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傷與荒謬並存的溫柔──提亞戈・羅提吉斯✕日內瓦劇院《不可能的邊界》

【劇場狂粉的日常】

文／鳳君

劇院是個很特殊的場域，不管是愜意的午後還是微醺的夜晚，這裡可以將人們聚攏起來，跟著舞台上的一舉一動，專注、著迷、沉浸並聚焦在眼前的故事，腦海中卻時不時也跳脫出當下的時空，遙望著地球另一端的世界。

爆炸就跟心跳一樣，只是比較大聲

導演提亞戈・羅提吉斯（Tiago Rodrigues）因為父親是報導新聞的記者，母親是懸壺濟世的醫生，間接接觸並了解急難救助現場，他經常思索應該講故事讓世人聆聽，還是應該利用更具體的管道來拯救世界。

《不可能的邊界》劇本取材自真實訪談與田調，跟國際紅十字委員會（CICR）和無國界醫生組織（MSF）在日內瓦的工作人員見面，COVID-19疫情期間，演員也一同加入線上視訊訪問的過程，共同梳理大量的口述記錄，披露人道救援工作者的難題和對這個世界的企求。

作品並非以紀錄劇場（théâtre documentaire）的形式呈現，而是塑造真實的紀實劇場（théâtre documenté）；演員不僅是述說的載體，也成為鏈接雙方的媒介，觀眾和自己身處在單一空間，情緒交互著曲折起伏，細微且小小的變化迴盪在呼吸裡，因此每回現場演出都可以說是獨一無二，醉心迷人又深刻。

一百二十分鐘的演出，只有四位演員、一位打擊樂手、一大幅落地的白布和綿延出去負責支撐的十幾條纜繩。初始的鼓聲忽遠忽近，正當疑惑這是在比擬轟炸聲還是大家的心跳聲時，精準的立體環繞聲響滿滿地將我們包圍，無法逃離；僅僅五分鐘，整個戰地的不安和焦慮，氛圍就此建立起來。

四個演員輪番細訴一個又一個的故事，這些人道救援工作者的慷慨分享，不全然是悲痛跟心碎的，有時會讓你會心一笑，下一秒又窒息難耐，也許溫馨幽默的環節也同時充斥著荒謬與不可思議。舞台上沒有任何暴力、血腥、飢餓、衝突、凌辱、難民營或檢查哨等令人害怕的不堪畫面，純然突顯並坦率直白傳達這些人道救援者的觀點和所見所聞。

劇中以「不可能地帶」來通稱戰爭急難地區，相較於沒有發生或尚未發生戰爭的和平地區則稱作「可能地帶」。觀眾能夠經由台詞的蛛絲馬跡去推敲或辨認出是哪個真實地點，但巧妙抹去人名、地名跟國名，大幅降低固有的刻板印象，避免將既定的政治或歷史脈絡套用其中；另外，也提醒了我們，太平盛世與人道危機並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分立，世事難料風雲變色，或許需要急難救助的人們就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

巨大笨重的白布會隨著時間推進緩緩抬升多處，是繁多擁擠的戰地帳篷，是遼闊無邊的山丘，也是密佈不見日的烏雲籠罩，戰地的所見所聞以簡樸的場景、台詞、肢體和音效凝化在舞台上，看似輕婉描繪沉重的話語，卻不留餘地撞擊你的每個毛細孔。

絕倫的聲效搭配樂手出神入化的技巧，大鼓小鼓鑼鈸營造出低頻的持續震動，猶如身歷其境。音波的扭曲、遠近、擴大、延伸和發散，彷彿遙遠的地鳴，找不到從哪個方向來，雖然無形卻非常強烈，蔓延到劇院每個角落；就跟不長眼的子彈和空襲砲一樣，毫無規律且尖銳地劃破空氣，不舒服的心悸和顫抖，一時間無法平靜，除非打擊樂手停下，才能深呼吸緩解那份恐懼。

雖然有人認為導演的手法太過低調跟一致，加上現代的藝術創作常常追求大量華麗的視覺輸入和感官刺激，所以如此偏向諧和的敘事手法難免讓人昏昏欲睡；但導演沒有虛張聲勢的減法美學，創造出的劇場力度，即使在靜默的片刻中也令人震撼不已。

身為人道救援工作者，不停穿梭在不可能及可能的地帶，除了學會存活，心境也要隨之切換，他們眼中豪無意義的暴力衝突，彰顯的不是悲劇就是荒誕：在遍布飢餓災民的不可能地帶，前任同儕使用高級素食飼料餵養貓咪、不洗頭會死的女性救援者，在乾旱缺水的不可能地帶遇上傾盆大雨、在一包血袋和五位瀕臨死亡的孩子間，被迫做出選擇、缺乏經驗的工作者空降職位，如何獨自管理種族大屠殺後的難民營、一位剛失去嬰孩的年輕女性，下一秒動作卻是輕柔擦拭醫師白袍上的血跡、偶爾自嘲該如何應付那些問候你「所以在那邊過得如何？」，卻總是沒有心理準備聽到殘酷回答，久未碰面的老家親戚。

一再重複的危險場景，死亡與生命的拉鋸，人類的韌性與尊嚴一覽無遺，但他們就算看得再多也依然感到驚愕跟不知所措。

負責演前導聆的劉致昕先生提到，人道救援者和記者必須面對的可能還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簡稱PTSD，是遭逢重大創傷事件後，出現的嚴重壓力疾患，有些人回到正常生活後（也就是回到可能地帶）仍被持續困擾著，是心理素質不夠堅強嗎？不是的，創傷來自生存本能，不是什麼心理素質問題，即使反覆曝露在壓力下，也不會讓你「變強」。

我以為可以幫助這世界！

我發現無法幫助這世界！

這世界已無法被拯救！

人道救援工作者表示：「我們只是在爭取時間而已，不是改變世界」，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好萊塢裡面那種拯救世界的正義英雄，有些單純生活無聊，有的個性乖僻古怪，有的甚至只把急難救助當成一份工作。他們也擁有自我思辯跟批判能力，理解人類目前的困境和問題癥結，不過即使再怎麼努力阻止暴力的發生，仍舊有更多的衍生暴力；那為什麼還要從事這項看似徒勞無功的工作呢？作品留下這個開放性問題，成功且清楚地直面當代權勢及控訴政治無能，透過劇場丟出無止盡悲慟憂傷的質疑。

導演在結尾時讓鼓手加布里埃爾・費藍迪尼（Gabriel Ferrandini）自由即興發揮，演繹出各種混亂、嘈雜、煎熬、躁動和震驚，最終，劇院回到了原先的樣子。我們或許困惑，無法理解，甚至滲出一絲絲罪惡感與內疚，但就在此刻，地球的另一端，仍有一群人道救援工作者，選擇從「可能地帶」回到那「不可能地帶」，努力不懈的繼續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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