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c／遇見100%的村上春樹幻影

致青春。

假設文青熱愛的《挪威的森林》（Norwegian Wood）是一次美麗的誤譯，讀者無疑不會反對，包括Beatles樂團本人，都同意挪威有一座森林，專屬於村上春樹。越裔導演陳英雄2010年挑戰改編村上《挪威的森林》，結果未如預期。陳擅於處理社會寫實，拍攝純愛顯得刻意。主角渡邊君、直子和綠選角失誤，演繹愛慾病徵遠不如文字具有想像（意淫）空間。《挪威》承載了全球讀者的青春成年禮，也是最困難的文學改編。

致荒蕪。

韓國導演李滄東改編村上春樹短篇小說〈燒倉房〉，拍出他個人影史上代表作《燃燒烈愛》（Burning, 2018）。飾演李鍾秀的劉亞仁，為角色塑造獨特迷離風格，李滄東更以此片擄獲大批台灣影迷。有趣的是，我們都記住了李滄東，卻忘了村上春樹。〈燒倉房〉收錄在短篇小說集《螢火蟲》，導演殘酷刻劃上流社會的荒蕪（無聊到放火燒別人的柴房），對比底層階級的絕望（絕望得只能放火燒人）。小說裡沒有謀殺，至終只宣告一則尋人啟事：「她消失了。」村上式的消失比真實的死亡更為荒蕪。

致亡靈。

《在車上》（Drive My Car, 2021）堪稱近幾年村上春樹最強改編。日本導演濱口竜介幾乎每部片都帶入劇場元素，不僅標誌濱口個人作者性符號，亦賦予文本額外的舞台感。收錄在《沒有女人的男人們》短篇集裡的〈Drive My Car〉，深刻內省成年男女外遇出軌。死亡依然瀰漫，首先是孩子，繼而是妻子。男主角家福透過代駕、駕駛權之交付，衍生各種追憶亡妻的情感療癒。濱口強化契訶夫《凡尼亞舅舅》戲劇排練，各國演員語言交雜，多元國族十分搶戲。敘事線另加入村上短篇〈雪哈拉莎德〉，全片瀰漫「說故事的人」之亡靈氣息。

致資本主義。

最貼近村上原著精神的電影改編，首推市川準的《東尼瀧谷》（Tony Takitani, 2004）。電影值得兩次觀影經驗，第一次看村上小說如何被影像化，第二次則單純看電影。小說與電影各自以適切方式描寫時代、戰爭、父親、家人、愛和孤獨。夢囈般的第三人稱旁白，為電影確立命運般的疏離感。類紀錄片的泛黃照片、穩定平移鏡頭、壓抑的色溫，影迷終於遇見100%的村上春樹。服飾作為資本主義文化符碼，妻子為了衣服（慾望客體）意外身亡，格外地充滿現代性隱喻，宛如一名資本主義殉道者。

致夢。

最新一部村上春樹改編電影，為法國創作人Pierre Földes首度編導之動畫《盲柳與沉睡的女人》（Blind Willow, Sleeping Woman, 2022）。故事出自村上多部短篇，電影重組各個篇章，情節魔幻且穿插動物角色、寫實和夢境交疊，動畫形式為村上打開改編新局，提供文本更豐富的跨域想像。令人驚豔的是，《盲柳》透過繪畫引領讀者至從未來到的國度，我們終於擺脫文字所暗示的形體容顏、敘事場景，徹底解構村上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