會自然生蟲，那麼人體內又濕又悶熱當然也會生蟲。《金匱要略》說互不相容的生魚跟乳酪在肚子裡打架，產出幾條蟲來又何足為怪？

西方到十七世紀末，才終於有人想到該把這些蟲蟲查個清楚。義大利醫師兼博物學家弗朗切斯科·雷迪研究了上百種人體以及動物寄生蟲，寫成一部大作《動物裡面的動物的觀察》。他斷定凡是自然界的動物都是爸爸媽媽生的，「所有的生命都從生命而來」，否定了世人相信了兩千多年的「自然發生說」。人們開始知道，歷史上一直困擾著人類的蟲蟲，並不是人體所生，只是借我們的身體居住而已。那麼接下來必須解答的問題就很明確了：牠們平常住在哪裡？怎麼進入人體的？進入人體後幹了些什麼？從那時開始，世界上出現了一門新的科學：寄生蟲學。

蟲的真相

歷經數百年的科學研究，我們今天已經清楚絕大多數寄生蟲的結構以及生活史，據此得以有效的診斷、預防，以及治療寄生蟲病。比方說中華肝吸蟲（Clonorchis sinensis）：蟲卵在淡水螺中孵化，形成幼蟲後離開螺體，以各種淡水魚作為中間宿主，在魚體組織發育成囊狀幼蟲。哺乳動物（包括我們）吃了這些魚，就會成了牠的最終宿主。牠對人類宿主的肝膽系統傷害比較大，嚴重時可因為膽道阻塞感染或膽管癌而死亡。囊狀幼蟲受熱就會被破壞，因此吃煮熟的魚是不會感染的。會得到中華肝吸蟲的最大原因，就是吃下了生的淡水魚。我們馬上可以聯想到，愛吃「膾」的陳登太守，染上的多半就是中華肝吸蟲。

中國的考古學家以及微生物學者們，在二十世紀累積了數十年的考古成果，針對中國不同地區以及不同時代的古代屍體或糞便遺跡研究，發現古代人（從春秋時期一直到清朝）感染寄生蟲的現象非常普遍。古屍中檢驗出多種寄生蟲卵，其中患有中華肝吸蟲的比例高達一半。這證明各朝代的古人都經常受到寄生蟲病的困擾，尤其要是愛吃生的淡水魚的話，不得到中華肝吸蟲才怪，跟什麼同時飲乳酪沒半點關係。

中國古人認為「天生萬物以養人」，西方基督教認為上帝創造所有其他的生物，都只不過為了讓人類利用而已。實情如何呢？寄生蟲在地球上生活的時間遠比人類要久得多。牠們長期演化出的生存方式，就是借用其他動物的身體來生活。人類還沒有出現時，寄生蟲已經活得好好的，人類出現之後，牠們也沒有要為難我們的意思，只不過邂逅以後，發現人體正好也可以提供棲身之所，滿足牠生存與繁衍的需求，才就此與我們產生久遠的親密關係，如此而已。人要是不想跟寄生蟲太過親密，就必須先客觀地從蟲的角度出發，了解它的生活習性以及生理特性。

古人因為不真正認識大自然，欠缺宏觀的思考角度，一直從「人類本位」出發，才會把寄生蟲錯當成人體不協調產出的東西。另外，既然不知道寄生蟲由傳染而來，當然就不會研究牠們的傳染途徑，預防也就不用談了。這就是為什麼，寄生蟲自遠古就與人類長相左右，卻僅在近一兩百年科學發達之後，才開始出現真正有效的防治。寄生蟲的例子告訴我們，解決疾病的關鍵在於正確地理解疾病，而理解疾病的關鍵在於正確地理解自然。理解自然往往需要發掘客觀事實，毅然拋掉「祖訓」，這個過程可能會相當的漫長，但它卻是唯一可行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