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讓／她記得：淺談西歌里德．紐內茲

美國小說家西歌里德．紐內茲（Sigrid Nunez）的短篇小說〈我記得〉這樣開始：

「回想起來，那面目全非的荒涼城市不像回憶，更像作夢。」

一讀就停不下來，作夢似的讓夢境帶著跑。

「許多年來這城市越來越敗壞讓我心痛：殘酷的高樓、堆積的垃圾和震耳的嘈雜、放眼到處俗豔的廣告。

可是現在那些了無生氣的街道帶給我的喜悅讓我簡直愧疚。許多區塊除了我沒有別人，一大片的中央公園屬於我一人。（還有，紅尾鷹，幾乎降落到你腳上的禿鷹。）如果過去我常夢想身在別處，為任何帶我離開紐約的理由而感謝萬分，一旦疫情開始我再也不想離開了。……」

「有手機的人可能想要拍下來分享的一些鏡頭：

「年輕戀人蜷縮在台階上，隔著口罩熱情擁吻。

「一隻普通貴賓犬穿戴了搭配的雨衣、腳套和口罩。（多少我們強加在狗身上的牠們不默默承受？）

「一家封閉了的花店窗戶裡，以前留下來的：招人。必須有點粗淺知識。

「電影院招牌：另一邊見。

「寫作文思堵塞有個屢試不爽的方子，是個我認識的教師給的：以『我記得』開始。確實，每當我見到那些字——不管在哪裡看到——就想讀下去。我最喜歡的書裡，有本就是喬．布萊納德的《我記得》。」

我可以一直繼續到整篇譯出來，捨不得漏掉任何一句。

可是讀下去，漸漸生出越來越強的疑問：為什麼這篇看來分明是散文的東西卻標明是小說？

因為一句接著一句，一段跟著一段，讀來行雲流水，好像是腦中源源而出的印象、意念、感受、記憶——所謂的自由聯想，或是在現代派小說裡常見的意識流。就是一事追隨一事，一個意象帶動更多意象，無心間忽然往事潮湧不絕澎湃奔流。

譬如這段：

「我以喬．布萊納德的書作參考給學生作業練習時，擔心有的學生可能會碰見難言之隱：我記得的事你沒必要知道。所以我建議他們分成兩組，一組記下真實記憶，另一組記下編造的，然後互相交錯。可是，真假總很容易辨認。從用詞我就看得出來。讓我恍然的是，許多真事都和虐待有關。」

看來是作者自己的教書經驗。

又如：

「你所有的著作收齊了在一本書裡——多精巧。多尊嚴。不占世界太多空間。不求太多注意。有哪個作者願意回想，我寫了太多？可是也許大多作家這樣想。多少次讀到某名作家的新作時我想，作家最後的下場實在可悲。（可是，當然，自從我提的那本小說出版以後，她已經又出了新小說集。）」

可不分明是作者最私密的心聲？

然而逐漸逐漸，一種接近小說的氣氛出現了，似乎不再像散文那麼散漫悠閒，而有了一種朝某方向行進的凝聚，像小說趨向某種懸疑。原來句子只是不慌不忙左顧右盼像不急著回家的小學生，現在像使力的肌肉緊縮了起來，集中往一個讀者還不清楚的地方前去。雖然讀起來仍有散文味，但有了內在的張力——我們感覺到其中的神祕和吸引。這是小說。

最後作者簡介裡說明：「本文節錄自作者最新長篇小說《脆弱的人》（The Vulnerables，暫譯）。」這下更不疑有他了。尤其她的小說都是這樣，不像小說而近似散文，直到不知不覺間散文為小說取代，你知道了她在說故事，一個她編造的故事，也許裡面有不少自傳成分，也許幾乎沒有，可是你覺得她用小說技法講她自己的故事。許多讀者都犯這錯誤，不是只我一個。

她為新書接受《紐約時報》記者訪談，攝影師黑白鏡頭下，她灰白短髮貼緊頭皮，一張老婦的臉，濃眉下大眼直視，吊著兩隻眼袋，薄唇緊閉毫無笑容，帳篷似的黑大衣高領框住了下半邊臉。她從照片裡盯出來，目光凌厲。女作者為了打書接受採訪的照片，難得見到這樣面目嚴肅不求取悅讀者的。我想到蜜雪兒．歐巴馬自傳《成為這樣的我》彩色封面，捲曲長髮露齒而笑，低胸白衣性感露出一隻肩頭，風姿有如電影明星，整體設計散發討好市場的氣味。記得初見十分錯愕：身為第一夫人，有必要這樣出賣「色相」嗎？不然何必裸露一肩？相對，歐巴馬的回憶錄封面西裝領帶一絲不苟，幾乎太嚴謹了。不能不問：為什麼男女「包裝」差別這麼大？

可是那篇採訪裡，記者筆下七十二歲的紐內茲非但不嚴肅冷峻，反而談笑親切，一點都不像照片裡的她——謝天謝地！

照片裡，即使是年輕照片，她稍寬的臉總有點奇特，似乎帶了東方味。原來她是東西混血：德國母親，巴拿馬華裔父親。兩人都是移民，父親在醫院廚房工作，她從小在紐約斯泰坦島上的廉價住宅區長大，靠獎學金上了私立的巴納德學院（Barnard College），然後在哥倫比亞大學拿到文學學位。

在巴納德她修了伊莉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開的寫作工作坊。哈德威克是有名的小說家兼書評家，要求嚴苛。一次在辦公室，哈德威克告訴她：「我勉強自己讀你的短篇。真的花了很大力氣。就是讀不下去。實在太乏味了。」

「你能想像嗎？」紐內茲帶了笑意和驚訝告訴記者，好像是昨天發生的事。

「真有那麼糟嗎？但願我記得。可是我學到了很多。」

另一次，她把一次搭計程車的經驗寫成短篇，哈德威克讀了大怒，責備她居然分辨不出短篇小說和趣聞軼事的不同，寫出那樣爛的東西來。最後勉強同意她繼續修課，因為她似乎真心要學。多年後，紐內茲一個短篇在一家小雜誌發表，拿給哈德威克看，得到的反應是：「壞。字字都壞。不值得寫。」

記者驚奇她居然熬了過來，她解釋：

「我想到像哈德威克、蘇珊．桑塔格和維吉尼亞．吳爾芙這些人。她們都把寫作當成宗教，好像是種神聖事物，為了它而做出種種犧牲。愛德娜．布萊恩說：『寫作是種志業，就像做修女或修士。』我那樣覺得，很多朋友也有同感。然而，我認為，現在修純文學的學生不這樣想，他們會認為那太菁英主義了。」

有的作家認為寫作首先需要才華，否則免談。她不完全同意，相信努力也同等重要，或許更重要。你必須一再一再的努力，堅持到底不放棄——她指的是2023年奧林匹克體操冠軍西蒙．拜爾斯（Simone Biles），可是想必多少也有點從自身經驗發言。

我想到自己的寫作歷程，從小時母親鼓勵我讀《國語日報》和投稿開始，到日後一系列國文教師。小學時我的作文總貼在教室後面壁報上，初中倪懷三老師把我叫到教員大辦公室，溫和的批評和指點一篇作文。高一劉積光老師給了我一篇作文生平最鼓舞的評：「文如江河直下，語如萬馬奔騰。」這時我彷彿仍能看見他漂亮的朱紅毛筆字，和厚厚的近視眼鏡下有點書呆氣的臉。大學兩位教授因我期末考答題思路清晰文筆流暢，給了驚人的高分。大學畢業後不走法律前途茫茫，我憑僅有的一點寫作自信先後找到兩個與文字有關的工作，並出了一本童書翻譯。然後出國念研究所，一天心血來潮投稿台灣副刊，一晃黑髮已經半灰。

設使我遇見如哈德威克那樣有失「為師之道」的教師？

可能立刻尊嚴大損而失去自信，未來就此改觀。

我心目中的為師之道，首先來自母親。她是小學老師，對學生要求嚴格，同時充滿愛心鼓勵，對我們子女也一樣。最重要的是講理，絕不高壓強迫傷人自尊。

哈德威克對待紐內茲，正是高壓傷人。紐內茲這麼多年後那句「你能想像嗎？」雖沒任何責怪，卻透露了她當年所受的刺激——震驚加上受傷。因為哈德威克的話遠非「直話直說」，而暗藏了最傷人的輕蔑。

《簡愛》裡有一段椎心的話。當簡愛以為羅切斯特即將結婚傷心至極，儘快在愛爾蘭找到了家教工作。一天她出外散心遇見羅切斯特，他嘲笑她無情等不及離他而去，她悲憤難忍滿腔酸楚不禁傾瀉而出：「你以為，只因我貧窮卑微、沒有容貌又身材矮小，就沒有靈魂也沒有心嗎？……」最後解釋不得不離開的悲痛：「因為我沒遭受踐踏。沒被變成了化石。」

美國諾貝爾文學獎詩人露伊絲‧葛綠珂（Louise Glück）曾當面把一個學生的詩撕碎，作法驚人然不是踐踏。不同在她對學生極好，寬宏而且慷慨，給他們的詩下細密的評。更重要的是，她給予學生應得的尊重。

哈德威克的話讓我想到簡愛話裡包含的雙重踐踏：階級和性別。

然哈德威克的雙重踐踏是另一種：有才對無才，有權對無權？還是合而為一？

沒人有權對任何人那樣踐踏，尤其是教師對學生。

諷刺的是，私生活裡，哈德威克也受到了一個妻子分內可能的最大侮辱和踐踏：名詩人丈夫一再外遇，終於離婚，然後新詩集裡觸目是剽竊她給他私人信函裡的句子（幾年前讀到只覺「斯可忍，孰不可忍」，為她憤憤不平）。不過這些和紐內茲無關。

無疑哈德威克最初的刻薄給了紐內茲相當打擊，可是後來有時她的尖酸也夾帶了有益的指點。也許因此紐內茲一再回去，彷彿拿哈德威克的惡評做磨刀石，最後磨出自己的鋒刃。後來哈德威克幫她進入當時的名文學雜誌《紐約書評》作助理，接觸到許多一流作家，無意中給了她寫作最好的教育，可算大功一件。

其實身為書評家，哈德威克對同代作家一樣苛刻，尤其是對女作家。早她一代已有另一作家薇拉．卡瑟（Willa Cather）持類似觀點，嘲諷她們只會有氣無力的娘娘腔，只有少數幾位前輩女作家如喬治．艾略特和珍．奧斯汀等得她青眼。因了這份自覺，卡瑟寫了幾部史詩似的壯闊長篇，如《我的安東尼雅》、《啊，開拓者！》等，不僅讓主導當時文壇的諸多男性評家刮目相看，更進了經典殿堂。

老實說，很長一段時間我也屬於卡瑟和哈德威克一族，擁戴的是男作家筆下的恢宏浩蕩。直到大約十年以前，我開始發現讀的多是女作家作品，有現代人也有前代人，有小說也有非小說，然不論古今中外，據實還是虛構，就語言創意、洞察人情、諷刺幽默，還是塑造人物、組織故事、駕馭時空，她們無不成就傑出，讀來樂趣無窮，讓我讚嘆不已——原來我們女流也寫得出這麼了不起的東西來！多年來心中累積了一長串這類女作家（紐內茲只是這大家庭最新的一員），一直醞釀寫篇什麼記述這奇異可喜的「發現」。

紐內茲四十幾歲才出版第一本小說，六十七歲以長篇《朋友》拿到國家書獎（2018），並成為國際暢銷書。從開始寫作到能以寫作維生，足足花了四十七年，其間她在文學雜誌或出版社做編輯助理，或是在學校教書、做家教等。收入不多，多年來住在紐約同一公寓，過著如研究生的生活。未婚無子，單身一人，心無旁騖投入寫作——不慕名利，為了寫作而生活，這是她追求的。如她在國家書獎頒獎典禮上致答詞所說：

「我成為作家不是為了追求社群，而是認為寫作是件我可以單獨做的事。很幸運發現寫書能實現那個奇蹟，讓我既能夠遠離世界，又是其中的一分子。」

紐內茲不是自我中心的作家，處理過各種題材，如大流感疫情下的孤兒和虛構的動物傳記等。也不是眼界開闊氣勢恢宏，如喬治．艾略特和薇拉．卡瑟之流的作家。她的小說細微精深，是「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以小見大式的含蓄悠遠。如王國維《人間詞話》所說，境界有大小，然不代表優劣。因此「寶簾閑掛小銀鉤」，未必勝過「霧失樓台，月迷津渡」。正如她的小說，通常不長，積累大量彷彿隨手拈來的細節，逼真生動讓人錯覺是偽裝的自傳或回憶錄，尤其是得獎的《朋友》，連老友都「騙倒」了，以為她真的在自己公寓裡養了條狗。迫使她一再否認，堅持那些故事和角色都是編造的，玩笑說：「有一種技法叫編故事，也許你聽過？」

其實她無意寫自身，寫的絕不是如挪威作家克瑙斯高的《我的奮鬥》六部曲，或如法國首位女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安妮．艾諾的《悠悠歲月》、《一個女人》等自傳小說。紐內茲寫的不是自己，而是平凡人物周遭情事，通過想像探尋背後真義——對她想像比記憶更重要。讀她的小說我總身不由主，為那些看似瑣碎無奇的細節驅策急急看下去，好知道她在說什麼。

她的小說故事性淡是有理由的——她認為傳統小說失去了時代性和原創性，已經過時或即將過時了。她說：「也許在這個反真相的時刻，明目張膽的虛偽與越來越多假借故事來扭曲和蒙混現實，我們需要的是一種個人歷史和思索反省：直接、真實、謹慎對待事實。」

她寫的正是那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