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最勤奮，卻成亡國之君？明朝末代崇禎皇帝的內憂外患

文／陳梧桐

一、降生於多事之秋

明思宗朱由檢，是明朝的末代皇帝。他降生於萬曆三十八年（1610）的年末，時值危機四伏的多事之秋。

本來，在明前朝奠定的基礎上，明代的社會生產在中後期得到長足的發展，商品經濟空前繁榮，白銀實現貨幣化，農業和手工業都出現新的經濟因素，經濟結構開始緩慢地由較為單一的農業經濟向農、工、商並舉的多元經濟轉變。與此同時，國內市場也由區域性市場向全國性的統一市場發展，並積極參與世界市場的建構，海外貿易迅速興起，中國已經開始融入世界貿易體系。先是明武宗去世後，楊廷和與張璁相繼進行革故鼎新，而後張居正更在隆慶和萬曆初年將改革推向高潮，實行賦役的貨幣化，使明朝的實物財政轉變為貨幣財政，扭轉了嘉靖、隆慶時期財政連年虧損的困境，「府庫充溢」、「太倉粟可支十年，冏寺（太僕寺）積金至四百餘萬 」，成為正德以來國家財政最好的時期。

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由此進入成熟階段，並開啟了向近代社會轉型的進程。

但是，此時的明朝最高統治階層眼界狹窄，消息閉塞，沒有看到十五世紀末十六世紀初世界地理大發現後，西方殖民主義不斷向東方拓展勢力，世界各大洲已逐漸連為一體，全球化的趨勢初露端倪，這對中國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他們未能抓住這個機遇，大力推進社會轉型，使中國盡快走向世界，加快發展的速度。相反地，晚明的幾任君主都極其昏庸腐朽，他們為了維護既得利益，死死抱住君主專制的制度和重農抑商的政策不放，推行一系列倒行逆施的舉措，導致吏治高度腐敗，貧富差距極端擴大，社會衝突急劇激化，造成社會的大動盪，使社會轉型遭受嚴重挫折，喪失了走向世界並獲得快速發展的機遇。

朱由檢的祖父明神宗，在虛齡十歲繼承皇位之時，內廷由生母李太后主政，外朝以內閣首輔高拱為首。萬曆元年（1573）正月，次輔張居正勾結宮中太監馮保，驅逐高拱，當上首輔兼帝師。他在李太后的支持下，大力推行改革，同時嚴格管教小皇帝，力圖將他培養成「堯、舜之君」。但張居正的嚴格管教未能敵過隨侍小皇帝的宦官們的潛移默化和商品貨幣大潮的負面影響，反而使其產生逆反和報復的心理。隨著年齡的增長，明神宗逐漸滋長了嗜酒、戀色、貪財、尚氣（意氣用事）四大惡習。

萬曆十年（1582），張居正病逝，明神宗親政。他掌握封建專制統治的大權後，立即對張居正進行清算，張居正的改革事業由此遭到否定或篡改。建立在清丈田畝，限制貴族地主、官紳地主優免特權基礎上的一條鞭法，雖然延續了下來，但貴族地主、官紳地主仍然肆行無忌地欺隱田產、濫免糧差，使一條鞭法變味走形，未能發揮其均平負擔、縮小貧富差距的作用。

明神宗親政之後，開頭幾年，尚能勤奮理政，「日視朝講，萬幾親總，五夜夙興，又且留心民瘼，加意人才，召對輔臣，諮訪部院，開誠納諫，虛己受言 」。親政期間，他決策進行的「萬曆三大征」即平定寧夏哱拜之叛、援朝禦倭之戰及平定播州楊應龍之亂，均取得成功，對維護國家統一、鞏固邊防產生積極的作用，贏得了後人的贊許，表明他並非庸主。無奈他是酒色之徒，「每夜必飲，每飲必醉 」，在酩酊大醉之後，就拽過在旁侍候的嬪妃、宮女行房事。過度的酗酒和縱欲，使他的身體日漸虛弱。從萬曆十四年（1586）下半年到萬曆四十八年（1620）病危，長期疏怠政事，難得視朝，也很少面見大臣，許多軍國大事不能及時處理，官員的選拔任免無法正常進行，以致「人滯於官 」，「曹署多空 」，「職業盡弛，上下解體 」，政治也就更加黑暗腐朽了。

明神宗的生活極其奢華糜爛。他不僅「因曲蘖而歡飲長夜，娛窈窕而晏眠終日 」，而且對飲食、衣裝及器用都非常講究，極盡揮霍之能事。繼位一段時間後，他就掏空專供皇室開支的內府，於是又不斷伸手向戶部「傳索帑金」。國庫歷年儲積的存銀被他逐漸花光，出現巨額的財政虧空，因而無法向禦邊的守軍撥發軍餉，導致兵變頻繁發生。

面對國家財政的巨額虧空，明神宗不是採取措施扶植和支持工商業特別是海外貿易的發展，加速由較為單一的農業稅向多種稅制的轉變，以擴大稅源，相反卻加緊對工商業者的直接搜刮。從萬曆二十四年（1596）起，明神宗就派出大批宦官充當礦監稅使，分赴各地開礦徵稅，將搜刮來的錢財直接上交內府。礦監名義上是督領金銀等礦的開採，實際上是借開礦之名，對百姓進行敲詐勒索，如妄指百姓的良田之下有礦脈，迫使主人交出大筆錢財，否則便毀壞莊稼、拆毀宅院。稅使則在繁華的城鎮、關津、渡口設置關卡，強迫過往的商旅、車船交納各種稅金。有的地方不僅重複徵稅，而且任意擴大徵稅的範圍，就連「窮鄉僻塢，米鹽雞豕，皆令賦稅 」。礦監稅使的苛剝，使廣大民眾遭受一場空前的浩劫，商業經營和手工業生產更是遭到嚴重的摧殘，導致民變頻發。

明神宗的倒行逆施，不僅導致朝政腐敗，貪風熾盛，賦役沉重，土地集中，兵變與民變此伏彼起，而且導致邊防廢弛，為女真的崛起與坐大提供了條件。

女真是中國東北的古老民族，元代分布於松花江下游、黑龍江流域直至庫頁島，元末明初陸續南遷，分成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東海野人女真三大部。他們原以漁獵為生，後來南遷的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逐漸過渡到以農耕為生，並跨進了奴隸社會。明朝建立後，大力招撫女真三部。在明朝統治的兩百多年間，女真各部透過貢賜與互市，加強與中原的經濟文化交流，加快發展的步伐。到萬曆年間，諸部蜂起，彼此攻伐，互爭雄長。就在諸部的混戰之中，建州女真的努爾哈赤逐漸崛起。萬曆十一年（1583），李成梁在建州右衛圖倫城主尼堪外蘭的引導下，率兵鎮壓建州右衛古勒寨主阿台的叛亂，誤殺隨同前往勸降的覺昌安和塔克世。努爾哈赤聞訊，從李成梁帳下出逃，返回建州女真。明廷為了安撫努爾哈赤，給了他三十道敕書、三十匹駿馬作為賠位償，並命其承襲父職擔任建州左衛指揮使。當年五月，努爾哈赤便以報父祖之仇為名，攻占圖倫城，開始了統一女真的戰爭。努爾哈赤採取「遠交近攻」之策，交好朝鮮和蒙古，用十年的時間統一了建州女真；爾後又用二十年的時間，征服了烏蘇里江和黑龍江流域的東海女真；接著，進一步統一了海西女真和東海女真的大部分地區。在統一的過程中，努爾哈赤將女真原有的狩獵和軍事組織「牛錄」制度加以改造，建立軍事、政治、經濟合一的八旗制度，大大提高女真的戰鬥力，加速了社會經濟的發展。萬曆四十四年（1616），他在赫圖阿拉（今遼寧新賓老城）登基建立後金政權，自稱英明汗。過了兩年，努爾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公開背叛明朝，一舉攻占了撫順。

明廷對努爾哈赤統一女真，甚至建國稱汗，從未進行干預，但努爾哈赤公然背叛明朝，並大舉攻明，這是明神宗不能容忍的，他決定給予有力的反擊。當時，明朝內部黨爭正酣，浙黨首領、內閣首輔方從哲支持明神宗的決定，並推薦與浙黨關係密切的楊鎬為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禦史，經略遼東。要打仗，就需要大筆軍餉，此時國庫蕩然一空，而宮廷的內帑山積，達到「亙古所無 」的地步，一些大臣請發內帑，遭到明神宗的斷然拒絕。經明神宗批准，戶部援引嘉靖年間平定東南沿海倭寇與萬曆年間幾次征戰時一度實行的田賦加派辦法，規定除貴州之外，各省田賦每畝加派三厘五毫，稱為「遼餉」，共計加徵兩百萬兩白銀。萬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命楊鎬統率十萬兵馬，分四路攻打赫圖阿拉。努爾哈赤採取「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 」的對策，於三月初在薩爾滸（今遼寧撫順東南）集中八旗兵力，相繼殲滅西路、北路和東南路的明軍。楊鎬急令南路明軍退師。明軍從此喪失在遼東戰場的主動權，已無力再發動進攻，不得不採取守勢，在戰略上陷入了被動。後金八旗兵乘勝進攻，先後攻占開原、鐵嶺，征服了葉赫部，進而謀取瀋陽、遼陽兩城，成為明朝的一大勁敵。

除了國事的處理屢屢出現失誤，明神宗對家事的處理亦多乖張之舉。他在萬曆六年（1578）大婚，娶了王皇后。王皇后「賢而多病，不能育 」。李太后讓張居正為之冊選九嬪，以廣子嗣。就在冊選九嬪之時，有天他到李太后居住的慈甯宮，索水盥手，宮中出身卑微的侍女王氏給他端來盆水，他見了甚是喜歡，與之發生關係，使她懷了孕。經李太后追問，他只好認帳，封其為「恭妃」。萬曆十年（1582），王恭妃為之生下皇長子朱常洛。但明神宗鍾愛的是出身富有人家、早年讀過書又長得漂亮的鄭貴妃，因而長期不給王恭妃晉封位號，對朱常洛也是「一應恩禮俱從薄 」。

過了三年，鄭貴妃為他生下皇三子朱常洵（皇次子早殤，生母不詳），明神宗即晉封其為皇貴妃，並與之一起到紫禁城西北門的大高元殿行香，暗中立下擬立朱常洵為皇太子的「密誓 」。此舉違背明朝嫡長子繼承制的傳統，因而引起眾大臣的關注。萬曆十四年（1586）二月，首輔申時行等大臣為絕後患，上疏請求冊封朱常洛為皇太子。明神宗未允，百官又紛紛上疏，與明神宗展開了一場長達十五年的「國本」之爭。明神宗一系列的失誤和乖張舉措，引起一些正直官員（主要是中下級官員）的不滿。他們多以氣節自負，要求明神宗親禦朝政，抑制貪欲，改良政治，體恤民情，關心民瘼，屬於政治上的清流派。另一些官員（主要是當權的上層官員）則不問是非曲直，一味阿順明神宗和內閣大臣，屬於政治上的濁流派。雙方圍繞一些重大的政治問題，展開激烈的鬥爭。前面提到的爭國本，就是雙方爭論的一項重要內容。

萬曆三十二年（1604），被罷官回到無錫老家的吏部文選司郎中顧憲成，與志向相同的高攀龍、錢一本、顧允成（顧憲成弟）、薛敷教等正直的士大夫，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他們在講學之餘，「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 」，逐漸形成一股政治力量。濁流派的官員，逐漸形成齊、楚、浙、昆、宣諸黨，他們將與之對立的朝廷內外的正直之士稱為「東林黨」。東林黨與齊、楚、浙、昆、宣諸黨，圍繞著朝廷官員的任命和皇儲等問題，繼續展開激烈的鬥爭。

明神宗專寵鄭貴妃，不喜歡王恭妃，因而也不喜歡皇長子朱常洛，既遲遲不讓他出閣讀書，也遲遲不立他為皇太子，萬曆二十九年（1601）經李太后的干預雖勉強立其為皇太子，但對他仍是不冷不熱。而在冊封朱常洛為皇太子的同時，則封朱常洵為福王，在其成年之後也一直未令其按祖制離開京城就藩封國，進而對朱常洛的太子地位構成嚴重的威脅。因此，朱常洛處處謹小慎微，整天愁眉深鎖，便在近侍的誘導之下，縱情酒色，既借酒消愁，又期盼能早生貴子，博取父皇的歡心。明神宗在政治上壓制朱常洛，在生活上則盡量滿足他的要求，供其玩樂。所以，在朱常洛身邊，除了太子妃，還有成群的妃嬪和選侍（沒有封號的侍女）。這群妃嬪和選侍，果然為他生下一大群子女，其中包括未來的明朝最後兩位君主朱由校和朱由檢。萬曆三十三年（1605）十一月十四日晚，當王選侍為朱常洛生下長子朱由校時，他立即命年老的宮人去仁德門外向明神宗報喜，孰料，明神宗並未因此改變對他的態度，仍遲遲未讓福王就藩封國，亦遲遲不立朱由校為皇太孫。

在強大的輿論壓力下，福王於萬曆四十二年（1614）勉強就藩洛陽，但第二年五月，就發生了梃擊事件。五月初四日，有一名叫張差的男子，手持棗木棍，闖進朱常洛居住的慈慶宮大門，擊傷守門太監，又躥至前殿簷下，被幾名太監捉住。浙黨的巡皇城禦史劉廷元審問後，說他是個瘋子。東林黨的刑部提牢主事王之寀再加審問，發現他並不瘋癲。經刑部等三法司會審，張差供出其闖宮梃擊，系受鄭貴妃宮中太監劉成、龐保的指使。消息一傳出，「中外籍籍，疑（鄭）貴妃弟國泰為之 」。明神宗為了保護鄭貴妃，僅下令將張差處死，而將龐、劉二人在內廷祕密擊斃。

由於明神宗不喜歡朱常洛及其子朱由校，朱由校之弟朱由檢更得不到明神宗的疼愛。朱由檢除了五歲那年隨父親朱常洛和兩個哥哥一起參加明神宗對大臣的召見，遠遠見過祖父那副病懨懨的儀容，平時根本見不到祖父的身影，祖父對他也幾乎沒有印象。朱由檢的生母劉氏，是初入太子宮的淑女，為人賢慧忠厚，對朱由檢疼愛有加，悉心呵護，期盼將來能母以子貴。「時宮中有二李選侍，人稱東、西李。康妃者，西李也，最有寵 」，她常在朱常洛面前說三道四，挑撥離間，致使朱常洛逐漸疏遠了劉氏，進而尋隙訓斥。劉氏謹守婦道，從不辯解，但仍不時遭受西李的凌辱毆打，終於積憤成疾，在朱由檢五歲那年含恨而逝。劉氏死後，朱常洛將朱由檢交給西李撫育。但僅過四年，朱由校之生母王才人病逝，朱常洛又將朱由校交給西李撫育。西李見朱由校是皇長孫，便把主要精力都放到朱由校身上，而冷落朱由檢。後來，她又生下一個女兒，朱常洛便將朱由檢交給東李撫養。東李為人正直，「仁慈寡言笑 」，行事小心謹慎，從不與西李計較。由於膝下沒有子女，她將全部的愛心都傾注到朱由檢身上，視如己出，百般呵護，盡心調教。朱由檢重新獲得一份母愛的溫暖，並在東李的調教之下，逐漸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每天清晨起床後，先拜天，隨後即向東李請安，尊如生母。他還喜歡讀書，並養成靜坐頤養的習慣，閱讀儒家經典，常長久不動，有時口中念念有詞，有時靜思默想。同時，東李的溺愛，也養成他自以為是、獨斷專行的性格特點。

●本文摘選自寶瓶文化出版之《崇禎：王朝覆滅的最後十七年》。👉 前往琅琅書店購買電子書，立即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