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逝世百年：二十世紀初風雲際會的奧地利，曾經有卡夫卡與馬勒

2024年是奧地利作家卡夫卡逝世百年，我們特別從他身處的時代、地點出發，討論二十世紀初期詭譎多變的社會局勢對卡夫卡寫作的影響。

海明威曾形容巴黎是「流動的饗宴」，在同名著作裡，他回顧了二十來歲在巴黎渡過的年月，寫當時的貧窮，寫他遇上的文化菁英；近半世紀後，導演伍迪．艾倫則以《流動的饗宴》為藍本，拍攝電影《午夜巴黎》，穿越至1920年代的主角巧遇海明威、費茲傑羅、畢卡索、超現實主義藝術家達利、導演布紐爾......，儘管此類角色戲份不多，多半走過場意思意思，但伍迪．艾倫深知單是目不暇給的名人，便足夠讓人心醉神馳。

下一座得享同樣文化光環的，只有五六零年代的紐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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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特別容易被名流雲集的城市吸引？可能是認同，在讀過聽過看過這些人的作品後，那成了某種情感寄託；又或者是迷信，如果誰誰誰能在塞納河旁能寫詩，自己應該也能有所啟發吧。情況也可能單純得多，對於非長期定居於該處的旅客而言，聽聞過的名人曾在此徘徊，會讓我們一下子感受到與歷史及文化的連結。

不知何故，類似傳奇在20世紀初期特別多，比方說1913年的奧地利（奧匈帝國）維也納，希特勒、史達林、托洛斯基、佛洛伊德，以及奧地利皇帝Franz Joseph、二戰後在南斯拉夫長期執政的Josip Broz Tito都在此活動——說不定史達林在路上閒晃時就曾被希特勒攔下，兜售他的水彩畫。根據歷史，他倆還得等30年才會擦出「火花」，但顯然我們的想像力並不因為這些人住在同一座城市而滿足，反而期待歷史要角有更多連結，再細瑣都好。

奧匈帝國還有個冷門得多的例子：作家法蘭茲．卡夫卡與作曲家古斯塔夫．馬勒是生活在同一個時期的人（嚴格來說，還有詩人里爾克），馬勒被譽為浪漫主義的最後一人，卡夫卡則開啟現代主義文學的濫觴。眾所周知，卡夫卡是個大半生都在布拉格渡過的宅男，能與馬勒擦肩而過的機會不會太多，但他有沒有可能聽過馬勒的音樂呢？

答案可能令你既興奮也失望：由馬勒親自指揮的第七交響曲首演，卡夫卡人就在現場，但他不喜歡。

卡夫卡的文學執行人，馬克斯．布羅德曾透露卡夫卡並不是名古典音樂愛好者，作家曾對他說自己無法掌握住大型作品的複雜性。但卡夫卡試圖理解馬勒，也許動機是想在這位當時被推崇為繼布拉姆斯、布魯克納之後最偉大——同時也是名猶太人的音樂家和自己的共通點。然而，他極盡能事甚至歇斯底里的寫作天賦，顯然在破譯音樂結構方面沒有幫上忙。

但卡夫卡也非音樂的絕緣體，他喜歡美式進行曲。這份愛好倒不是針對特定作曲家或曲目，可能是那股歡快活潑的能量喚起聯想。如同其未完成的小說《美國》，一名因為家醜被雙親放逐到美洲大陸的青少年，在幾經顛簸磨難後最終在馬戲團裡找到一份工作——那可能是卡夫卡小說中絕無僅有的樂觀光明情節：奧克拉荷馬自然劇團的幅員近乎「無限寬廣」，它的招工海報上註明「歡迎任何人」且無須任何經驗。

《美國》中斷在這一刻，卡夫卡的文思在此戛然而止。據馬克斯．布羅德回憶，卡夫卡非常喜歡該章故事，經常大聲朗誦，並透露主人翁最終會在這塊土地上與父母、那些拋棄譴責過他的人達成和解。「十五年迄今無解的苦惱，經歷這一個半月的寫作後，我感覺到有所緩解。」卡夫卡在信裡這麼寫道。

那都可以說是卡夫卡的美國夢——他似乎也清楚，只有不著邊際的幻想才可能和緩精神痛苦，如同那則諷刺笑話：美國夢的真諦是，你只有在夢裡才能相信它。但對一名生活在二戰前歐洲的猶太人而言，遍地所見是經濟動盪、高漲的民族情節、鼓吹復仇的舊帝國遺老遺少，以及極權主義與排猶主義崛起，他能夠憧憬只能是遠方的幻影。

美國進行曲中的樂觀及自信成了夢的基調：容納形形色色，遠離壓迫追求自由的人。即便只是夢。那令人聯想到卡夫卡的另一部巨作《審判》的結局：在死刑場上，受刑的男主角目光投向遠方——那兒忽然亮光一閃，好像有人推開窗，「這人是誰？一個朋友？一個好人？一個同情者？一個願意提供幫助的人？僅僅是他一個人嗎？還是整個人類？馬上就會有人來幫忙嗎？是不是以前被忽略的有利於他的論點又有人提出來了？

「當然，這樣的論點應該有。邏輯無疑不可動搖，但它阻擋不了一個想活下去的人。」即便像條狗似的，即便能留下的只有恥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