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昨日犧牲的校園，灌溉今日茁壯的人權

文／邱辳溱

張則周、張常美、吳俊宏、陳欽生的生命轉折

生與死、民主與威權，是迥異的極端，也是白恐受難者的生命歷程。1950至1970年代的四位校園白恐見證者，以堅毅的姿態述說獄後重生的精彩生命，讓未能置身威權時代的青年們，從前輩的傷痛經驗中，獲得創傷重生的韌性與力量。

威權政府：被奪走的校園生活

1929年出生於河北井陘的張則周，自幼便被師長以威權壓制，小學因不合理的制度轉學後便被留級，初中只因上課提問就差一點被開除學籍。二十一歲考進臺大化工系的他，隔年竟因參加心理學講習班被捕，入獄後因自主性與思辨能力強，亦備受上級刁難。然而，對求學與教育的極高熱誠，讓三十九歲方能大學畢業的張則周，即便赴美攻讀博士被阻，仍堅持在臺完成博士學業，成為一名春風化雨的大學教授。

張常美生於1931年，已屆九十歲高齡的她曾是1950年代罕見的榜首女學子，因此初中、高中連年擔任班長並參與自治會，卻因自治會會長有涉及共產組織之疑，她便被情治單位冠上叛亂罪名，無端服刑十二年。她嘆道：「會讀書還真是倒楣」，這莫須有之罪，正是戒嚴時期的最大象徵，原應純真無染的校園印象驟變為誣陷、冤獄，更親睹多位知識分子在獄中被嚴刑逼供直至身亡，和母嬰死別的哀慟。

1949年生於馬來西亞，十八歲自松山機場落地臺灣的陳欽生，尚不知曉街上醒目的「殺朱拔毛」、「反共抗俄」標語，將改變他的一生。他是家中學習能力最好的孩子，在家人鼓勵下持續求學之路，原欲短暫留學臺灣，後飛往英國利物浦大學深造，再返回馬來西亞教書。本應順遂的生涯規劃，因冤獄夢碎，殘酷的刑求與自由的剝奪，更成為他無法抹滅的創痛，埋下了生命轉化的種子。

與陳欽生年齡相仿、同在成大就讀的吳俊宏，自嘲不是用功學生，當時對陌生的共產主義產生好奇，與友人組成「成大共產黨」而入獄。意外地於服監時徜徉書海，笑稱「坐牢坐得很開心」。他以獄中學習取代傳統教育，跳脫舊制教育的侷限與傳統價值的束縛，成為一個有思想、有涵養的熱血知識份子，也成就了他獨特的世界觀。

黑牢過後：傷痛後的奮起與重生

政治獄災後期，張常美與丈夫歐陽劍華在土城生產教育實驗所（簡稱生教所）相戀，比起初期關押在保密局的殘忍刑求，她覺得生教所像在「另類遊學」，本土、外省人匯聚該所一同學習，作息也很正常。出獄後結為連理的兩人，仍因持續被監控難尋工作，更曾被老闆蓄意減薪，「那時候日子好辛苦哦！」她提到，當時警察不僅每個月都會來訪，也曾跟先生密報說：「要注意哦！你太太是匪諜」，先生反嘲：「我知道啊！我也是」，直至解嚴後才好轉。

兩人靠著歐陽劍華獨有的才華，以墨寶、畫作胼手胝足地化育四個孩子，生活艱困但特別重視下一代的教育，一門四傑在音樂、舞蹈、土木工程等專業上各有出色成就，為白恐期間曾逝去眾多知識青年的臺灣，培育了才子才女。孩子年幼時，她幾乎不提傷痛過往，僅在言談中偶爾用「在裡面的時候」、「出來以後」等詞做為代稱。而後，兩蔣時代過去了，孩子也大了，現今學子能自由學習，她認為相當可貴！2000年後不僅鼓勵先生以畫作重現白恐時期的獄中景象，也不斷地走向群眾重現歷史，為白恐受難者發聲，成為人權教育的表率。

「那是時代環境的造成，命運註定的劫難」，陳欽生在10多年間、上千次的訴說自己的受難史後，逐漸接受這段生命歷程。近四十歲結婚，已在臺定居的他，曾不願回想冤獄的創傷經驗，把注意力放在家庭與事業上；直至2007年退休，他看見多位年長的受難前輩，步伐蹣跚仍挺身投入白恐文史重建，即使當時對於「現身說法」仍抗拒，不願踏入景美紀念園區，數度掙扎後還是站了出來。

「刻苦銘心的痛，從我心裡面掰開來、挖出來，再講出來。」陳欽生說，第一次的解說夾帶深刻的痛處，他連續兩週輾轉難眠，腦中都是凌虐、冤屈的景象，然而一次次的導覽演講，像是重新洗滌自己，尤其底下的年輕人多有感性回饋，他明瞭自己的敞開能讓更多人重視人權議題，現在的他，決意要義不容辭持續推廣人權，直到嚥下最後一口氣。以親身經歷為藍本的《說好不要哭》繪本，已讓人權教育拓展到學齡兒童讀者。又因落魄時曾淪為街友，他連續五年舉辦「人權辦桌」，讓白恐受難者與街友共餐彼此激勵，因為「被壓迫、忽視仍要勇敢面對生命」，同時也讓協力的大學志工們深入社會底層，將受難者生命粹煉的力量，傳遞給今日的社會。

願年輕學子視野宏觀、貢獻社會

茂密白髮、清瘦身形，說話精氣神十足的吳俊宏，一句話道出生命轉折：「服監之後時間突然多了出來」。在景美園區受訪時，他指向當時圖書館的方向，曾借閱多國文學，涉獵廣及政治、經濟、哲學等範疇；而當時的獄友如陳列等人，也像手足般親近。大量閱讀伴隨著與獄友的散步討論，他在獄中持續累積學識經驗，從不自由中找到自己生命的自在。

他肯定地說，數十年間，臺灣社會已大幅進步，但學子仍需跳脫傳統教育和價值下的思維窠臼。在綠島時，他讀了獄友林書揚的文字「政治是對階級的抗拒心」而受到衝擊，發現書本所提「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非全然正確，人必須有思辨能力，客觀看待自己，多閱讀歷史與思量現代社會之景況，才能拉高視野，不盲目擁護民粹或反對共產主義，進而建構自己立體的社會觀、人生觀。他將自己的智慧與知識精煉成文字，集結出版亦投書網路媒體，盼能提供不同的視野與觀點，而不是晃悠地懵懂度日。

「我只是盡一個知識份子應有的社會責任」，張則周強調，幼時遭致壓迫，讓他在面對獄中欺凌，彷彿打了疫苗般得以承受，並選擇在三十多歲重返校園，耕讀至博士以職掌教鞭。青春年歲被迫困於獄中的他，看見莘莘學子與社會脫節，潛藏著「世界變得如何跟我沒關係」的僥倖心態，決心用教育改革社會的淡漠。他不只以農化專業教學，亦決定二十年不支薪地在臺灣大學開辦「生命與人」通識課程，一次次帶領學生到六張犁墓區進行校外教學。「你去過六張犁公墓嗎？」採訪時他輕聲問道：「你有空一定要去看看，從那裡可以看到信義區、廣大的臺北盆地，去思索自己存在的意義。」

「臺大的學生太幸運了！教育部五年五百億的計畫，臺大每年可以拿到六、七十億」，感嘆著資源豐足，只需顧好自己生活的青澀學生，未來也將以競爭互奪資源。因此他讓學生們在前人犧牲的墓區站立著，在死亡與新生的交錯中思考：「何以能有現在的好日子？我又能為社會貢獻什麼？」。俯望盆地中繁華的臺北街景，希冀他們能打開原本狹窄的視野，重新深思存在的價值與意義。業已退休的他，仍任板橋社區大學的主任志工，因為「人的一生沒有靜止的時候，必須要不斷地學習進步，方能不枉此生」，他以此訓激勵自己，也滋養著社大生，只願臺灣人溫柔互助，成就一個溫暖、共榮的社會。

自由的呼聲越高，力量就越能顯現。每次受難前輩的挺身說法，都為新生的民主沃土再次種下了人權的種子，願學子青年持續關注人權的維護與自由，讓臺灣的人權教育逐代茁壯，且生生不息。

※本文摘選自國家人權博物館半年刊《向光》第5期<以昨日犧牲的校園，灌溉今日茁壯的人權-張則周、張常美、吳俊宏、陳欽生的生命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