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運交錯的蒙古帝國與鎌倉幕府──從14世紀氣候變遷看當時政權如何瓦解

文／岡本隆司

「日本整體大風吹」的時代

蒙古帝國與鎌倉幕府瓦解的共通之處

十三世紀，隨著氣候暖化，歐亞大陸誕生了蒙古帝國，日本則出現了鎌倉幕府。然而到了十四世紀，這兩個政權幾乎在同一時期相繼瓦解，主因正是氣候轉為寒冷。儘管蒙古與鎌倉政權在規模與性質上大相逕庭，卻都是在相似的氣候變遷中誕生，並最終因相同的環境壓力而走向終結。

蒙古帝國的滅亡，關鍵在於其所積極推動的商業活動大幅衰退。限制人民移動對經濟的打擊，我們在近年的新冠疫情中已有切身體會。十四世紀，隨著氣候轉冷，中亞爆發了「瘟疫」，傳播至歐洲與中國後迅速蔓延，成為整個歐亞大陸的災難。在歐洲，這場瘟疫被稱為「黑死病」(推測為腺鼠疫)。

除此之外，寒冷氣候也導致農作物產量下降，使得以蒙古帝國為中心運轉的歐亞世界經濟陷入大規模蕭條，失去經濟原動力的蒙古帝國也因此走向衰退。

與此同時，中國爆發變局，明朝興起並驅逐了統治中國的元朝。新政權實施徹底的鎖國、管制與統治政策，不僅將「中華」的範圍限定於漢人居住區，更以北方的萬里長城為界區隔遊牧民族，同時嚴格管控東部沿海地區的出入。

若以儒教的詞彙形容，可稱之為「中華主義」或是「華夷思想」。但即便在其所謂的「中華」內部，也大幅限制交通、流通與人員移動，簡言之，進入了類似今日疫情期間所謂「封城」的體制。這是一種以疫病與經濟衰退為前提，所建立起的應對制度。

另一方面，日本也在鎌倉時代末期至南北朝時代（室町時代初期）期間，經歷了極為寒冷的氣候。近年來有學者指出，鎌倉幕府的滅亡也與氣候寒化有關。若此說成立，則可見日本的政局動盪確實與整個東亞的局勢互有連動。

鎌倉幕府的建立，本就以氣候暖化為前提。與蒙古帝國或中國相比，日本的情況相對單純，農作物生產支撐著地方經濟，也構成東國武士的生活基礎；但當氣候轉寒，這一前提便不復存在。

氣候暖化促使京都與近畿一帶的商業蓬勃發展，日本也從中國引進了不少先進的技術與文化。然而，這些商業模式與文化成果大多未能傳播至尙在開發中的偏遠鄉鎭與農村，僅有作為武家政權中樞的關東首府鎌倉是例外。也正因如此，鎌倉幕府在面對危機時顯得格外脆弱。

室町幕府的定位

因此，室町幕府成立後面臨的最大課題，就是如何因應寒冷化的環境。換言之，該如何將東國蓬勃發展的農業與軍事力量，與西國所擁有的先進技術、商業與文化加以結合，進而建立新的秩序。這場漫長的摸索與嘗試，也成為此後日本歷史的主要主題。

前述第一章的年表指出，日本從鎌倉時代到室町時代屬於「中世」，大致相當於東洋史或歐洲史的「近世」時期。這也反映出日本與歐洲之間在時代劃分上的落差，而隨著日本進入中世，不僅繼續受到中國與亞洲的影響，也開始逐漸受到經歷文藝復興後的歐洲影響。

對於剛站穩腳步的室町幕府而言，當務之急是如何與明朝建立關係。在此之前，無論是與宋朝或元朝，日本大多由民間主導、進行相對自由的貿易，這也促進了日本這個亞洲後發國家的發展。

宋朝與蒙古帝國在這方面都採取相對寬容的態度。以足利尊氏與直義執政時期為例，為了籌措京都天龍寺的建造費用，曾派遣一艘被稱為﹁天龍寺船﹂的貿易船前往大元進行交易，這段歷史頗為知名。

然而，如前所述，比室町幕府晚約三十年建立的明朝，卻採取極端封閉的貿易政策。室町幕府該如何應對這場重大轉變，成為一大難題。

同時，幕府也面臨一項不得不正視的國內問題。敵對的南朝勢力中，後醍醐天皇之子懷良親王以「征西大將軍」的名義前往九州，在當地建立起強大的勢力。他之所以選擇九州，無疑是因為這裡自古以來就是富庶之地，具有重要的戰略價値。

在過往的建武新政期間，反叛後醍醐天皇並在京都戰敗的足利尊氏逃往九州，卻能在短時間內重整旗鼓，再次上洛，因此九州對他而言，是重振勢力的根據地。

九州除了擁有已開發的肥沃土地與剽悍的在地武力，更重要的是其長期以來與中國之間的貿易往來。例如，博多曾是日宋貿易的重要據點，九州亦憑藉地利之便，透過頻繁的交易累積了可觀財富。對於處於劣勢的南朝而言，選擇九州作為東山再起的基地，無疑是理所當然之舉。

與明朝的關係

明朝誕生後，隨即提出「朝貢一元體制」。原則上是中斷內外交通，形同鎖國，但對於冊封國，也就是被視為臣屬的國家，仍接受其朝貢與使節團，並允許一定程度的貿易活動。明朝起初並未與室町幕府交涉，而是選擇與懷良親王往來，甚至授予其「日本國王」的稱號。這可能是基於對懷良親王在九州活躍貿易記錄的評估所做出的判斷。

這讓幕府陷入困境，不僅與明朝的貿易渠道遭到切斷，反而讓敵對的南朝從中獲利。因此到了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執政時，幕府派兵進軍九州，將懷良親王驅逐，義滿也順勢成為「日本國王」。這段過程眾說紛紜，而且與本章主題無關，故不再詳述。

其後，明朝在永樂帝時期穩固體制、聲威日隆；而在日本，雖然義滿把將軍之職傳予其子義持，實權仍掌握在手。也正是在這段時期，明日之間展開所謂「勘合貿易」。這是一種朝貢制度的變體，只有持有由明朝發行的「勘合符」者才被允許進行貿易，而此項權力在日本僅由幕府掌握。

從中可以看出兩點：其一，日本其實並不存在所謂的「日本國王」。在中國的體制中，這是確實存在的稱號，但對日本而言，只是權宜之稱，並無對應的政治實體。這種認知差異，自《隋書》〈倭國傳〉中「日出處天子」，以及「天皇」之稱號開始，便一直貫穿中日關係史。

其二，雙方雖有認知落差，卻能超越分歧，共同尋求利益。對日本而言，貿易能帶來豐厚利益；作為朝貢國，日本通常能獲得比進貢數倍有餘的「回賜」。對中國而言，與日本建立朝貢關係也具重要意義。新增朝貢國象徵更多國家臣服，有助於明朝對內對外宣示天子正統。尤其對曾擊退蒙古帝國、向來抗拒大陸權威的日本來說，其臣服更能突顯明朝國威。權力之間本就以利益結合，「勘合貿易」亦不例外。

●本文摘自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之《歷史學家寫給所有人的日本史：從中國影響到亞洲視野，跨國視角下的日本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