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谷芳/胡漢新血的注入

明╱胡樂俑:唐三彩常見胡文化之沁染,從胡樂俑的「馬上琵琶」到後世在「昭君和番」上的琵琶想像,正可以看出胡漢文化在性格上的不同,以此,若無胡文化的注入,漢族這農耕民族能否有其一定的昂揚心性,正是個疑問。(圖/林谷芳提供)
明╱胡樂俑:唐三彩常見胡文化之沁染,從胡樂俑的「馬上琵琶」到後世在「昭君和番」上的琵琶想像,正可以看出胡漢文化在性格上的不同,以此,若無胡文化的注入,漢族這農耕民族能否有其一定的昂揚心性,正是個疑問。(圖/林谷芳提供)

明╱胡樂俑:唐三彩常見胡文化之沁染,從胡樂俑的「馬上琵琶」到後世在「昭君和番」上的琵琶想像,正可以看出胡漢文化在性格上的不同,以此,若無胡文化的注入,漢族這農耕民族能否有其一定的昂揚心性,正是個疑問。(圖/林谷芳提供)

族群的碰撞與融合

許多人以中國自來就是漢家天下,是漢人以其優異於蠻夷的文化所建立起來的「上國衣冠」。然而,只有在絕對封閉的環境中才可能有「單一民族的發展」,而這封閉性,也必使該民族很快到達它發展的極限。就以日本這「基本」屬單一民族的文化體而言,若無大量吸收唐宋文化,近代更得力於西方文明,怕不依然是位處大洋中的前文明聚落。

但在此,中國則較為特殊。中國所處地理區相對封閉,中國文明則是在這相對封閉的地理區所產生的原生性大文明,正如此,它的發展具備一定的獨立性,長期下來,甚且就沉澱出與其他大文明不同的基底特質。也因這地理的相對封閉,它乃長期獨領風騷。

正因長期位居「上國衣冠」,與四方民族又常有緊張關係,宋之後更「嚴夷夏之辨」,談中國文化者乃較少關注族群間的文化往來,若有,也多聚焦中國對近鄰的文化輸出,少觀照其他文化對中國的影響。但其實,去掉這些,中國也就不是當今的風貌。其間的碰撞融合,遠比多數人想像的更為重要與頻繁。

「國族天下」中的

異質因子

先民時代,許多部族就以自己位居世界中央,不同族群間更常存在著緊張關係,甚至為領地、生存,而相互攻伐。

這樣的攻伐在傳說中的黃帝時代已經發生,它是農業文明自身的多元互動,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大規模部族戰爭是黃帝與炎帝的「阪泉之戰」以及與蚩尤的「涿鹿之戰」,黃帝由此奠定了他共主的地位。

《史記.五帝本紀》說黃帝「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指黃帝在打敗炎帝和蚩尤後,巡閱四方,「合符釜山」。此「合符」,被認為不僅是統一符信,確立結盟,更從諸部族圖騰身上各取一部分元素:蛇身、豬頭、鹿角、牛耳、羊鬚、鷹爪、魚鱗,創造了新圖騰——龍。

「北逐葷粥」,則說明了不同「民族」間在當時也已有了戰爭。

「合符釜山」,開啟了部族融合之路,不同氏族既可合為一族,往後在「家國天下」觀念的支撐下,相同模式自然可以繼續複製。後世,這種模式更及於與四鄰非農業民族的融合。

就以維繫「家國天下」的重要紐帶——宗族來說,中國人強調百川同源,說大家都是「炎黃子孫」,所以「家國天下」一體。但其實,中國姓氏有些原本就是外來的,即便漢人的固有姓氏,同一姓中,也可以有不同的民族來源。

這種一姓多元,主要來自賜姓與改姓。賜姓多因政治有功而受封,拓跋氏,唐朝皇帝便賜予李姓。改姓則多因避禍,司馬遷下獄後,同族紛紛改姓,有改馬姓馮者,有改司姓同者。

漢族內部的改姓外,異族因融入而改姓更為大宗。北魏孝文帝改制時,大量的鮮卑族改為漢姓,國姓拓跋也改用元姓;宋時的契丹國姓耶律氏、金代國姓完顏氏,漢化過程中也相繼改為蘇、顏、符、汪、王等姓氏;滿清愛新覺羅、葉赫那拉氏、鈕祜祿氏也有很多改姓金、伊、洪、德、舒的。

講求宗親血緣的姓氏都有如此的異質因子,其他就可想而知。

前期的胡漢碰撞

談民族往來,考古證據可溯得更早。紅山文化的胡人雕像,讓人推論五千多年以前,以遼西為代表的中國與西方已有往來。西元前15世紀,中國商人就已出入塔克拉瑪干沙漠邊緣,購買和闐玉石,同時出售海貝等沿海特產。

商代帝王武丁配偶(婦好)墳塋中有產自新疆的軟玉;陶鬲、絲織品在商周時傳去西方。青銅劍則在西元前一千紀傳入;安陽車馬坑證據也說明馬車技術來自歐亞草原西部。到戰國,中原地區已經存在了相當規模的對外經濟交流。

周代已有「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之稱,周宣王「北伐西戎,東征淮夷,南討荊蠻」,用兵過勤而導致周室衰微,西周之滅就因於犬戎。

也因胡漢關係緊張,孔子肯定管仲,說「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春秋時,齊、晉、秦、楚都已轄有許多少數民族。戰國的趙武靈王更就以胡服騎射壯大軍事力量。

與匈奴的關係成為漢代最重要的國防問題。為求攻伐勝利,武帝派張騫通西域。為求和平,更有和親政策。

大量的胡文化進入中國,主要在南北朝。此時胡人的漢化儘管是更顯性的現象,但「胡化」也相對存在。

後世總將重心放在承襲正朔且文化鼎盛的南朝,但北朝石雕佛像的藝術性睥睨歷代,敦煌、雲岡、龍門、麥積山四大石窟的開鑿營造,都與北朝密切相關。北方的胡漢交揉更為隋唐的開闊氣象做了重要的鋪墊。

隋唐的胡漢競秀

隋唐是胡文化堂而皇之進入中國的時期,出身關隴集團的唐室「女系母統雜有胡族血胤,是所共知」(陳寅恪),唐太宗曾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唐近三百年,共用了二十三名胡人為宰相,為官者更遠大於此數。

唐的胡漢交融,最直接映現在國都長安。長安是當時世界最大的城市,更有以商業區東市與西市為中心的胡人區,胡漢交流密切為歷史之最。

城市生活如此,宮廷藝術亦然。

唐代是中國樂舞最發達的時代,代表性的「燕樂」,合歌舞樂於一體,為迎賓娛樂而設,場面浩大,形式繁茂,胡漢同台。太宗時設有「十部伎」,就有八部為胡樂。唐代最著名的「霓裳羽衣曲」有一說就來自婆羅門。

唐代有歷朝最大的樂官制度,玄宗時立有教坊與梨園,皇帝親為梨園教席,樂官多達數萬人,精者盡在燕樂,音律不精者才降級入奏「禮樂」。

唐在音樂文化上融合的景象,正是當時整體文化樣貌的具體投射。

敦煌遺產

然而,西域與大唐密切的經濟文化關聯,後世很長一段歲月卻被忽視。

因忽視導致遺忘,典型例子在敦煌。二十世紀初,因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法國東方學家伯希和的「文物掠奪」,才讓世人重新認識到它的存在。

敦煌是西行入大漠的最後一站,也是東來中土的第一站,在此商賈、旅人、求法者將自己命運寄諸佛菩薩,成就了璀璨世界的洞窟藝術,其中一些作品固臻歷史巔峰,總體更反映了不同時代的佛教信仰與胡漢交流。

絲綢之路的往來是全面的。中國由此輸出絲綢、瓷器、金銀器等豪華製品,許多人認為造紙與印刷術、井渠技術及穿井法也由此西傳;輸入部分則更為豐富多元,這裡有珠寶,有葡萄、苜蓿、石榴、胡豆、芝麻、胡瓜、大蒜、核桃、香菜、胡椒、胡蘿蔔、菠菜、棉花、西瓜等農作物,藝術更是其中的亮點。當然,最重要的,是佛教的傳入。伊斯蘭教、景教也在此時進入中國。

而通婚,更直接讓中國的人種基因產生變化。

唐代是胡漢和平往來的巔峰,某種意義上,也是歷史上唯一的一次,它與唐代的繁榮開闊,互為因果,開啟了中國公認的盛世。但對唐代,後世的了解也常片面。

宋的夷夏之辨

所以如此,宋是關鍵。

宋是漢本土文化復興的時代,舉凡周之後傳來的東西盡在擯斥之列。隋代,有些胡樂器已參與禮樂,唐太宗以「梁陳盡吳、楚之聲,周、齊皆胡虜之音」,命張文收等人「為之折衷」,作《大唐雅樂》。

宋則只強調復古,盡去雅樂中的胡樂器。朱熹就以「唐源流於夷狄」。歐陽修與宋祁編修的《新唐書》,去掉了《舊唐書》千餘筆的佛教資料,找不到「玄奘」與「一行」的記載。玄奘是西行求法的「歷史一人」,一行則是真言宗傳持八祖之一,唐「大衍曆」的修編者。相對於此,卻轉錄了韓愈文16篇,包含無奇偉事蹟,縣尉石洪的墓誌,清代史家錢大昕就批評收此「諛墓之文」。

宋徹底的漢文化本土運動,是儒家自覺長期被「壓抑」後的反彈。

說自覺被壓抑,是因魏晉南北朝到唐,儒學仍是朝廷正統的意識形態,儒家並非如儒者感受般的邊陲。然而,既以道統自居,魏晉的玄學發達、隋唐的佛學興盛,就是種不能接受的貶抑。這貶抑從魏晉到五代長達七百年,有機會反彈,力道正可想而知。

這反彈,映現為宋的本土化運動,其大者,在官方有禮樂的回復周制,哲思上宋儒的闢佛,史學上官史的去胡。

民間的融入——

以琵琶為例

然而,官方如此,民間卻不然。文化的融合滲透到生活,日用之事如食物、香料、胡床、胡服,並不會有意識地去排斥。即便與精神層面相關,只要不讓它進入廟堂,也就能在生活中「自然」存在。琵琶正是個例子。

琵琶是胡樂中國化的結晶,與琴分庭頡頏,唐琵琶音柱僅四柱、橫抱、撥彈,明琵琶則十三柱、直抱、「廢撥改彈」——以手指彈奏,琵琶由此成為中國指法最複雜的演奏型樂器,武套經典《十面埋伏》據信在明代就已完成。這種「本土化」的發展過程合該大書特書,但從五代到明,約四百年間,琵琶的發展卻完全不見記載。但不載,並無礙於它發展的事實。

四鄰民族對中國文化的

不同注入

宋的純化,使後世忽視了四鄰民族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就此,因族系多元而分散,南方民族的沁入常具地域性,主要增添文化的多元色彩。楚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親鬼好巫、浪漫主義,與中原文化明顯有別。

北方遊牧民族對中原的影響則較直接而全面,「南下牧馬」,甚至建立國家,五胡十六國、元代、清代外,還有朝祚較短、版圖較小,五代十國中的後唐、後晉、後周、北漢。

影響有實質的,有心理的,實質的是朝代的更迭、疆域的調整、風俗習慣的引入。心理的則是,北方民族「入侵」成為農耕文明被迫調整自身體質的一種「刺激」,由此,有昂揚心性的激起,也加強了漢族的我族意識。

北方民族的影響主要在政治軍事,西北民族的影響更多是文化輸入,其最大者就在佛教。

佛教的傳入

佛教的傳入,是中國近現代前唯一一次較深地面對另一個大文明。從基底的宇宙觀到實際的歷史進程,印度所建構、認知乃至於接觸的世界都較當時的中國為廣,佛教能影響中國,這也是個原因。

歷史上,譯經師許多是異域人士,鳩羅摩什所譯經典,如《金剛經》,更為後世所依。異域行者如佛圖澄等則依其行持,讓大眾起信。

佛教的影響是全面的。修行上,它刺激了道家全真的「仙佛合宗」;超越性上,它補足了中國人間性文化的不足;哲思上,它建構的宇宙觀、生死觀拓寬了中國生命的向度;文化上,它成就了與儒道鼎足而立的佛教文化;佛教藝術外,它又以禪思浸染了文人的作品意境;語言上,中國聲韻系統的建立就與其有關;白話文的發展它是前導,它的講唱又影響了戲曲的形成。

從「胡漢」到「中西」

的轉變與調整

總體態勢上,中國之完成,是以漢為主,以胡為副,所以說「中國文化是以漢族為主體,多民族共構而成的文化體」。歷史上中國總自居「世界中心」,但鴉片戰爭後則有了根本改變。

面對海權、工業文明的西方,中國處處居於劣勢。當輸出變成輸入,核心變成邊緣,「胡漢」這歷史用詞已不適用,取而代之的是「中西」。

這波「中西」接觸,為何中國會丟盔棄甲,論之者眾。就此,「嚴夷夏」的保守態度是其一;文化極具特質性,與其他文明的融合不容易,亦是其一;歷史中,中國並不曾有過類似經驗,又是其一。

正如此,以中國為世上唯一綿亙逾四千年而不絕之文明而自傲,仍是當今常見的論點。

綿亙不絕是事實,但中國文化既長期在相對單一的環境中成長,亦難免於演化上「物種特化」的困境。相對的,儘管西方文明,從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希臘、羅馬一個個在歷史中消失,但這消失,卻正是一次次文化碰撞融合的結果,西方也就在這一次次的文化碰撞融合中壯大。這是一個必須跳脫過去「胡漢」層次才能照見的問題。

然而,即便只談「胡漢」,我們也仍可看到,中國歷朝版圖侷促時,總高舉華夷之辨,比如東晉、劉宋、南宋,其結果反常令自己愈形緊縮;版圖遼闊時,則較少嚴華夷之辨,如秦、漢、隋、唐,由之且益添風華。以此,對外來文化的態度既始終影響著中國的歷史氣象,面對前此未有的困境,要封閉或開放,正不言自明。而在此,如何重新觀照自己的立基,以做出應有的位移,正是我們面對衝激時必要的一個切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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