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喬／閣樓裡的慘綠年少（下）
也就是十七歲那年，在父親親手建構的台中 木造老家。冬日，手持手電筒，蓋在棉被裡偷讀禁書：陳映真 的《我的弟弟康雄》。那一年，先生在綠島 服刑，遠景出版了他的禁書：《將軍族》。我讀到「那時候，我的弟弟康雄在他的烏托邦建立了許多貧民醫院、學校和孤兒院。接著便是他的逐漸走向安那其的路，以及和他的年齡極不相稱的等待」，我一知半解，那一刻，竟然熱淚盈眶，不能自已。
也就是那同一個夏天，一場末日般的颱風來襲。我很久都沒見嗜讀這篇小說如命的學弟──阿里。我心想他逃學了，又想他能逃到哪裡去？於是，到他搶租在眷村裡的學生宿舍找他。那時，台中一中附近的眷村地勢低，颱風常淹水。我心頭顧慮著，在忐忑交集中前去找他。竟發現他穿著繡有學號的卡其制服，躺在一只沙發床上，吸著手中的菸，隔著一面木造紗窗，和我說著：「風雨很大，我要航向大海……」那天下午，雨水已經淹過膝蓋，他的床有四隻腳，浮在漂漂蕩蕩的水面中，我打著赤腳，要他趕快出來到我家避風雨。他卻說：等我把最後一章《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讀完，再去找你……我說：教官在四處找你，再不出現，他要把你退學了；他淡漠地吸著夾在指縫間的紙菸，說著我們放學後到校刊社，還有小說裡「康雄」的安那其要認真討論。喔！我若有所思地不知所措……就這樣，我開始在四處收購才買來的三百字稿紙上，寫起一行一行的句子來，不知是詩又或是散文，那時最愛稱作札記，並附上一個例如〈浮沉〉或〈飄盪〉的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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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那些便是文人的生活紀事，流傳於幾位同好者的言談中……我永遠記得，青春在叛逆、渴望、荒誕與衿持中，度過了每一陣風、每一陣雨，這一切都存留稿紙上，成為文字的日日夜夜……我是這樣開始了如聶魯達所言：寫詩很久以後，才知道自己寫的是詩。
那以後，我經常會在學校的文藝社團──「謬思社」裡，對著阿里述說寫詩的種種，他像似可有可無地不以為然或者其他。年少於我，當時格外感覺到他的虛無感，總是瀰漫在叛逆地舉著手指夾縫間紙菸的當下。那時，一位「公民與道德」課堂上的老師，不愛循校方規範上課，便開放班上同學自由論壇；難以想像，當年高中生如我輩的同學，登上講壇的討論，竟然是新儒家與胡適自由主義辯論的各抒己見；這和李敖當年激起的新文化論戰，有著密切的關聯吧！我如是想。
說來，也似乎稱得上思想早熟，一群睿智的班上同學，會相約到圖書館，在借書卡上留下李敖學長借過的書；這種面對當年被視作「禁忌」的輕狂行徑，沒迎來太多學校老師的禁令。相反地，當年一位教歷史的齊治平老師，北大高材生畢業，比起我們一群蘿蔔頭更叛逆，根本不僅僅是拒絕升學制度，就連教科書也丟到垃圾桶了！
很多回，我總記得齊老師走進滯悶的教室時，手上總是夾著一根紙菸；然後，劈頭就問台下要聽真的或假的歷史。我們一個個愣在座位上，他於是說了；想聽真的歷史就將課本蓋上，想聽假的歷史就來讀課本。我們不敢隨便瞎起鬨，傻在夏日課堂的蟬噪聲中，操場對面的紅樓，繞過一整個3000公尺跑道，有音樂老師的鋼琴聲突兒很蕭邦似地響起。齊老師也聽得入神了，就將手中的菸蒂彈到教室的木窗外，說了一聲：把課本蓋上，我們今天談談民國真歷史……我記得那一堂課，他刻意放低嗓門吐了「魯迅」兩個字，又大聲地說了「胡適之」這名字。民國，就這樣在逆風中順勢而下，直到源遠流長或者戛然中斷……
因為，下課鐘聲未響前，他就說要回家讀書了！有人來巡堂，就說老師身體不舒服……他說著。記憶中，每回他上課，巡堂的導師縱使匆匆走過木窗外，也像似沒巡到我們這堂課似地，匆匆消逝。就這麼，我們又悠悠度過一個拒絕聯考的下午！
青青子衿。憂思卻總不好課業之學。恰是我們這班──中一中三年級的特殊寫照。
然則，除了歷史老師成了滯悶課堂上引人注目的聚焦，國文老師也不喜教課本裡的教材，開學的第一堂課，就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了一首新詩，稱作〈小強強〉。詩行內容已不復記憶，卻仍然記得老師說的是「這首詩，送給班上的文藝青年」一類的話語。言下之意，自然是以最白話的語言，訴說一種創作慾望無限延展的的美意。這位稱作楚卿的老師，以楚國的王國君臣自況，內在表現的大體是：跟隨國民黨軍伍「轉進」台灣的文人，如何在海島新環境中自處的況味！
既有家國不再的憂忡，卻也有一種叛逆深入骨髓間，很難以用反共愛國文人，就一語道破其心靈糾葛；這似乎也是冷戰高峰時期，在台軍中作家，一方面猶存有寫實風的白話文藝精神，另一方面卻也開始將心神，轉移到以「美國新聞處」為標章的現代主義風潮中，迎上冷戰高峰年頭現代化的創作氛圍。
現在回首，走進一中旁的「美新處」那年，恰逢慘綠的十七歲。我一直記得初次出入洋樓建築的廊道時，空氣間傳出熟悉的香味，和我童年時偶爾跟著母親去清泉崗美軍家裡幫傭相似，有著一股不知是清潔劑或芳香劑的味道，將青少年的身體拉進一種遙遠的想像中：美國，美麗又遙遠。近乎天堂的天空，跟著草坪上的藍天白雲，無風中緩緩飄動！那時，時間彼岸的落地玻璃隔著百葉窗，讓陽光在若隱若現間，呈現一種離奇的異國情調；像似這世界的美好，都將在這不大也不算小的空間中，離奇地發生。開架式書架上，一本本隨意擺放的《今日世界》雜誌與攝影報刊，展現另一個世界的時髦與豐饒，顯然不是當年猶在落後邊緣掙扎的城市街頭景象，得以比擬！
我是在這樣的情境想像下，第一次從開放書架的某個中間位置，閱讀到稱作艾略特的美國詩人的詩作：《荒原》。那是一本封面包裝輕鬆的翻譯書叢，在美國詩選的大標題下，艾略特首屈一指。我至今仍記得這首長詩中的第一行：「四月，是殘酷的季節」。天啊！為什麼四月會是殘酷的呢？什麼來由，讓春天變得如此殘酷與近如寒漠呢？很久一段時日，我苦悶地這樣想著，不得而知，直到有一天讀到楊牧的詩集或文論，才恍然大悟原來寫詩是一種隱喻的文字藝術：曖昧與多重歧異性，在西方文學中始終與詩同行。
這是被戒嚴與冷戰牢牢規範下，在最好的宣傳就是不像宣傳的「美新處」文化宣導下，深深烙印在一個棋盤城市青少年心田的文學創作痕跡。這以後的幾些年裡，我的心頭都荒涼著，等待秋風下的芒草從大安溪畔，捎來晦澀與艱辛又帶有莫名隱喻的句子，稱作詩行，一如T．S．艾略特的《荒原》。這樣的日子，也隨著酷暑的夏日，讓我的聯考陷入溺斃狀態，等待在未來一年裡的是：以背誦為本事，進出補習班沉悶但凡事講求效率的教室；繼續在巷口等待鄰居女孩純淨的白色制服，在晨間的朝陽間緩緩經過，又是一個英語字典的單字被安心地記入腦海的時辰！
多年以後的大學時期，恰也因為曾經歷這樣苦悶文學的關卡；得以更深體會到：出現在報章副刊上的「鄉土文學論戰」何以如此吸引青青子衿，如我者！因為，文學與層層阻隔的現實產生的矛盾，多少已經在我年少輕狂的心靈田野中，萌生著準備迎向逆風的粗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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