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與藝術】王柏偉／如何做一場關於少女的獨腳戲？

科技表演藝術為何？該如何定義科技表演藝術？如果不將之作為新媒材使用的一環，那麼劇場為何要混入「科技」？又，我們可以用何種角度重新思索科技藝術的出現？

拿掉台灣作為科技島嶼的外衣、亦拿掉科技藝術蔚為趨勢的思維，本專欄特邀藝評王柏偉，透過剖析科技藝術相關作品，重新推敲釐定科技表演藝術在當代可能的意義。（編按）

文／王柏偉

由演員張欣、導演黃品媛與新媒體藝術家謝竺勳三位年輕創作者共同創作的《開往羞恥心的夕陽列車》（以下簡稱《夕陽列車》），在2021大稻埕國際藝術節「solo單人表演競賽」獲獎之後，加入了音樂及聲響設計馬特、服裝設計郭萱及與聲音演員楊琇涵等人，在去年十月底於大稻埕葉晉發商號演出。這場表演由張欣獨挑大樑，描述在黃昏夕陽開始的時刻，少女搭上一台開往羞恥心的列車的旅程。

這是一則生命與成長的隱喻，我們都是活在旁人眼光中的個體。對創作者們來說，他們非常好奇地想要知道：是不是成熟就意味著，主動將別人的眼光轉化成羞恥心這種情感機制，內建到我們每個人的人格之中？以及，在個體內在特質與他人外在眼光的拉扯中，「我」到底呈現甚麼樣的樣貌？

整場表演由十八個段落所組成，故事正式開始前演出就開始了，張欣以工作人員的身分問了觀眾像是「列車啟動了，你看向窗外，發現月台上有一個人好像在對你大喊一句話。你覺得他說了什麼？」這樣的五個問題。之後提醒大家注意劇場禮儀，然後我們就跟著表演者一起處在列車即將出發的月台上。這十八個段落分別由〈無光車站〉、〈Linda〉、〈來電〉、〈眼睛〉、〈影子〉、〈吸菸車廂〉、〈得獎感言〉、〈不要臉〉、〈無人電台〉、〈舊情人／臉〉、〈跳車〉、〈無臉〉……等等段落所組成。

不過，表演開始沒多久之後，觀眾馬上就發現到，我們並不是在看某一個少女的成長故事。在列車的行進過程中，不同角色與少女的內在對話形成一幕又一幕的風景，這些內心風景彼此之間並不必然連續，亦無明確因果關聯，所以無法組成一個連續完整的旅程敘事。我們看到的是等車、唱歌、車廂鄰居、迎面而來的其他乘客、夕陽、收拾行李、車站、點歌……等等這些相互獨立的場景與互動，捕捉到的，更多是一個又一個的印象。張欣在這個作品中扮演的角色除了少女之外，還扮演協助點歌的DJ Guava、吸菸車廂中被靈感砸昏的離婚劇作家、死神與藝術之神等夕陽列車上遇到的許多角色，不過這些角色更多是透過少女折射出他們對少女所講的話，以及他們對於少女應該怎麼樣思考怎麼樣行為的想法與要求。

在主要跟少女有關的段落外，還穿插著跟少女不直接相關，卻跟表演及藝術思考有關的角色，像是得獎人、湖中女神、死神與藝術之神……等，創作者們並未在夕陽列車車廂中安排劇中劇讓這些角色出現，相反地，他們直接讓觀眾們經歷「死神與藝術之神」這麼一段敘事，彷彿在通往羞恥心的歷程中，不免地必須碰到「藝術是甚麼？」、「死亡與藝術的關係」、「靈感是怎麼出現的？」這類與敘事內容及對象交纏在一起的敘事形式問題。甚至到了最後，少女提早跳車，作為觀眾的我們卻還被留在繼續前行的夕陽列車上。不，這時候我們已經不在車上，而是被留在關於少女搭上夕陽列車的敘事當中。此時已經轉換成第三人稱敘事者的張欣以旁白的方式提醒我們，「這是一個關於，搭上一班列車的故事」，我們搭的車從夕陽列車瞬間變成敘事列車，而「列車要到站了。到站的時候，你們都會下車離開。」但是，我們真的到站了嗎？在敘事列車中，我們其實連夕陽列車是否抵達羞恥心的終點都不是那麼地確定。

當「少女」成為主體

在看戲的當下，我首先產生的疑惑是：為什麼是「少女」？以及，到底「少女」是誰？

在旁人眼光無所不在的時代，或許沒有哪一個社會角色比「少女」更能夠感受到個體獨特性與群體規範之間的強烈拉扯。對創作者們來說，少女是擁有完整思考與感知能力，但是我們的社會卻沒有給予相應權力的生物。在這齣表演裡，少女所指涉的是社會層面上的「角色」分配，而非生物層面或心理層面上的個人特質。也因為如此，創作者們認為，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讓少女無法成為自主個體的少女時代。

當整個社會接受「啟蒙」式的標準作為「成人」的標準，就像康德（Immanuel Kant）在〈何謂啟蒙〉（What is enlightenment?）中所喊出的「勇於運用理性！」、「脫離自己的不成熟狀態！」口號那樣時，作為自主性個體的「我」能夠在他人面前成熟地運用理性，就意味著「我」擁有社會所允許的、獨身對抗社會其他人的力量、我就擁有屬於自己的獨特的「臉」。然而，《夕陽列車》中由張欣飾演的少女，並未擁有這樣被社會所允許的權力，他的「自我」的邊界因而處在一個並不全然封閉的狀態，無法全然自主地選擇要或不要接受來自環境與旁人眼光的影響。

「少女」這種社會角色無法堅持個體自主性的無臉狀態，恰恰好對應創作者們對於「獨腳戲」這種單人表演形式的思考。由於獨腳戲在形式上相對精簡，所以絕大多數的獨腳戲一開始就必須清楚地告知「戲中角色」的人設，也就是將劇中角色特殊化成為某個獨特的個體。不僅如此，還常常必須在表演開始的時候交代自身的背景，協助觀眾清楚地意識到整場表演的時空環境，只留下幾條潛在的敘事線等待實現。這種因應表演形式精簡要求而不得不然的原初設定，在面對相對複雜又必須在時空中開展的文本時，就會對「表演者的表演」產生過於強大的束縛，限制表演者只能大幅趨近「劇中角色」，並明確地劃分不同的劇中角色的特質。

但是，如果這個表演關乎的是「社會性角色」內在的發展歷程，因而沒有明確的可辨識的個人特質，那麼如何以獨腳戲的形式來處理這個問題呢？誠如黃品媛在訪談中所言，他們在這齣表演中想要實驗的，正是個別的少女如何變成「社會角色意義上的少女」這種「社會角色」的「成長」的問題。這台開往羞恥心的夕陽列車所對準的方向，因而不是在個體意義上擁有一個心理性的自我（psychological self），這種心理性的自我是個別個體在面對不同相互扞格的規範與眼光時，知道如何應對進退的這種「心理上的成熟」。夕陽列車的終點站是抽象的、社會結構意義上的位置固定性，這個社會結構的位置被命名為「少女」。

日常即戰場

然而，我們不禁要問，這段旅程是一段怎麼樣的旅程？如果這段旅程不是一個故事，那麼它是甚麼呢？

誠如前述，創作團隊希望讓觀眾體驗到的，並不是某個少女的成長故事，不是「某個生理性少女」邁向「社會認知意義下的少女」，並內建一個與社會認知相符的「心理自我」的歷程。在創作發想的過程中，團隊們意識到「心理地自我認知的少女」與「社會認知意義下的少女」在權力關係上的不對等。心理地自我認知的少女（不管其生理性徵上的男女）不管是在感知還是在思考上都是成熟的，具有細膩豐富的情感，但是社會一般認知對於少女的期待，是天真無邪、沒有心機，甚至是依賴性強而缺乏獨立思考能力的。人們總是用裝飾性、可換貼圖式的「可愛」作為少女的特質，來回應他們對於擁有自己的獨特的臉的要求。對創作者們來說，恰恰是成熟的心理地自我認知的少女在面對外在的社會認知意義下的少女時所產生的不適、掙扎與反抗，才是每個少女個體日常生活中無時無刻的戰鬥與實際經驗，這種自我認同層面上無休止的戰鬥並沒有止息的一天。

創作者們將自我認同的戰役提煉出來。觀眾們看到一幕又一幕的場景，就是向外投射出來的內心戰場。每一幕的光影效果，並不是寫實或再現的情境，而是經過情緒與認知扭曲過的內在戰場的時空色調，與之相應的，影像或影子的變化偶爾帶有山雨欲來的象徵主義色彩，更像在經驗與記憶中不知道偶爾從哪個過往事件漂來的、不一定與當前情境有著因果關係的倒敘（flashback）。而音樂與聲響設計馬特所給出的聲音、音樂與話語，全然沒有打算讓觀眾穩定在不同角色對話與可理解的意義上。我們在聲響與語音的物質性中漂流，可理解的意義常常在這樣的物質性上翻船，碎裂成喃喃式的絮語、偶爾突破並打斷表演者說話的噪音，或是讓觀眾分心而將感官從視覺移開的旋律。

技術如何表現內心風景

在這之中讓我們最感驚喜的，是內在戰役中來自多方的旁人眼光在空間中的表現形式。藉由扣環與拉繩如此簡易的動力機械連動機制，在一些場景中，我們看到來自不同方向的雷射光射向表演者，這些雷射光並不打在同一個位置。雖然指向同一方向，但卻疏密不一地打在表演者身上不同位置，有些甚至有點歪斜地與表演者擦身而過，落在張欣的後方。雖然還不到沙特（Jean-Paul Sartre）所提的「他人即地獄」的強度，但是對於心理地自我認知的少女來說，在獨立自主的自我認同與被剝奪的權力及力量之間的落差，讓他人的眼光變成是壓迫性的，甚至讓這些原本不實際碰觸身體的眼神或言語，具有跨越實體與精神距離並在心理及人格的層次上產生物質性意義般碰觸與打擊的力道。雷射的可見性，讓「他人」雖然可以維持在「匿名且不特指某人」的社會結構層次上，但由於他人眼光與意見的力道與壓迫感之強，讓少女們不得不實體化這些眼光或意見，將「抽象的規範性整體」看成是「個別壓迫者的集合」。這樣的轉化，讓原本由於加害者不可見所以無法確認加害者是誰的「監視」，在視覺機制上轉變成可能可以找出（雖不特定但具體）對象的「凝視」，藉此少女們有機會看清楚那些梅杜莎的臉，甚至望進那些蛇一般的眼睛，逐一清點壓迫的來源與路徑，據此找尋可能的逃逸路線或戰鬥的策略。縱使是那些不直接投射在表演者身上的凝視，也可能由於其過於逼近少女，從而不得不思考它們與少女的關係，為後續的發展做好準備。雷射的使用及其不只聚焦在共同點上的處理，完成了內心層面上從監視到凝視的轉化，支撐了獨腳戲這個簡練的形式，讓《夕陽列車》可以維持抽象與具體、內在與外在、個人與集體、自我與他人之間的張力，而又不失去不同面向相互交織所產生的豐富性。

《夕陽列車》這個表演想要提煉的，是少女在人格建立過程中，羞恥心如何結構起來的不同場景。這個作品雖然使用了雷射，但是這樣的劇場形式並不是狹義的科技表演而已。對於創作者們來說，雷射不只是「技術」，它必須在表演中扮演必要的「角色」，具有文化上明確的表意能力。被少女所內化的、他人的目光與意見，就是雷射在這個作品中的文化意涵，這也是社群媒體原生世代思考技術與藝術關係的方式，對於導演黃品媛來說，這就是媒體劇場。

●本文為 AQ廣藝誌 授權刊登於聯合新聞網「琅琅悅讀」頻道，未經同意，請勿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