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ＸＬ／選書和做書，也要考慮人與人的連接

做書是門技藝，既蘊含創造性，也是個精細的勞動密集型工作。

文／ＸＬ

2016年，塗塗離開了任職13年的《新京報書評週刊》。那年，他和幾個朋友共同創立了樂府文化。

他說，自己厭倦了做評價，因為書評在某種程度依舊是二手的內容，「它的創造性不夠，最有創造性的還是寫作本身」。

但他又自認不是個出色的寫作者，所以把目光投向了出版市場。他希望可以通過做書的方式，去探索文本上的更多可能性。

起初，一些出版業的圈內人並不看好他。他們認為，塗塗只是個做書的媒體人，他的操作方式不過是些「野路子」而已。但六年過去，這個「非典型」出版人，卻憑藉獨到的做書想法和實踐，在這趟看似有些冒險的旅程中，收穫了眾多同行的尊重和讀者們的認可。現在，那些早年對他的評價都得到扭轉，人們說：「塗塗是個做書的人，做的過程中，還帶著媒體人特別的感覺。」

關於如何做一個好的編輯，以及怎樣選書、做書，《新週刊》對樂府文化主編塗塗進行了採訪，以下為他的講述。

做書是門技藝

公司創立初期，我和幾個合夥人在一起探討了幾個關鍵問題。我們問自己，想做一個什麼樣的出版機構？想選擇什麼樣的書？以及希望這些書能夠為我們帶來哪些東西？

我們大概花了一年的時間，確定下了一些做書的方向。

比如，在教育的維度能提供新的思想資源和實踐案例的；能夠在故事和古典文學的領域裡，重新啟動傳統的文化精神，讓它跟現代生活發生關係的；還有，去找一些不那麼被關注的、來自不同文化系統的思想資源。

和其他出版公司相比，我們當時比較任性，沒有去研究市場上的讀者定位，而是回歸到做書的內在邏輯上──因為我們相信，只要足夠尊重作者、譯者和設計師，那些有認同感的讀者，自己就會找到這本書來讀。

但正式的做書過程和我預想的還是有很大差別。

第一個沒有想到的事情，就是原來做出一本書會那麼慢。我們在2016年最早簽下的十幾本書，一直到了2020年才做出來。

其實，翻譯、處理譯文，和作者溝通，與設計師溝通，包括看似簡單的案頭文稿打磨，都需要編輯們高度的專業能力和極大的精神付出。一開始，我認為這項工作只是創造性的，但後來真正介入才發現，做書是門技藝，它同樣是個精細的勞動密集型工作。

此外，做完每本書，也都會觸發我們對於市場的想像。

但實操的過程，又是完全不同的，這在書籍的行銷中就能夠感受出來。有公共面向的書，甚至不用花費太多費用，就能夠得到傳播，但是有些書，則需要付出極大的行銷成本，否則它就沒有辦法被人們看見。

我們做的第一本書叫《寂然的狂喜》，是一本葉芝的詩集。但它不是一個簡單的作品匯總，除了30首詩之外，它還有30幅畫。

這些畫是愛爾蘭的一位當代藝術家專門繪製的，最初這些畫出現在一個藝術展覽上。

國內有位策展人想引進這個展覽，我和他在聊天的時候，就提到了這些作品。我說乾脆就授權給我，然後把它們做成一本書。於是，兩個非專業人士就這麼決定要做一本這樣的出版物。

後來，我找到了拿過「中國最美的書」獎項的設計師孫曉曦。

我跟他講，這是詩歌和繪畫藝術的相遇，所以我希望這本書裡面能呈現出兩者是平等的，沒有哪一個是絕對意義的主角或配角。

他聽了覺得這個觀念很有意思，我們就開始合作了。

他給了我幾版不同的方案，但有些實現起來，難度很大。

最後這本書採用了一種半手工的方式，把詩和畫用不同的紙裝訂在一起，每頁都不一樣，裝訂不了的，就用手工去貼。

我們當時印了5000冊，印刷成本是29塊錢一本，定價是98元。但之前跟出版社簽的合同，價格是36塊錢。去除8塊錢的版稅，以及設計費、翻譯費等，最後算下來，我們每本書還要虧2塊多。這也是做書剛開始交的學費。

編輯就是請客吃飯

2003年，我們剛創立《新京報書評週刊》時，我和沈昌文（三聯書店前總經理、《讀書》雜誌原主編）先生吃過一次飯。

沈公在飯桌上說，做編輯就是請客吃飯，在這個過程裡面，編輯和作者就完成了交流，自然而然地就做好了書。

雖然現在不是這種模式了，但本質上還是一樣的。作為一個編輯，最核心的就是要懂得傾聽作者，理解作者和作品，並且能夠為他們提供支援。

這種精神上的支持，往往能夠帶來力量，從整個行業來說，這也是不斷發展下去的基礎。

樂府剛成立的那年，我只有兩個編輯同事，一個案頭編輯，一個版權編輯。

案頭編輯已經有了將近10年的工作經歷，但是之前她都是在大的出版社任職，人家有一套成熟完整的系統，她在裡面有自己的明確的分工，但來到我們這裡，她很多內容都要現學，比如如何和印廠打交道、怎麼選紙張。

後來，隨著公司發展，編輯團隊也開始擴大。我們有了印製老師，經過她的測算，《寂然的狂喜》這套書甚至還扭虧為盈。

我們又有了編務、行銷編輯，等等。

但實際上，我們幾乎沒有公開招聘過。

只有一次是公開的，但也沒招到合適的人。

我們所有同事基本上都是朋友推薦或者毛遂自薦而來的，有很多甚至沒有幹過編輯。

由於我身在外地，有些新來的同事，沒有辦法和我形成有效的溝通，他的學習就會很慢，系統知識也比較差。

我印象裡面特別深的一位，不到一年就離開了。

離職後，她去了其他的出版公司，但她又很喜歡在我們這裡做的那套書，於是她就兼職來做。

直到上個月，這本書出版了，而她離開公司已經有兩年的時間。

對我來說，她不只是做書的人，更是一個年輕、有創造性和想像力的個體。

不過遺憾的是，對公司運營而言，需要的可能是獨立能力更強一些的人。

所以我們最後留下來的這些編輯，大部分都是可以高度投入的。

他們有創造的渴望，我會儘量地讓他們做自己喜歡的書，這也是個比較微妙的平衡。

我之前接觸過不少老編輯，他們對圖書有比較明確的讀者導向意識。

做之前，他們會問：這本書的對象是誰？

相對而言，這些人會更保守一點，更追求安全。而對於年輕編輯來說，他們更多考慮的是這個主意好不好，好的話，我就想去試試。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大的不同。

他們更喜歡打破既定的規則，但老編輯，則是更傾向於在規則範圍之內去自由創造。

選書更多是靠審美感受與判斷力

公司成立以來，我們出版了很多文學與藝術類的書籍。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覺得自己對這方面比較有感覺。儘管我也喜歡歷史和自然科學，但在這些領域，我不夠專業。

而做書和選書，恰恰是需要專業能力的。不然，怎麼能夠給作者提出有價值的建議，又怎麼能夠在稿子裡發現錯誤呢？

但在做文學書籍時，我就可以相信自己的判斷力和審美感受力。

因為在主觀上，我是把握得住的。

至於如何確定選書的標準，我其實不太能夠直接量化地講出來，因為有些感覺，很難用言語去概括，我也只能勉強地去說一下。

首先，選書時，我一定會考慮文本對我的撼動。這是最基礎的。

我覺得這個文本能夠打動我，那麼它就有可能去感動另外一個人。

而我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觸動我的那個東西，傳遞給更多的人。選書和做書，其實也是一個傳遞感動的過程。

第二個，我會思考，這本書是否能夠進入實際操作的流程。

比如說，楊本芬奶奶，她80歲才出小說處女作，去回憶自己的母親，她又是個「文學天才」。

這些都有社會抓手，而這都在傳播上提供了一種可能性。

在做她的《秋園》這本書時，我就和行銷的同事說，這本書有可能賣掉20萬冊，也有可能首印的那些都賣不完。

除此之外，在大家的印象裡，我們是一個喜歡選擇新作者的出版公司。其實這種公共塑造也是個誤解。

我認為，絕大部分的出版公司或者做書的人，都會選擇新作者。

因為出版並不是完全純粹的商業法則，它當中也蘊含著人的法則，換句話講，做書和確定選題時，人與人的連接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每一家出版機構，都會經過相對漫長的時間積累，才能讓作者成為名家。

當然，有些公司砸錢去買大IP，這種形式可能更多地是在做產品，而不是在做書。

其實，選書和做出版，本身也是個創造性的過程。

找到新作者，也會有種「發現是一種狂喜」的感覺。

現在我們已經做到第六年了，很多新作者也不再新了，他們和我們的角色都在悄悄地發生著轉換。

這些作者的好書經常會讓我們感到振奮，其實很多讀者也會給予我們精神和情感上的鼓勵。

經常會有人來加我的微信，在簡介裡，他說，我是一名粉絲，就想靜靜地看你的朋友圈。

我會覺得，這是一個巨大的善意和認同，然後就會同他講謝謝。

還有那些在豆瓣上留言的讀者。像在《秋園》的下面，他們就會說，「我的爺爺奶奶也是這個樣子」

「我把這本書給我的外婆看了，看完之後，我們可以好好聊一次天」。

我從來沒有想到，原來書可以變成這樣的橋樑，來達成某種交流。每次看到這些，我就會格外感動與欣慰。

我一直認為，圖書市場和文化行業都在越來越好──因為我們的公共教育水準越來越高了。

這就意味著，讀書的人和寫作的人都在變多。這樣一來，觀念就會變得更多元，而對我們來說，做好多樣化當中的一部分就可以了。

我很希望做書和選書的人，都能再有一些冒險精神。

尤其是在書號成為一種有限的資源的當下，我們更需要大膽一些，去嘗試更豐富的有意義的選題。

冒險或許會失敗，但足夠多的冒險，一定會有更多新的聲音從當中出現。

●本文由《新周刊》雜誌授權刊登於聯合新聞網「閱讀」頻道。原文為第609期《別想擺脫書中》之〈選書和做書，也要考慮人與人的連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