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史博對話錄：歷史的技藝・文學的心靈——史學工作者的文學對話

文｜《觀．臺灣 》編輯部
攝影｜鄭韶昀

講者：彭明輝（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王健文（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主持人：張隆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
時間、地點：2023.06.11（日）15:00 臺南政大書城

一個史學家，同時也能夠是文學家嗎？歷史研究與文學創作，如何交互地作用於一個人的學思歷程當中？

六月在臺南，臺史博的「對話錄」系列講座，邀請了彭明輝與王健文。這兩位高中同窗，先後成了學院內的歷史學者，同時也都在寫作道路上以自己的方式前行。文心與史志，如何在他們各自的生命裡維持平衡呢？

通往自己的道路

彭明輝與王健文的情誼，要從兩人共同的領路者吳英長開始說起。中學時代，他們先後於花蓮的不同學校受業於吳英長。在兩人心裡，這位善於傾聽的老師，是懵懂少年的擺渡人，也是赫曼・赫賽（Hermann Hesse）筆下反覆求索生命意義的悉達多。而擺渡與求索，或許正是他之於學生最重要的餽贈。

在王健文看來，吳英長的教育志業，是領著孩子們走向「通往自己的道路」。尋找自己，成為自己，是吳英長的畢生追求。之後，包括王健文在內，眾多學生也踵繼於吳老師的身後，步上了同樣一條尋覓自我的道路。

1970年代正值兩個少年的中學時代，除了吳英長所給予的生命啟示之外，彼時還有許多師長，也深刻影響著兩個少年的成長過程。彭明輝所憶起的每個名字，總是關聯著某幾本書。那時，英文老師送他一本夏丏尊的《文心》，國文老師讓他讀陳之藩的《旅美小簡》，還有個寫小說的老師劉廣元（筆名劉春城），領著大家讀陳映真、張愛玲、胡蘭成等文學作品。

「反正穿進去都算數，撿到籃子都算菜。」彭明輝說，儘管其中諸多經典的閱讀門檻實在太高，對於中學生而言不啻一團謎題，但當年他們的文學啟蒙，也就是在這種摸索的狀態當中逐漸發生。

「吳鳴」去了哪裡？

時光荏苒，後來的王健文在成大教中國史，彭明輝則在政大繼續他的史學方法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筆名「吳鳴」的彭明輝，亦是第五屆時報文學獎的散文首獎得主。1980年代，他出版過多本散文集，文章還曾被知名作家齊邦媛譯介到海外，可謂彼時文學界的耀眼新星。但在2022年的《秋光侘寂》付梓之前，他的文集出版已暫停20餘年。這段時間，「吳鳴」跟他的散文創作，究竟去了哪裡？

彭明輝沒有在這個問題上停留太久，只約略提到長年盤據於心頭的某種恐懼，那是關於理想與現實的自我探問，也是他始終不願讓讀者跟隨陷落其中的深沉心緒。與此同時，他也坦言得獎之初，心裡還有另一層更現實的恐懼：比起縱身躍入文壇江湖，在學院裡念書、教書，好像還是安全一些吧。

「但是我一直在寫，從來沒有停過。」彭明輝笑道：他的自我定位，是始終都在學習的人。過去他學音樂、學毛筆、學電腦、學鐵人三項，每件事情他總是一頭栽入，幾可稱作耽溺。不過，也正因為這些耽溺，才使他的生命得以完整。

2023年末，他已備好一本關於煮食的書正要出版，接下來的寫作計畫，還包括曲盤、書法……看來這段時間，「吳鳴」只是一直在學，一直在蓄積寫作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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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流浪到回家

彭明輝停止出版散文集的那些年，王健文也發現自己正面對人生路途的關隘。40歲以前，他立志成為傑出的歷史學者，並且試著在研究室裡安頓自己的存在意義。但是，當生命的自我探求解惑與學術道路有時疊合、有時歧出時，持續逗留在這條路上，究竟又是為了什麼？他回想：某日在車上聽見羅大佑《亞細亞的孤兒》，仍然深受觸動。與此同時，他轉頭望向學術期刊，內心卻更是迷惑。

於是，千禧年初，他在桌案前寫下〈十年回首：我的四十手記〉。文章的後半部分，他接連拋出數個沉重問句，猶如面對鏡子的嚴肅質詢。「我想要確定的是：我要過的是怎樣的人生。」──這是該文的結語，或也標誌著另一段旅程的起行。

8個月後的國際學術會議，王健文嘗試發表了一篇「不像學術論文的論文」。隔年，在這篇論文的基礎上更文學地延伸為《流浪的君子：孔子的最後二十年》一書。大約也是這段時間，他開始偏離「學術正軌」，走向另一個更能夠承載生命情志、映射自我思想的書寫風格。

2014年，又是一場學術會議，他再寫了一篇文章，持續挑戰所謂「學術論文」的既定框架。這篇作者自我定位的「敘事型論文」，正文本身就是長篇散文，而以嚴謹豐厚的註腳確認其｢學術身分｣。幾經波折，最終被《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接受刊登，題名為〈回家的路：新舊世紀之交外省第二代作家的自我書寫〉，寫他所從屬的那一世代的故事，也是反思生命的自我追尋。

從流浪到回家，王健文的書寫仍然關於歷史，只是帶入了更多的文學。也許，那樣的書寫，就是他「通往自己」的方式。

當歷史學者碰上歷史事件

王健文挑戰了普遍認知的論文格式，有趣的是，彭明輝卻曾是制定格式的人。1994年，創刊未久的雜誌《新史學》找上了熟悉電腦的彭明輝，為新的卷期設計排版。他所撰寫的格式檔，此後遂成為該刊的既定規則。後來，隨著《新史學》的影響力逐漸擴大，《新史學》也成了各個歷史系所碩博論文的參考範本，臺灣歷史學界所使用的論文格式，也因此漸漸趨同。追本溯源，彭明輝正是這場「大一統」的始作俑者。

除了替期刊訂格式、寫論文以外，彭明輝也寫過許多不同形式的歷史作品。譬如故鄉花蓮的故事、民間信仰的史志、老報人王惕吾的傳記，還曾替政大編寫校史。特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1995年7月，他應承了學界前輩杜正勝等人的邀約，參與中學教科書《認識臺灣：社會篇》的撰寫，沒想到這本教科書被鎖定為統獨辯論的戰場，他因此變成了新聞人物，甚至莫名遭受撻伐。

事件告一段落以後，彭明輝在學界沉潛了好一段時日。在朋友看來，他像是陡然被大浪淹沒，幾至滅頂。不過，重新回顧前塵往事，他卻覺得那樣的經驗至為難得。因為歷史學者通常遇不上一個歷史事件。他說，如果他老早知道會發生那些事，怎樣都要去寫。「求之不得啊！反正也死不了。」

當追尋故事的人變成了故事的一部分

同樣在大學服務，王健文也曾被成大校方邀請編纂校史，主導了相距10年前後兩次的校史書寫。那是起始於2001年的事情，剛好也是他寫下〈四十手記〉、個人的書寫風格開始轉向的時候。

2011年，他在《南方歌未央：戰後半世紀的青春記事》裡，寫作1970年代發生於成大校園的兩次政治整肅。也因為這個機緣，他有幸結識歷史事件裡的幾位前輩，還為吳榮元、吳俊宏、鄧伯宸以及人稱「生哥」的陳欽生舉辦了一次跨越時空、遲來40餘年的畢業典禮。

同書的另一篇章，他寫的則是創始於1960年代的傳奇社團「西格瑪」（Σ）。這個團體曾經聚集起各種各樣、甚至南轅北轍的成員。比方說，創社元老之一詩情禪意的前統一集團總裁林蒼生、縱情文藝才氣無雙的前麥當勞總經理谷文瑞、獻身傳統文化生死以之的德簡書院王鎮華……。龍應台與鄭南榕也曾是｢披著斗篷｣的「西格瑪」。這些不安於社會主流價值與既定框架裡的奇人異士，集合成了謎一般的群體，儘管在成大校園內的正式社團早在30年前終結，但是離開學校之後的「西格瑪」仍餘音繚繞、迴盪不已，如同王健文所說的｢南方歌未央｣。

也因為這些「西格瑪」實在太有魅力，王健文說他「不知不覺的就被吸引過去」，參與甚至主辦「西格瑪」成員的聚會。然後，他也被認同為「西格瑪」的一員——於是，這個追尋故事的人，自己也成了故事的一部分。

尋路的河，或是河裡的石頭

總的來看，文學在這兩個歷史學者的生命歷程當中，總有一個特殊位置。王健文笑說，他在20來歲的時候，曾覺得文學是「雕蟲小技，壯夫不為」。然而後來，融入文學風格的歷史書寫，反而成為一個出口。「你終究要找到回家的路，也就是通往你自己的道路。」對談最末，他所提起的，仍是13歲那年吳英長老師給予的啟示。

相對於王健文是一條主動尋路的河，彭明輝說，他比較像河裡的一塊石頭，水怎麼流，石頭就怎麼滾，一切順應著命運安排。反正遇上了什麼新鮮事，他就儘可能把那件事的基本功做好。「要讀就讀到會背，要聽就聽到會背。」等到這些東西變成了身體裡的一部分，創造性的轉化與書寫也才得以發生——或許，那正是成為石頭的法門吧。

※本文出自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觀‧臺灣》第60期「1624？」。

展覽資訊：

「跨‧1624：世界島臺灣」國際特展
時間：2024年2月1日至6月30日，週二至週日09:00 - 17:00（每週一、除夕、初一、初六休館）
地點：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展示教育大樓4樓1、2特展室及長廊（臺南市安南區長和路一段25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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