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大為/八十一年——《傳抄的太陽:中國詩歌史1938-2019》後記(五南出版)
于堅〈墜落的聲音〉
震懾台灣詩壇
實在想不起來是什麼時候動了這個要命念頭。
寫一部當代中國詩歌史,得處理滿山滿谷的詩,掌握數十年的社會思潮,以及宛如修羅場的中共政局。這讓我掙扎了很久。
在這蜀道上,不斷點燃前方火炬的是那些頂尖的好詩,根本是誘餌。
我喜歡讀有難度的好詩,藝技高妙的好詩就像絕世劍法,看一眼,便令人血脈賁張。
第一首給我帶來巨大震撼,正是于堅那首橫空出世的〈墜落的聲音〉,他借此奪下1992年聯合報文學獎,震懾了台灣詩壇。這是一首超高難度的詩,還真沒幾個人寫得出來,它足以矗立在一個大時代的巔峰,是中國第三代詩歌的絕唱。隨即有了台製的仿品,僅得其皮毛,竟然也竊取兩項大獎,讓我們聽到什麼是「墮落的聲音」。
〈墜落的聲音〉並沒有激活我的詩史寫作,當時我還沒念碩士班,正在埋頭寫詩,斷不會有如此宏願。直到博士班,我才開始嘗試寫一兩篇有關中國當代詩歌的論文,1998年寫的韓東和江河研究是最早的實驗品。我特別喜歡江河的組詩〈太陽和他的反光〉,他顛覆了古老的神話,尤其夸父追日,演練了一次化朽為奇的驚人筆法,簡直是朦朧詩的一次極限運動。這個重量級詩人依舊沒有激活我的詩史計畫。
北島的詩歌
有敢為天下先的大氣魄
有沒有可能是2005年呢?當時我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大陸當代詩歌的斷代研究(1966-2004)」,隱約有了一幅潦潦草草的詩史藍圖,但一年期的計畫也生不出像樣的東西來,僅僅寫了一篇宏觀概述的論文,讓一些想法得以成形。我估計,更可能的是2006年的計畫「北島詩歌的詮釋策略與價值重估」。北島的詩歌技藝不是朦朧詩的榜首,但勝在雄渾,有敢為天下先的大氣魄,那個時代需要這樣的英雄詩篇。我比較喜歡的是英雄卸甲後的《在天涯》,進入純粹且深邃的境界。當時我寫了一篇非常不滿意的北島論文,一直耿耿於懷。
後來我出版了《中國當代詩史的典律生成與裂變》(2009),那是我升等教授的書。當時我分了一半的力氣在馬華文學和台灣文學研究領域,只能騰出一隻手,斷斷續續寫了幾篇詩人專論和議題縱論,沒能一口氣完成詩史。客觀來說,我在相關學識和資料的缺口太多,此書連史略都搆不上,只能勉強完成一本小冊子,作為我後來撰寫詩史的雛形。
「十七年詩歌」
是詩史寫作的雷池
兩年後,我透過專書寫作計畫「中國當代新詩發展史(1949-2009)」正式啟動蓄勢多年的詩史寫作。當代中國詩歌的量體真是太過龐大,不斷崛起的新人和新作,怎麼讀都讀不完,兩年期的專書寫作太短,頂多寫個開頭。後來我陸續借用幾個計畫,把該寫的、想寫的、重寫的,一一寫好,這才架構出一個相對完善的詩史脈絡。
這期間,最困擾我的是延安。
延安是一口隔夜的冷饅頭,不管怎麼啃,都卡喉嚨。
能不能略過它往下走呢?「十七年時期」的詩歌是緊接其後的十七層地獄。不對。應該說是:歸墟,一切大寂大滅。我在研讀「十七年詩歌」總是感受到巨大的「毛幽靈」在干預一切,他像火車軌道一樣強勢地主宰著中國詩歌的審美品味和寫作方向,一番敲打,把〈延安講話〉的符咒深深刻到詩人的骨子裡去。一個以政領詩的年代,光想,就覺得很可怕。
「十七年詩歌」絕對是詩史寫作的雷池。我的論文一向有個毛病:遇強則強,遇弱則弱。要是以「十七年詩歌」為開卷之作,此書未寫先毀。所以我回去重讀延安,看看得夠讀出什麼新名堂。我發現,當前幾部(以1949年開頭的)當代中國詩歌史,雖然都寫得擲地有聲,但有些話是講不清楚的(極可能是:不能講清楚),大部分專業讀者應該都了解〈延安講話〉的負面影響力,不必細談,皆能意會。更深一層的說法是:這幾位重量級的中國學者,都用了相同的大戰略——在論述中濃縮、省略,甚至消隱掉一個「黯黑延安」,再淡化「文革浩劫」對詩歌的殺傷力,端出四平八穩的「十七年」和「文革」詩歌論述,才能夠通過出版審查。他們的難言之隱,成為我必言之處。
但我始終覺得以1949年作為中國當代詩歌史的斷代起點,有些不妥。
若以1942年的〈延安講話〉為起點,又顯得太刻意,且突兀。
1938年呢?
萬里長征之後,中共在枯山槁水的峽北建立根據地,這恐怕是黃土高原最貧瘠的一段土地,連一條像樣的路都沒有,國民軍的機械部隊打不進來。延安,真的安全。1937年,中共在延安創建了魯迅藝術學院和馬克思學院,集天下英才於一地,辦學辦報,文風大盛,成為「現代稷下學宮」。這個被高明政治手段「聖地化」的延安文學形象,應當是「中共詩歌史」最恰當的起點。亂世中的延安獨具魅力,招攬了幾個中國最強的現代主義詩人並改造(摧毀)了他們;另一方面,又培育了幾個將來在「十七年時期」呼風喚雨、縱橫詩壇的「延安詩歌種籽」,完美實踐了〈延安講話〉的路線。從詩史的後見之明來反思,1938年是一個中國詩歌美學和教育的分水嶺,革命聖地的詩風逐步向毛澤東的文藝思想靠攏,最終定調在〈延安講話〉之下。1942-1945年間的延安整風更是催化了毛文體的形成,中共詩歌的發展路徑便按照毛的意識走下去。
從1938年8月魯藝創建到1949年10月中共開國這段日子,可說是「中國當代詩歌史」的「前史」,缺了它,「十七年時期」(1949-1966)詩歌在美學建構和政治譜系方面都斷了頭。涵蓋了「前史」,這本書便不能叫《中國當代詩歌史》,必須改稱《中國詩歌史1938-2019》。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它注定是一本孤寂的書
這本書有了骨架,逐年添上肌肉和器臟,很快便接近尾聲。
最後完成的是北島。我一直在思考如何重寫那篇讓我耿耿於懷的北島論文,經過十餘年的擴大研讀,我對北島的某些看法改變了,有些評價要後退兩步,有些詮釋可以更加深入。2022年,我終於把這部詩史脈絡中的北島重寫了一次。
在此書差不多完工之際,我曾經起了第二個念頭——是否補上前面的二十年(1917-1937)完成百年詩歌史?那不難,但如此一來會遮蔽「1938年」這個最能突顯個人史觀的時間座標。最終,我決定完成的是一部以「中國人民共和國」為主體的詩歌史,包括前史和正史,八十一年,分九章,合計五十一萬字。
從2005年算起,寫了十八年。
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它注定是一本孤寂的書。
我堅持以自己喜歡的方式來寫——地景式的寫法,擺脫大拜拜的場面,把詩史縮小成少數強者詩人的小舞台。它是我創作生命的一環,不能淪為僵硬的學術磚頭,我用散文的語言來活化學術論述,提高可讀性,打造自己的論述風格,甚至借用小說筆法,來講述一些事物或情境。
我在不同章節用上幾種不同的文學和文化理論,提高了風險和難度,寫起來比較有挑戰性和樂趣;我經常沉迷於考據史料和詩歌版本,由此建立可靠的作品繫年和詮釋依據,別有一番滋味;我總是忍不住暗中根據自己寫詩的經驗,對某些詩歌作出審美批判,特別是一些浪得虛名的偽經典,絕不手軟。
我會為了大架構的嚴謹度,忍痛放棄幾個自己喜歡的詩人,留到以後再寫;但我不願意為了性別比重,刻意增加某些屬於女詩人的章節。就詩論詩,不管性別。我最高興的是孤身深入中國學者不能碰觸的禁區,在新疆、西藏、香港三地橫行,愛寫什麼就寫什麼,沒人管得了我;至於馬來西亞的國籍,則讓我超越統獨的意識型態,獲得真正的論述與批評的自由。
這部殺氣縱橫的《傳抄的太陽:中國詩歌史1938-2019》,花了我十八年,講一個八十一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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