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我的英文老師

前陣子孩子就讀的小學舉辦了久違的家長日，我終於有機會見到每位老師的長相、了解其教學方式。由於我當年的小學是沒有英文課的，所以對孩子的英文老師印象特別深刻。她是一名年輕女性，以全英語上課，口音像老外，我猜應該是從小在美國或加拿大長大，以英語為母語吧。我們讀的可是便宜的公立小學，不是昂貴的雙語貴族學校啊，竟然有這樣的師資，不禁讚嘆起來。這件事也讓我想起了自己從小到大的每位英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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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相識於四十多年前，當時我七歲，與家人等公車發現旁邊有個小教堂，外面貼了免費教小朋友英文的紙條，爸爸就幫我報名了。現在回想，大概是那時台灣人已經不需要免費的麵粉與巧克力糖了，學英文是個吸引人進教會的好方法。上課的老師其實是牧師的兒子，讀美國學校的高中生，與十來個小朋友在教堂二樓的小房間裡上課。學習的內容我全忘了，只記得每個人都被取了英文名字，以及老師帶我們到陽台看車子，指著摩托車教大家念motorcycle，大家聽到其中的「塞」像是台語的屎，瘋狂笑個不停，老師完全無法理解這群孩子到底在高興什麼。

再來就是國中。英文老師是班導師，有點年紀，發音台式，全靠不斷背誦與一支藤條來教學。他中午吃飯時會在講台前讀報，而且看的是《民眾日報》，這對只認得聯合、中時的我們來說非常新奇。那時黨外運動正興，常有街頭遊行，老師告訴我們看報紙要看很多份，才能知道什麼是真相。他還在上課時問大家如果可以投票，立委選舉要投誰－－我記得名單裡有趙少康、吳淑珍與康寧祥等人，大部分的同學都選趙少康，跟後來的結果竟然相同，那年他在台北縣狂掃二十四萬票。之後曾有傳聞說，某次示威活動，看到老師走在隊伍裡。

一天，全班在教室晚自習，突然傳來蔣經國過世的消息，老師興奮異常，宣布提早放學，他要回家看電視。之後就是移靈的日子，從榮總出發後恰好會經過我們學校附近，全校師生被要求夾道送行。其他班級都跪了下來，只有我們老師說不需要跪。車隊開上橋時，有同學不知哪來的膽子，用台語喊著：「過橋喔！」我們班笑成一團，跟著起鬨一起喊，老師竟然也沒制止。這位英文老師教的不是英文，而是民主與言論自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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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時，英文老師一走進教室就讓人印象深刻－－白淨年輕，襯衫領帶，口條清晰。彼時波斯灣戰爭開打，他除了教學還會分享自己從CNN電視新聞上看到哪些新訊息，且由於是男校，上課時的黃色笑話當然也不會少，還告訴我們他在師大英語系如何用欲擒故縱等招式追到校花，並成為現在的師母。

他也提到以前在國中教書時，注意到學校籃球隊有兩位深具潛力的學生，忍不住親自栽培，提供自家頂樓的籃球場給他們練球之外，自費請他們喝鮮奶、吃牛排，兩人因此身高迅速拔高，成為後來我們所認識的鄭志龍與朱志清。

現在想想，家裡有籃球場，那一定很有錢吧。是啊，那是股票初次上萬點的年代，他會在課堂上說昨天漲了多少、一天賺了好幾萬，以及下課後如何到圓山保齡球館花掉幾千元，自稱球技與分數是國手等級的。下課放學，這位英文老師會開著他買的賓士300，穿過學生隊伍，揚長而去。

那些事蹟讓他成為頗受歡迎的老師，但到了高三，當我知道大學聯考的英文是沒有範圍的，像他那樣只照著課本教是會完蛋的。打聽之下，去報名了那時最有名的補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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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上課就是震撼教育。高一到高三不分班，三百多人一起上課，最後一排座位高到要用爬的。每次上課都先模擬考，之後講解，並請老外坐在旁邊當場批改作文。我記得我考了二十多分，完全比不過其他高一、高二的學生，差點哭出來。

補習班老師頭禿禿的，與學校的帥氣老師比起來實在差很多，但他偶爾會找一些貌美且傳聞是空姐的老師來代課，穿著短裙，也算是另一種吸引學生的方式吧。就這樣，不斷模擬考訓練了一年，聯考總算達到高標。

進了大學，我不懂選課與排課方式，第一堂英文課就走錯教室。正要離開，一個熱情的聲音叫住我：「哎呀，既然來了就是有緣分，就在這裡上好了，我會幫你跟原來的老師說的，別走啊。」乍看是一位熱情的阿姨，像是那種手舞足蹈，聲音有點沙啞，不斷想要說服人的業務大姊；我恰巧是無法拒絕這種攻勢的個性，因此當了那位英文老師一年的學生。她嘰哩呱啦、愛說話又有跟外交官夫婿住在國外的經驗，教英語會話也算是適得其所；後來，她成為為民喉舌的民意代表，自然是如魚得水。

出社會工作後，某次與幾位同事一起吃飯，餐廳的電視新聞正好播到馬英九的「緋聞」，就有人提起自己以前的英文老師是金溥聰。大家都露出驚訝的表情，但我沒有，我笑了笑，樸實無華地說，我高中英文老師是高國華，補習班老師是劉毅，大學老師是厲耿桂芳，大家都「哇」了出來。這時我知道，英文老師比英文程度，更容易贏得眾人羨慕的眼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