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青／化身園丁的蜜蜂（上）

一般作家，能夠獨善其身，力求作品精深典雅，質量均豐，就已是鳳毛麟角，世間難得一見了，遑論能在行有餘力之際，樂意耗時費事，既甘心大方沾溉同儕，又情願伏首提拔後生，進而捭闔縱橫，兼善天下者，更是百年未必能遇，千年亦屬難得的人物。

作家中，尤其是詩人，多半自我中心成癖，意象音韻，一拳在握，天地自成，雖然身處現實俗世，但卻習慣睥睨一切，全都視為腳下凡愚，不是庸材，便是蠢物，根本不屑一顧。尤有甚者，喜歡不分敵友，一律奉上橫眉冷對，絕難有作品作家，入其法眼。

值此新詩及新文學運動已超過一百多年的今天，若要推舉一位詩人作家，能夠自渡渡人，並以文壇藝壇為文化己任者，非五年前辭世的余公光中先生（1928-2017）莫屬。

我們可以形象化的說，光中先生是一隻化身為園丁的蜜蜂，他不僅在自己的園地裡辛勤工作，釀造蜂蜜，出產蜂蠟，讓感性的甜美與理性的光輝，顧盼生姿，相互發光發熱，而且還願飛出自己的花園，在藝文的大植物園裡，義務充當園丁，推崇前賢，欣賞同儕，鼓勵後進，光大詩壇。五十年來，同輩推崇他為詩壇祭酒，後輩尊敬他為文壇領袖、藝壇導師，可為名至實歸，毫不誇張。我們看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幾種現代文學大系，總序都敦請光公先生執筆，便可明白。

以推崇前輩而言，余先生最為人所樂道的是他對業師梁實秋先生尊重與感懷，有厚厚一冊近六百頁的祝壽文集《秋之頌》（1988）及《雅舍尺牘》（1995）可以為證。而晚生如我，之所以能於秋翁先生退休之後，親炙受教於「雅舍」門外，也是完全拜光公引薦之賜。2017年春，我在台北舉辦七十回顧展，九十高齡的余先生，由夫人女兒陪同，專程從高雄北上，觀畫品評，指點鼓勵，合照留念，不料，竟成絕響。（圖）

至於他與前輩「文敵」紀弦（1913-2014）和解的過程，也令人十分動容。余先生八十九歲時，撰文回憶當時為反對紀老提倡「現代詩是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雙方因而大打筆仗的往事，坦言「藍星詩社」同仁「對紀弦『飛揚跋扈為誰雄』的霸氣，不甘認輸，我在中央副刊上發表了一首詩加以諷刺。同時《文星》雜誌也提供了寶貴的篇幅，讓詩人們爭議新詩西化的問題。其實，不久紀弦偏激的主張，也透過他主辦的《現代詩刊》影響了我。同時，《現代詩刊》也一直對我有惡評。過了很多年，紀弦遷居去美國西岸，曾經領了我遊覽舊金山，完全忘記了和我交手論詩的舊事。老來我們重逢，他完全看不出有什麼芥蒂，閒談之中，有時興奮的像一個小孩」，接著他筆鋒一轉，談到讀紀老晚年文章〈一隻鴿子〉的驚喜：「他的文體全然變了。以前在台北鼓動現代主義風潮時，他慣於文白夾雜，會寫出『乃有我銅山之西應』一類的句子。暗暗引起吳望堯的仿效。〈一隻鴿子〉全用白話寫出，生動地描寫他跟一隻鴿子的交情，令我非常感動。至此我對紀弦的看法全面改觀，肯定他是一位不失赤子之心的老頭。」

余先生大概不知道紀老在《紀弦回憶錄第三部──半島春秋》（聯合文學2001）中，也不無感慨的平靜提到此一世紀重逢：「『華美經濟及科技發展協會』一九八五年年會在舊金山舉行，由夏祖焯主持的文學組，邀請余光中、鄭愁予……主講。我也前往捧場，於休息時間，就和光中、愁予約定，次日中午，請他們二位到『湖南又一村』去小酌，聊盡地主之誼……多年不見的老友，重逢於海外，自是十分愉快，免不了多喝幾杯。被稱為『四大飲者』之一的鄭愁予，舉杯一飲而盡，那氣派，還像當年在台北時一樣。而余光中，頭髮已有點灰白了。」科技界的夏祖焯不是文學圈外人，而是何凡、林海音的長公子，故有此一「世紀之邀」。那年，瘦高又高壽百歲的紀老，年齡七十有二；略矮而清臞燦鑠的光公先生，五十有七，在人生的馬拉松上，紀老仍不愧為現代詩一馬當先的領頭羊。

至於在同輩詩人之間，余先生成人之美的評論最多，最膾炙人口的是他分別在1958及2011年對瘂弦（1932-）詩作的評價讚美，1978年對洛夫（1928-2018）後期詩作的激賞稱道，1990年對周夢蝶（1921-2014）詩境的剖析推崇。

當年周夢蝶拒絕接受中央日報文學獎的終身成就巨額獎金，並謙稱自己詩作還不夠好，幸喜余光中及時以〈一塊彩石就能補天嗎？〉一文，作周夢蝶詩境初窺，挽回了周公對自己作品的信心，從而欣然接受了那個大獎！

里爾克說過：詩人就像天鵝，在岸上時步態蹣跚可笑，但入水後就雍容高雅了。可見詩塘之水，是詩人自信的泉源，不可須臾離之。

瘂弦是「藍星詩社」競爭者「創世紀詩社」的主將，余先生不吝多次跨社為文讚美。「創世紀詩社」另一大將洛夫，曾嚴厲批判余先生的長詩〈天狼星〉，余先生也立刻為文駁斥，然反思過後，又從善如流，修訂舊作，繼而又在適當時機，為文稱頌自己昔日的詩壇死敵，公私分明，令洛夫啞口無言。至於在「藍星詩社」的同仁中，周夢蝶雖然年紀較長，但卻尊稱余先生為老師，於言詞進退之間，執禮甚恭，二人相交，充分顯示了文人相重之情，傳為佳話。至於他對其他文類名家的稱讚，更是不勝枚舉，無法在此盡數。

余先生對學生及年輕詩人的鼓勵，更是不遺餘力，恩澤廣被，受益的青年詩人不少。以學生而言，其中最為人所傳頌的是女學者詩人鍾玲（1945-）在念研究所時，針對老師在《純文學》（1967年3月號）發表的〈火浴〉一詩，寫作論文，勇敢指瑕，結果投稿遭退；於是，她斗膽將文章面呈老師；不久，八月號《現代文學》將該文刊出；次年，修訂版的〈火浴〉，又重新在《現代文學》發表。師生如此互動，一時傳為美談。他對學生詩人方莘（1939-）的肯定，更是為大家所豔羨，〈震耳欲聾的寂靜——重讀方莘的《膜拜》〉一文既出，立刻獲得當時許多《現代詩論選》編輯重視，選為重要現代詩批評文獻。

至於在提攜後輩詩人上，最有名的，當然是1968年他評介方旗（1937-）自費出版的處女詩集《哀歌二三》（1966）。事實上該書剛問世，就有「笠詩社」的知名評論家，及時在《笠》詩刊上發表書評。然而該文舉例平淡無奇，無甚可觀，立論也穩妥保守，毫無亮點，徒然敷衍一些詩筆很有潛力，假以時日或可成家之類的陳腔濫調，教人讀罷，胃口為之索然。

等到余先生的評論文章〈玻璃迷宮〉一出，選詩摘句，無不精采萬分，分析解說，鞭辟細微入裡，褒貶評價，鐵口斬截直斷，全文充滿了慧眼雋語，譽揚之論，更是擲地有聲，令人不得不對方旗刮目相看。文章甫一發表，立刻使薄薄一本《哀歌》，成了熱門奇書，惹得愛詩者爭相搜求，變成詩壇罕有的奇珍。

期待禮尚往來，本是人之常情，余先生也不例外。但受到他主動為文譽揚的詩人作家，多為狷介之士，泰半遙拜心領，卻吝於公開回應，深恐招來相互吹捧之譏，遂令余先生在熱情揮筆後，有些悵惘無奈。不過，雖然明知結果如此，但他仍然一本初衷，不改主動仗義拔刀的俠氣，從無抱怨之詞。直到他年屆九十時，才不經意的對我透漏，曾經遇到過方旗的哥哥，當面對他解釋說，弟弟是個怪人，跟誰都不應酬來往。難怪余、方二人，從未通信，更別提見面了。

至於對周夢蝶的反應，余先生在夢公過世之後，忍不住調侃了幾句：「就這麼，粗茶淡飯，不求聞達於富貴，他過著獨立而自由的日子。不過他雖自由，卻不寂寞，而與女弟子們的通信，倒熱鬧得很。我先後贈他好幾首詩，外加一篇短評（〈一塊彩石就能補天嗎？〉），他卻有收無答。於是我終於向他抱怨，為什麼『重女輕男』？弦也曾對我笑語：『夢蝶是最浪漫的詩人。』儘管如此，他仍是紀弦以下最艱苦卓絕的詩僧，粉絲之多，不可思議。」

話說1971年，余先生第三度應美國文教界邀請，講學近二稔，載譽返回闊別的台灣。他非常關心詩壇最新發展，尤其是青年詩人動態，於是向當時影響最大銷路最廣的青年雜誌《幼獅文藝》主編瘂弦，打聽情況，希望能推介認識藝文新秀，以便約見鼓勵。碰巧，那兩年，我在瘂弦的賞識下，接二連三，幾乎是以連載的方式，在《幼獅文藝》上，大篇幅發表長短習作，弄得文壇為之側目，同儕驚愕連連。惹得洛夫不悅，多次致函瘂弦，警告不可如此縱容新人，要求立即封殺。瘂弦為了維持朋友和諧，無奈同意；為表補償，他特別安排，推薦我去見余光中先生。

當時我在軍中服役一年，剛剛退伍，一面在民權東路一家國際進出口貿易公司上班，一方面在南海路美國新聞處台北圖書館中，查閱資料，準備出國留學。余先生居住的廈門街，距南海路不遠。知道瘂弦推薦我去拜望余先生，便立刻以電話聯絡時間，依約登門拜訪，一見相得投機，晤談甚歡，欲罷不能。

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我，說到興起，不禁高談闊論，從中外詩文繪畫到搖滾巴布‧迪倫（Bob Dylan 1941-），還有梅蘭妮（Melanie Anne Safka-Schekeryk1947-），滔滔不絕，毫無禁忌。緩聲溫語的余先生，見狀並不以為忤，靜靜頷首，興趣盈然以對。不料如此會面的過程，竟成以後見面晤談的模式。現在想來，實在太不應該，耽誤了多少面接教言的機會，錯過了無數領略機鋒的啟悟，真是太不更事，當罰面壁。

●註：余光中〈Chinese Poetry in Taiwan〉（Free China Review, July 1972）；〈一塊彩石就能補天嗎？周夢蝶詩境初窺〉（中央日報副刊1990年1月6日）；〈天鵝上岸，選手改行──淺析瘂弦的詩藝〉（聯合報副刊，2011年6月13日）；〈用傷口唱歌的詩人──從〈午夜削梨〉看洛夫詩風的演變〉見《分水嶺上》（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81）。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