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儀萱/一蓑煙雨任平生——朱嘉雯主講「蘇軾詞中的生活美學與生命境界」

朱嘉雯(前排右二)和與會來賓合影。(記者潘俊宏/攝影)
朱嘉雯(前排右二)和與會來賓合影。(記者潘俊宏/攝影)

2003年迄今,台積心築藝術季走過第二十年,今年的主題為「詠嘆青春」。究竟何為「青春」?台積電文教基金會執行長許峻郎答道:第一,是台積心築藝術季作為廣闊的藝文舞台,讓新生代藝術家的才華廣為人知;第二則是心態上的青春,正如「」系列講座所談的幾位偉大詩人--蘇軾、陶淵明、辛棄疾、杜甫。這些耳熟能詳的名字,其實早已離我們遠去,但是他們的創作與精神,至今仍雋永深刻。

「今天是一個特別的日子。」主持人蕭詒徽接過麥克風。農曆四月初一,清和節。宋朝詩人楊萬里曾在〈三月二十七日送春絕句〉寫:「只餘三日便清和,盡放春歸莫恨他。」清和的意思是,春天剛剛離去、夏天正要開始。假使蘇軾今天親臨現場,他或許會想起在四月離世的父母親。不過,在世人的印象當中,蘇軾大概也不會因為這樣的事實面露悲色,而是用曠達的態度面對低潮、一如既往地瀟灑。清明和暖的四月,眾人齊坐在清華大學名人堂,由朱嘉雯老師帶領我們窺探蘇軾的生平故事,與這位傳奇詩人一同悲歡。

與第一名擦身而過的那場考試

時空間拉回一千多年前的北宋。那年進士科舉,論試題目是〈刑賞忠厚之至論〉,蘇軾在文中闡明以仁為本的治理方針:「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在賞與不賞間選擇重賞;在罰與不罰間傾向不罰。這也側寫出中國人慣於預留轉圜餘地的思考方式——因為過於仁慈仍不失為君子、執法過當就可能流於殘忍。

蘇軾的文章道藝相合、一鳴驚人,主考官歐陽修看見以後欣喜非常,卻誤以為出自弟子曾鞏之作,為了避嫌,便將蘇軾評成了第二名,蘇軾因此與第一失之交臂。那篇文章中,蘇軾還引用了一段仁政治國的例子:「當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孰料,就算考官歐陽修查遍典籍,也不知道那段典故的出處,問他,蘇軾只答了一句:「想當然耳。」蘇軾的膽識與想像力,在這場應試中表露無遺。

朱嘉雯反問:「例子可以不是真實的嗎?」如果國家考試的話,好像應該要是真實的例子比較正確。但是我們的古史、漢書裡面有多少真實性呢?司馬遷在《史記》中,也經常寫「想當然耳」。想像力讓蘇軾可以用更廣闊的胸襟去面對人生的挫折,而這種特質,也被朱嘉雯視為文學家最重要的能力。

朱嘉雯談起她的理論——我們都生活在巨大的虛構場域當中,人生除了虛構沒有真實。人在敘述事情時,一定會有取捨,我們通常只會記得最喜歡、或是寧願相信的那一段。在記憶不可信賴、也沒那麼準確的前提下,人們經常在談話中編派了一整天的流程與活動,移花接木、加油添醋,聽起來活色生香也自我麻痺,足以說服他人和自己,今天是充實的一天。人們因此形成一個說故事的整體。所以朱嘉雯認為,虛構是可以成立的。而蘇軾即興地在國家考試做程度上的虛構,除了展現他的率性,也耐人尋味。

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朱嘉雯教授。(記者潘俊宏/攝影)

家教與身教

朱嘉雯話鋒一轉,問台下來賓:「你們有沒有想過,怎麼樣才算是給孩子足夠好的教育和陪伴?」

朱嘉雯用〈天石硯銘〉的故事,談起蘇軾的家庭教育。蘇軾十二歲那年,與朋友四處跑跳玩耍,不經意撿到一顆奇異的石頭,形狀似魚、溫潤剔透、敲打時鏗鏘有聲。便把石頭拿回家與父親蘇洵分享。蘇洵道:「是天硯也。有硯之德,而不足於形耳。」何謂硯之德呢?世人熟知的文房四寶,毛筆的表現力往往最受人注目,其次是墨水,再者是紙張,似乎硯台的存在感最為寡淡。然而,硯台必須承受所有壓力、任他者在自己身上千萬次摩擦,即使如此,它也甘願默默付出,有「成功不必在我」的潛在之德。

〈記先夫人不發宿藏〉也記錄蘇軾之母程夫人的身教如何影響晚輩。某日,眉山的蘇家古宅發生一件異事,一個丫鬟在熨燙綢緞時,忽然一腳陷進泥地中,將地挖開,竟有一個甕。丫鬟與其他僕從都很興奮,猜想甕裡藏有真金白銀,急著想要打開。此時,程夫人走了出來,淡然地命人將甕埋回去。說:「雖然甕是在蘇家挖到的,但如果不是屬於我們的東西,一分一毫都不要拿。」

嚴明的家教與身教,造就了蘇軾厚德載物、淡泊名利的人格。也讓世人得以反覆省思,在家庭功能外包的現在,該如何給予孩子真切的相處時光,並教導正確的價值觀念。

何以為文人?

文人等於文化人嗎?朱嘉雯將頭偏過一邊,笑容令人玩味。她認為,今日所談的「文化人」與古代一無所有的「文人」,在概念上有很大的不同。文化人是怎樣的呢?她開始點名——許執行長以及主持人詒徽是文化人,無庸置疑。但是,蘇軾是文人。文人的地位是崇高的、不可動搖的,代表某種生命追尋的價值與品味。文人是某種我們渴望達到的生活標的、是自成一格的品牌。而在今天的社會裡,你大概很難再找到這樣的人。

蘇軾之所以為文人,還要從東坡肉談起。彼時他謫居湖北黃岡,使用了「富者不肯喫,貧者不解煮」的豬肉,做成了一道千年名菜,讓世人趨之若鶩。因為「東坡居士」之名,不管是文化上還是經濟上,豬肉從此被賦予了更高的價值。朱嘉雯笑談:「這就是文人,難能而不可貴。比如墨水,其實只是拿著墨條在石頭上磨一下,但是〈寒食帖〉卻創造了極高的藝術價值。花很多的錢創造很貴的東西沒什麼了不起,能夠從不起眼的事物創造它的高度跟品味,才是我心目中的文人。」

第二是,蘇軾擁有建構自我快樂的能力。對大部分人來說,悲傷與苦痛的存在感總是遠遠大於快樂,人們沉溺於渺小的哀傷,卻要莫大的喜訊——好比考上第一志願、股票上萬點,才會短暫地感受到喜悅存在。被貶官至海南時,蘇軾自覺已無歸期,只帶了一個兒子,外加一口棺材南行。在惡劣匱乏的環境下,他開始注重養生,也就是〈謫居三適〉中的「旦起理髮」、「午窗坐睡」、「夜臥濯足」。朱嘉雯說,假使你能夠因為這樣的小事而欣喜,那麼人生中的快樂就會變得廣泛。這種能力也許與生俱來,與他通達、浪漫、率性的特質有關,或者,需要累積一定的閱讀量、達到某種程度的涵養,才能變成無入而不自得的人。從這個角度看,我們才會明白他的高尚與可貴。

回看蘇軾起起落落的一生,有太多故事無法一一細數,朱嘉雯最後以〈赤壁賦〉的「月有陰晴圓缺」,為蘇軾的生平下註解——他也只是一介凡人,然而,蘇軾之所以能夠曠達自若,是因為他總能從不同角度看待命運,在自我圓融的過程中,得到某種救贖與平靜。

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朱嘉雯教授。(記者潘俊宏/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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