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跟台灣一樣也有客家人？加爾各答移民故事及手藝

文、圖_黃偉雯/旅讀

去年八月在桃園青埔舉辦的「世界客家博覽會」，當我走進世界館欣賞世界客家華人移民故事時，策展布置從印尼、馬來西亞開始，直到一張大大的牛皮格外吸引目光，展區主題寫著「孤島客家」，訴說著加爾各答的客家華人故事。我參觀這個展區許多次，好幾次在展示台旁聽到有人說：「哇！印度也有客家人，真想不到⋯⋯」

雖然台灣有四百萬左右的客家人，但能好好地說關於客家故事的機會並不多。基於對這個地方的熱忱，在世界客家博覽會上一有機會，我都會跑過去主動閒聊，然後一些操著標準客家話的長輩便加入談話陣容，就這麼捕獲野生印度客家人本尊們，繼而相談甚歡。

原來早就有這麼多客家鄉親生活在我們四周，只是身處台灣的我們很少覺察到。作為來自桃園的客家細妹，我總覺得印度客家人的故事應該要被繼續寫下去，讓更多人知道才是。

從原鄉到加爾各答

說起「客家人Hakka」這個名詞，自古以來就是一部血淚交織的歷史。千年以前，因著戰亂等歷史因素由北向南不斷遷徙，「移動」對於客家人來說，彷彿被寫進了基因裡面，一旦安身立命的家園遭逢變故，為了子孫及未來，再次的移動絕對會是解決現況問題的解決之道之一。

清中葉以來，因為中國人口上升、耕地面積不足，各地掀起了移民潮。山東一帶的會嘗試去「闖關東」、陝西、關中一帶的會去「走西口」，當然有很大一部分住在福建、廣東一帶的人，因著地利之便選擇「下南洋」，還有不少則是選擇渡過「黑水溝」來到台灣。這些歷史我們或多或少透過課本或是影視戲劇略知一二，但對於前往「印度」的這部分，留下的資料卻少得可憐。

加爾各答在十八至二十世紀間，長達一百四十年，作為英國東印度公司統治印度至英屬印度直轄時期的首都。在那個年代，海運是最便捷迅速的一種交通方式，此時，瀕臨孟加拉灣的加爾各答，便成為英國大量向中國購買茶葉與絲織品的重要中繼，而其中長期的貿易逆差，就必須透過私賣鴉片來取得平衡。因此，英國透過孟加拉到加爾各答這條走私路線，成為治理南亞的一隻金雞母，既有物品貨暢其流，就會促進人口的移動。來自中國東南沿海的華人就在這個商機下，前來尋求新天地。

開印祖：楊大釗

有可能，第一個到印度開墾的華人並非客家人。有一說是來自廣東中山縣的楊大釗，據說他於一七七八年從胡格利河口上岸，並與當時的英國總督簽下了合約。當時英國人亟需擅長種植甘蔗的勞動力，面對楊大釗的提議，英國人就讓楊大釗牽著一匹馬，在有限的時間內牠能走多大範圍，這些地方就租借給楊大釗及其帶領的華工們耕種。這樣類似「圈地」的故事，在各個地方的移民歷史都不陌生，但也因為這樣，我們可以說這位楊大釗成為印度華人移民的「開印祖」，他圈下的土地，在今天當地人稱為阿釗坡（Achipur）。

就像許多來台發展的祖先，我們會說「唐山祖」，意味雖然沒有直接血緣關係，但在異鄉飄零的人們，迫切需要一股凝聚的力量，因此會找一個知名人物作為共同的祖先。這位楊大釗的墓就坐落在胡格利河口，每年農曆新年期間，加爾各答的華人大概會在初四之後，找一天全家大小帶著食物和祭品，開車來到距離加爾各答市區約莫兩小時的阿釗坡掃墓。

印度客家式團拜走春

二〇二三年的大年初六，我有這個機會搭著當地華人便車跟著他們去掃墓，這是一趟很奇妙又略帶衝突和熟悉感的行程。

首先我們來到一座伯公廟，伯公廟有類似土地廟的含意，在加爾各答定居的華人後代集資在阿釗坡蓋了一間伯公廟，尊稱為「塘園伯公」。可以想像在略帶荒蕪的河口，遠處可能有些煙囪，代表還有幾間零星的小工廠，這裡卻有一爿維護得很好的伯公廟，寫著中文對聯，印度人幫忙指揮停車、準備茶水。在這裡聊天是完全客語的環境，海外歸來的年輕華人即便不會說中文，卻還是操著一口流利的客家話，圍著老人家們要他解籤──只因籤詩上的中文他們看不懂。大家熱絡地張羅祭品，然後燒紙錢、放鞭炮，一切的一切，要不是旁邊不時出現的印度小哥，簡直和過年期間回到自己桃園平鎮鄉下拜拜是一個模樣的場景。

之後，有的人會選擇步行半小時或是開車數分鐘，來到河口的楊大釗墓，再一次祭拜上香，其間或會搭配印度人拜神慣用的金盞花花園──又是一個強烈的中印文化衝擊！甚至還有印度人事前蒐集好串成一綑一綑類似艾草的植物，拿來賣給華人，說是給新生兒洗澡可以避邪驅蟲。最後大家會來張大合照，復又回到塘園伯公廟，開始吃吃喝喝聊天。

這一輪下來，彷彿是加爾各答華人專屬的走春活動，也是開春和親友團聚的美好時光，在這裡定居兩百年的華人，早已和當地人產生相當的默契。

靠著皮革安家：手藝與心態決定一切

楊大釗建立的蔗園與糖廠生意，在他去世之後開始沒落，但先前建立起的基礎，讓許多華人依舊願意前仆後繼地前往印度賺錢。為了抵抗英國殖民，當時的印度有為數不少的抗英行動，反觀華人因為沒有政治立場只想賺錢回家，更容易獲取英國人的信任。加上華人的手藝與種植能力，因此有一部分華人再被英國政府移往印度東北的大吉嶺與阿薩姆一帶種茶，還有一批則是做木工、做家具。

另一個讓華人賺得盆滿缽滿的就是皮革業了，據說全盛時期，幾乎得用上整船的鹹魚只為掩護一箱箱的金條，運回家鄉過好日子。為什麼呢？眾所皆知印度有所謂的「種姓制度」，加上印度教的信仰，聖牛作為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濕婆神的座騎，自有其神聖地位。偏偏標準的英國紳士造型是亮錚錚的皮鞋、低調卻富有質感的皮製公事包，那麼當絕大多數印度人不能成為皮革業勞動力的時候，這項獨門生意又成為華人的囊中之物。

然而，揉製皮革是一項重度污染的工作，因此從事皮革產業的華人們轉戰至當時尚處加爾各答郊區的塔壩（Tangra）進行，使這裡成為另類的淘金之地（當然也需要承載空氣汙染、土地汙染，髒亂以及社會觀感不佳的原罪）。在印度教為主的社會底下，華人只能低調賺錢，並且聘用種姓底層的印度勞工，在塔壩這個小天地裡生活，進而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打造出「客家人在印度」的皮革王國。當地所生產的皮件，會運到加爾各答市區的舊中國城（Bow Bazzar）販售。

最後的客家，新一波的移動

好景不常，關鍵變革是一九六二年的中印邊境戰爭，加爾各答的華人成為替罪羔羊，其中一部分的華人被迫帶往西部拉賈斯坦邦的德奧利集中營（Deoli）限制自由長達數年。經此波折，原來尚未有普遍「國籍」意識的華人，開始被動地承認自己是印度公民，從而獲得申請護照的資格，移民他鄉──承認自己是印度籍，卻是為了要拿到另一個國籍／居留權，這是半個多世紀前不少印度華人的共通寫照。

到了九〇年代，環保意識抬頭，加上加爾各答市區擴大，原為郊區的塔壩已然成為市中心，皮革工廠被迫遷徙，便又造成第二波的大型移民潮。但接著的二十年間，隨著中國市場崛起，印度人開始對學習中文感到興趣，原來蕭條的塔壩皮革業，開起了一間間的中華美食餐廳，透過食物與文化等軟實力，從原先的明顯衝撞，到如今逐漸模糊了華印之間的文化邊界，這條道路走了半個世紀。

在我連續兩年到加爾各答進行和客家社群的交流之後，「最後的客家」這幾個字一直在腦中盤旋。這裡指的「最後」，指的是住在印度加爾各答的客家人，因為大環境的變遷，長居人口正在快速消失；指的也是在廣東梅縣以外的客家人，保留最正統的四縣腔客家話，因為一百多年來低調與封閉的特殊性，並未受到其他語言的影響，也許加爾各答的客家人是海外說著正統四縣腔的最後一批人。

雖然客家不是印度唯一的華人族群，卻在塔壩這個區域形成集中且頗具規模的社群。從最初的兩三百人到全盛時期的五六萬人，留下的不僅是皮革產業，還有飲食、教育、報刊等等。只是隨著二十世紀末的大量移出，目前我們來到加爾各答能看到的，雖不是數十年前的那番榮景，至少也成就了另一種氣候。究竟是怎麼樣的氣候？就留待下回再跟大家分享蛻變後的塔壩與加爾各答客家人。

●文章授權轉載自《旅讀or》雜誌第147期：聊聊寮國，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