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沙灘、異鄉人:如果死亡是宿命,認知任何時刻都可以從頭來過便是解脫
據說每年盛夏,法國作家卡謬(Albert Camus)的《異鄉人》銷路都特別好。最顯而易見的原因,《異鄉人》早已躋身世界名著經典,甚至出現在國高中生的閱讀推薦清單上,兩個月長的暑假是閱讀它的最好時光;不過,小說中也確實有不少有關夏季、海灘的精彩段落,你可以從中一窺作家對彼時仍屬法國殖民地的阿爾及利亞的熱愛:
海灘離汽車站不遠,但必須經過一片俯臨大海、面積甚小的高地,由此沿坡而下,直達海灘。高地上滿是發黃的石頭與雪白的阿福花,襯托着藍得耀眼的天空。......快到高地邊上時,就已經能望到平靜的大海了,還有更遠處的一岬角,它正似睡非睡地橫躺在清亮的海水裏。一陣輕微的馬達聲從寂靜的空中傳到我們的耳際,遠遠的,我們看見耀眼的海面上,有一艘小小的拖網漁船緩慢駛來,慢得像是一動也沒有動。
卡謬對於難耐暑氣的描寫更是入木三分:
......但是天氣酷熱,刺眼的陽光像大雨一樣從空中灑落而下,即使站在那裏一動不動,我也感到很難受。待在原地或者到別處走走,反正都是一樣。稍過了一會兒,我轉身向海灘走去。海灘上也是火熱的陽光。大海在急速而憋悶地喘息着,層層細浪拍擊着沙岸。我漫步走向那片岩石,感到腦袋在太陽照射下膨脹起來了。周圍的酷熱都聚焦在我的身上,叫我舉步維艱。每一陣熱風撲面而來,我就要咬緊牙關,攥緊褲口袋裏的拳頭,全身繃緊,爲的是能戰勝太陽與它傾瀉給我的那種昏昏然的迷幻感。
我想,我只要轉身走開,就萬事大吉了。但整個海灘因陽光曝曬而顫動,在我身後進行擠壓......太陽曬得我臉頰發燙,我覺得眉頭上已聚滿了汗珠。這太陽和我安葬媽媽那天的太陽一樣,我的頭也像那天一樣難受,皮膚底下的血管都在一齊跳動。......這時聚集在眉頭的汗珠,一股腦兒流到眼皮上,給眼睛蒙上了一層溫熱、稠厚的水幕。在汗水的遮擋下,我的視線一片模糊。我只覺得太陽像鐃鈸一樣壓在我頭上......
義大利名導盧契諾.維斯康堤曾改編《異鄉人》為電影版本,主角由風靡60年代的男星馬切洛.馬斯楚安尼演出。
也許是海風沉重炙熱,也許是陽光過於刺眼,《異鄉人》的主角莫梭迎來急轉直下的命運,也奠定了卡謬在文學史及青年反文化中的一席之地,許多搖滾樂團或以《異鄉人》的情節為藍本創作音樂,或撰寫深受卡謬式存在主義思想影響的歌詞;而卡謬寫作的四零年代,由於正值戰後流行音樂與爵士音樂高速成長(傳奇樂手查理.帕克、Dizzy Gillespie崛起於此一時期),也令不少作家、思想家成為音樂愛好者,如曾經與卡謬處於同一陣線,存在主義大師尚-保羅.沙特,便曾為其1944 年的戲劇作品 《Huis clos》創作歌詞,這首名為〈Rue des Blancs-Manteaux〉的歌曲,後來轉贈給歌手Juliette Gréco,以協助其歌手事業起步。
哥德搖滾樂團The Cure的〈殺死那個阿拉伯人〉即典自卡謬的《異鄉人》。The Cure的主唱Robert Smith另一項壯舉是協助位於美國科羅拉多州的南方公園擊退芭芭拉.史翠珊。看不懂後一段沒關係。
沙特曾稱爵士樂為「未來的音樂」,哲學家對音樂的熱情可見一斑,也令人更加好奇卡謬本人的音樂品味。卡謬的未出版作品選集《青春書寫》(Youthful Writings)收錄了一篇名為〈音樂隨筆〉的散文,作家在裡頭這麼寫道:「真正優秀的音樂,唯一能感動我們、讓我們欣賞的音樂,是一種能引發夢幻的音樂,它驅逐一切理性與分析。我們不應該先求理解,然後才是感受。藝術不容許理性。」
該隨筆提供了臆想的模糊框架,但遺憾的是,對於他究竟喜歡什麼樣的音樂,目前我們尚未發現確切的資料紀錄或研究成果。不過,卡謬繼《異鄉人》後的另一傳世名作《瘟疫》卻給了可供參考的線索。在《瘟疫》裡,卡謬虛構了一座遭到黑死病侵襲的二十萬人大城市,所有人都還來不及搞清楚發生什麼事,當局便下令封鎖,無人能夠自由進出。經歷過新冠疫情危機,那不再是你我會陌生的情境,而卡謬更進一步將坐困愁城的人們所經歷的麻木、妥協描寫給予放大。
荒誕且無意義的世界,是存在主義作家的共同主題,但卡謬關注的並非毀滅或人的醜陋,他在乎的是人應該如何生活在世界上——不尋求自我感動的英雄主義,不怯懦不投機的生活在世界上。如果《異鄉人》是藉莫梭在牢裡與神父的對話,酣暢淋漓地表達這樣的思路,那麼《瘟疫》的處理手法便更細膩平靜,如同小說裡幾次提到的爵士歌曲〈St. James Infirmary〉。〈St. James Infirmary〉描寫了一個似乎發生在葬禮上的情境:
我去了聖詹姆斯醫院看見我的小寶貝躺在裡面
她躺在在長長的白色桌上
如此冰冷,如此甜美,如此美麗
讓她走吧,讓她走吧,
上帝保佑她 無論她在哪裡
她可以搜索整個世界 但她永遠找不到像我這樣的甜心
我死後,把我埋葬在紮緊鞋帶的鞋子裡
穿著雙排扣的西裝背心
在我的錶鏈上放一枚20美元的金幣
是的,這樣夥計們就會知道我死得很像樣
小說中這首歌曲兩次出現在不同的場景,第一次是在酒吧——當瘟疫讓城市運作停擺,還能用兩杯黃湯灌醉自己的酒吧就成了喧囂的唯一來源,內裡的嘈雜聲浪讓人難以聽見自己的聲音,然而眾人頭上音箱裡傳來的〈St. James Infirmary〉卻蓋過了一切,令人不安的死亡陰影悄悄地混進荒淫逸樂的聚會——這個情景頗得愛倫坡的《紅死病的面具》的神髓。
〈St. James Infirmary〉第二次在《瘟疫》被提起,則是記者蘭伯特的住處,無端遭到封鎖的他積極地尋找出城的途徑,在酒吧時蘭伯特向《瘟疫》的兩名要角提起自己的規劃,結果卻是種種盼望都付諸流水,「瘟疫意味著一遍又一遍重複同樣的事情。」蘭伯特對前來拜訪,設法招募他加入防治瘟疫的衛生小組的主角作出結論。他走到房間的另一端,在唱機上播放〈St. James Infirmary〉。遠處傳來槍響,救護車的鈴聲響起,迅速掠過後又是寂靜。蘭伯特解釋他並不喜歡那張唱片,但那是他唯一一張唱片。「一遍又一遍重複同樣的事情。」他又重複一次。稍後,他決意加入主角組建的衛生工作小組。
如果未將小說的來龍去脈釐清,蘭伯特的判斷就顯得非常唐突——和〈St. James Infirmary〉裡的歌手忽然從哀悼轉向自信驕傲一樣唐突,但當它被運用在《瘟疫》這部小說時,作者的意圖卻是無比清晰:蘭伯特已經為自己可能同樣死於瘟疫做好準備。
每日每日被數百起葬禮及死亡圍繞,人所能懷抱的——如同蘭伯特所懷抱的,是對某種遙遠而模糊的幸福感的憧憬,藉此逃避當下。他珍視個人的幸福,鄙視追奉理念而牽連無辜,只為自我成就的英雄主義。「但人不是一種理念。」主角向他保證這裡頭沒有一絲絲英雄主義。蘭伯特是被這麼說服的:樂意為愛而死並沒有錯,因為在一座瘟疫肆虐的城市裡自願承擔衛生工作,這件事並不涉及擁抱或拋棄某種理念,也與在無意義的世界中追求幸福是否徒勞無功的討論無關。既然沒有一條出路通往救贖,那麼爭辯什麼是「正確」的行動便無關宏旨,重要的是抱持同情與理解,坦率面對宿命,那就是對瘟疫/死亡的反抗。
獨立搖滾樂團 Neutral Milk Hotel第二張專輯《In The Aeroplane Over The Sea》同名曲的歌詞尤具存在主義氣質:「有一天我們會死,我們的骨灰將從飛機上往大海飛散。但現在我們還年輕,讓我們躺在陽光下,細數我們能看到的每一個美麗的事物。」
如同《異鄉人》的死牢告白,人唯一能把握的真理是將到來的死亡,沒有哪種生活方式比另一種更有份量更具價值,這樣的認知才是真正的解脫,「現在我面對這個充滿星光與默示的夜,第一次向這個冷漠的世界敞開了我的心扉。我體驗到這個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愛融洽,覺得自己過去曾經是幸福的,現在仍然是幸福的。」
這樣的認知讓我們知道任何時刻都可以從頭來過。而〈St. James Infirmary〉,或者說最好的爵士樂,它們也是關於重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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