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谷芳/史——文史哲一體的核心

一、歷史的民族

談歷史,牽涉史料與史觀。史料是過去留下來的資料,史觀是當事者對這資料之間的因果串連。然而,史料即便浩瀚,事實卻多有流失,史觀更常有歧異,「史實」,嚴格講,只是對事實的一種「逼近」。

然而,不因如此,你就可以貶低歷史的價值。知所從來,也才知所從去。人對自己的認定能更了然,對未來就更有底氣。

正如此,歷史其實是一種「認同」,一種生命的認同,一種族群的認同,只是這認同,必須在不違史料下,有個合理的詮釋,它才能牢固。

認同外,歷史也在鑑往知今。能夠記取歷史教訓,文化才能走得遠。許多所謂天經地義的事,經由歷史梳理,也才知道它是時空發展下的產物。識得此,人就較不「意必固我」。以此,它又讓我們更為開闊。

所以,除了像印度這般以超自然為導向的文明,可以不太「計較」人間之歷史,或歷史不曾有明顯變化的小文化體外,一般文化,尤其是大文明,沒有不重視歷史梳理的,「創造歷史」,甚且還常成為一個時代有否成就的關鍵參照。

然而,雖說歷史在各處都顯現它的重要性,但談中國文化須更談歷史,則因中國是「歷史的民族」。

二、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歷史在中國有它獨特的地位,寫史在中國更有它特殊的意義。

中國人自來重視歷史,根源於它的人間性,人間發生的一切是它「盡乎唯一」的焦點,所以重視歷史。

這裡有個印證:司馬遷的《史記》。

中國人雖自稱五千年歷史,但早先在外人看來,周之前都屬「傳說時期」。儘管《史記》言之鑿鑿,卻缺乏有力實證,畢竟《史記》之成,距商代之亡已有九百多年的時間。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對中國歷史的質疑聲量極大,西方將中國視為後發的「派生」文明,日本更以「堯舜禹湯抹煞說」貶抑中國,作為入侵中國的依據。

但民國17年到26年的十五次安陽殷墟考古,出土了大量文物,根據對出土甲骨文的考證,發現商王朝的傳承譜系與司馬遷《史記》〈殷本紀〉所寫高度一致。千年後還能近乎無誤地寫出千年前的歷史,中國對歷史的重視可見一斑。

重視歷史,司馬遷提到自己寫《史記》是「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在此,「究天人之際」居其首。

重視歷史是人間性文明的必然,人世就是天道的直接反映,而史,則是人們過往軌跡的總結,從這大的時空座標,人就容易看到天道之所在。所以寫史、讀史,正接於天人。

接於天人,在道家,是由此觀透浮沉而溶於大化,「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

在儒家,則「天聽自我民聽」,所謂體得天道,更著重在通透順天應人的古今之變,知興替而正得失。

三、史筆春秋

正如此,儒家重史,更在「史筆春秋」。

所謂「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寫史,在立「春秋之筆」,以匡正價值,合於天道。而到此,歷史就不止於事件之記述,更在於人物之月旦。

「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史家的價值、操守正在於此。中國首部系統性的史學理論專著《史通》的作者劉知幾提及「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其中,史識尤為重要,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如此乃「能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清代章學誠在此又加入了「史德」之說。

總之,寫史須「秉筆直書」,不能「曲筆作史」。中國史書自《左傳》以降,在文章之後都有「論贊」,它是史家抒發臧否的天地,以此讓統治階層能不逾底線,正史筆之大用。

四、官史的落點

統治者以史為鑑,代表作是《資治通鑑》,所寫歷1362年、十六個朝代,卷帙宏大,書名就直接說明了它的功用。

因涉及統治的正當性,官方特別重視修史。唐太宗時,設立史館修前史,此後,修史從私人轉成國家主導。而中國改朝換代多,既有正統、道統之爭,如《明史》般,抹煞前朝、罔顧事實者遂所在多有。看官史,乃須佐以其他證據與觀點,方能不為之所誤。

官史中,儒家史觀有絕對的主導地位,以正偏論斷為價值,一統的天下希望有一統的歷史,中國人視之當然,但其實是一種中國的文化特色。

讀史,要有判讀能力,就須具備更大視野。

更大視野,是有超越於一時一地、一朝一代的格局與胸襟,對史料偏斜、史觀扭曲才能明察。有更大視野,就不能只重政治史,對社會史、文化史更須觀照。

不局限於官史,才能有「成一家之言」的史識,到此,與生命的開闊固能合一,歷史對中國人的重要性也才好彰顯。

五、野史與演義

正如此,官史外,還須談野史。

《隋書·經籍志》:「世有著述,皆擬班、馬,以為正史。」因紀傳體《史記》、《漢書》,以帝王〈本紀〉為綱,故稱正史。隋時詔令國史只准皇家派人修撰,清乾隆又欽定「二十四史」,詔令私家不得增益,此後,「正史」一稱基本就由「二十四史」所專有。但雖如此,「二十四史」公認最好的「前四史」:《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卻都為私人所撰。

正史的官方色彩濃,所以還須以野史參照。中國人喜歡談史,官方一套說法,民間也一套說法,筆記小說又一套說法,要求真,就得比對,這裡既牽涉史料,也牽涉史觀。但老實說,即便擺脫了官方觀點,儒家史觀也始終占著主導地位。

野史包含筆記小說、野老舊談,但影響最大者,則是章回體的演義,在歷史形塑上往往發揮了較正史為大的功能。中國人對東周的主要印象就來自《東周列國志》,而以野史襲奪正史,最典型,影響最大的,則是《三國演義》。

所謂「歷史就是一種認同」,演義就全然發揮了這種作用。

六、史的觀照、詩的感嘆

歷史是一種認同,士人讀史與史官切入就有不同,他以此讓自己更有廣垠的時空觀照、深刻的生命感悟。

中國哲學多帶有歷史哲學的味道,而在此,它並不以思辨為核心,卻是透過對歷史的觀照,作生命價值的寄寓,將歷史的種種匯於一心,作整體而詩性的領略,是「以詩心躍入歷史」,是「史的觀照,詩的感嘆」。所以楊慎寫《廿一史彈詞》,說秦漢是「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龍爭虎鬥漫劬勞,落得一場談笑」。

以此,中國的懷古詩乃特多,常就藉古詠今,甚乃以古人為己,所謂「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心有所寄,古人之事才不只是古人之事,它永遠可以有現前的意義。

七、以史為核心的「文史哲一家」

誠然,在人間性的文明中,生命原較缺乏終極而清晰的「彼岸」參照,若再無歷史的向度,人就會膠著於一時一地,難有延展。

而說延展,牢騷之情原容易讓人溺於與自己情性相接處。真延展,還得關聯於生命境界的超越,所以過去講「士先器識而後文藝」。

器識是生命的開闊格局,是生命的厚實洞見,能如此,關鍵在歷史的觀照,有此,文藝才不致只在唯美幽微中無病呻吟,不致在狂妄自我中浪擲人生;哲思也才不會只是辨證的遊戲、生命的遁逃。

中國讀書人向稱「文史哲一家」,但關鍵還在史,有史,就有底氣,無史,就墮於虛無。

八、不同切入的不同論斷

然而,雖說史的觀照如此重要,但從不同向度涉入,所得也就不同。

例如:從美學而入,宋會被極度舉揚,元在書畫上的成就可觀,明則深刻對應特定情性之生命,但從政治講,這三個朝代皆有一定的局限乃至於異化。而談思想,唐宋固都可觀,但大唐開闊出入,宋則保守排外,是否立於儒家基點,論斷就有不同。

此外,不同面相間的關係原有機而複雜,明代政治黑暗,嘉靖後商業發達,世俗化、個性化、商業化,就成為生命出口,自覺意識導致袁宏道「性靈說」、湯顯祖「至情說」的興起,美學卻也就此走入內心幽微。正如此,談者乃須盡可能地作整體觀。

九、整體氣象之掌握

談整體觀,就特定議題,是指不能只囿於單一向度,例如:談政治,不能只是權力的競逐與起落,還得及於社會史的探究。

但談整體,更在時代特質的總體掌握。有此,才不會但見秋毫,不見輿薪。而串連不同時代,在時空軸上縱觀全局,事物的長短就更清晰,由此,歷史乃成為因果歷然的一條線,作為認同、鑑往知今的作用也才能彰顯。

就此,不能不談歷史氣象。

氣象是中國在論人時,較丘壑、格局更具生氣、更直下的切入。說人有氣象,是指他胸襟開闊,出入不拘,揮灑自在,慨然吞吐。以此,才好應對人生諸相。

人如此,文明亦然。中國的盛世唐代,其風華與開放的文化態度固互為表裡,宋的純化與中國之後的氣象之衰亦有著同樣的關係。而百年來中國第一次走出自己獨大且相對封閉的地理區,面對開放的大環境,也面對一個強勢的大文明,這吞吐氣象的重要性更就不言可喻。

有此,也才能自有主體又得出入,否則,要麼妄自尊大,要麼妄自菲薄,所謂國故派、西化派,原都與氣象無涉。

十、春秋、六朝、大唐

以氣象談中國歷史,與官史、儒家之月旦,結論常就有別。

西周是儒家理想的治世,儒家以之為百代之本。也因此,真論歷史氣象,往往還看一個時代在此百代之本上能有何吞吐而定。

就此,以生命情性之抒發揮灑,具氣象者,一在春秋,一在六朝,一在大唐。

孔子口中「禮崩樂壞」的春秋,其實是中國第一個百家爭鳴、氣象萬千的「盛世」。

春秋後期已出現頗有社會影響的道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陰陽家等不同的學術流派,各有所舉,體用兼擅,尤以儒道法三家影響深遠,儒道更成為後世中國文化的基幹。至戰國中期,更百家爭鳴,但其思想基本也就是春秋的發皇。

春秋的轉變是文化在「挑戰與回應」下的一種激發進展,極致地說,孔子,也是因這發展才反襯出他的價值。

魏晉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直接輕蔑乃至於反名教的時代。正因強調不泥於名教的個體意識,文學自覺與藝術自覺也成為這時代的一個特徵。

魏晉清談具現的,不只是玄學哲思的鋪衍,更是對個人生命自由的彰顯。在此,既有自外於名教的放曠,亦有無視於凡情的傲然,更有臨事不拘的瀟灑、死生契闊的截然。即此,《世說新語》所記正乃世間凡俗生命之所嚮。它也是繼春秋戰國後一個學術繁榮的時代。

唐代是包容開放的時代,與異文化最為交融。但它與諸朝的根柢不同,更在於是儒釋道三家都有一定發展的時代。

在唐,封建科考已成為國家拔材的重要基礎,所考幾皆為儒家之物。六朝綺麗文風至唐韓愈、柳宗元一變,唐詩多述史詠志、感懷遭時之作,儒家在當時猶有一定風貌。

唐皇室奉李聃為祖,道家勢力尤大,詩中詠山林田園者亦多。實修上,此時則是內丹發展的關鍵時期,對後世道家的清靜修行起了關鍵作用。

印象中,談唐就談大乘佛學,但儒道相較於他朝並不稍遜,正如同古琴被高度舉揚是在宋代,但琴的重要發展,如「減字譜」的發明、「雷氏琴」的製作都在唐,知名琴曲《流水》,據信也就是唐的名曲《三峽遊》。

唐因橫跨三家,胡漢交融,其文化輝煌,乃有:長安城、燕樂、唐詩、古文運動、水墨與青綠山水、大乘佛學、禪等廣被諸相的成就,這總總,正是一個黃金時代的外現。

十一、歷史氣象與文化復興

的確,談歷史,不能只談人物之正偏、朝代之興替,乃至於一事一物之探究,更得及於時代之氣象。

春秋,百家爭鳴,不同情性可以各適其位;六朝,既舉生命之獨立自主,的確也將特殊環境下的生命吞吐發揮得淋漓盡致;大唐,諸文化在此交融,對不同生命情性、文化特質皆能包容。相對之下,西漢政治雖有氣象,但稍不及於其他,宋明清皆屬在特定閉鎖下「特化」的時代,更談不上所謂的吞吐揮灑。

談文化復興,時代氣象的觀照是個關鍵,以此既能接於歷史,又好應於當代;既能自有主體,又得開闊出入;於大,固能恢弘文化,於小,亦自彰顯情性。而放諸當代,這種不同於過去的史觀位移則更有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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