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家庭的男性時常感到焦慮，他們的自由被父權制度扼殺

文／理查．V．李維

大衛．吉爾摩在《男子氣概的形成：男子氣概的文化概念》一書中發表了一項大規模調查，對象為地中海流域、大溪地、南亞等文化，他的結論是：「我們觀察的大多數社會中，男性必須讓女性懷孕、保護依賴者免受危險，並且提供親戚朋友的溫飽......我們或許可以將這種準全球性的角色稱為『男人兼播種者、保護者和提供者』。」

吉爾摩主張這種「普遍存在的男性」應是後天養成，只是養成方式跟一般女性不同。男性在各方面都被期待要讓其他人優先於自己，包括將資源讓給群體，以及為了捍衛群體而冒著受傷、甚至死亡的風險。這裡的其中一個核心概念，就是「剩餘」。成熟男性生產出來的資源，比他們自己生存所需的還多，而這些就要分享給氏族、部落或家庭。「提供者這個概念，是建構男性身分的重大要素之一，」社會學家大衛．摩根（David Morgan）寫道：「無論在道德還是經濟方面皆是如此。」

至少過去幾千年以來，男性基本上可以用幾個字簡單形容自己的角色：「養活我的家人。」這段時期的家庭多半都滿大的。但是在最近幾百年，尤其是西方國家，家庭已經演變成定義更狹窄的社會制度，通常稱為核心家庭：父親、母親和小孩。結果，父親和丈夫的角色就緊密的綁在一起，幾乎無法分辨。一個好丈夫和父親必須養活家人─包括他自己、妻子或伴侶以及他們的小孩。「提供者」這個角色成功的將男性與「家庭和社交生活」連結起來，正如英國社會學家傑夫．丹奇在《轉型男性：性別關係中依賴和主導的模式變化》一書中描述：「這個角色的作用，就是正式將男性併入人際的支持結構─也就是依賴鎖鏈，它存於任何人類社會的核心。」以歷史來說，丹奇是對的，但接下來的問題是該怎麼維持父親和小孩之間的依賴鎖鏈，畢竟男性和女性之間的鎖鏈已被成功切斷。「傳統家庭模式提供了『買一送一』─父親與小孩的關係，取決於父親與母親的關係。」蘿拉．塔赫與其共同作者寫道。

傳統家庭是有效的社會制度，因為男性和女性都是必要的，但其分工也很極端。母親與小孩有著直接且主要的照顧關係，父親與小孩則有著間接且次要的提供關係。我當然不是說這樣就是全部，我自己的父親就滿足了傳統的提供者角色，但除此之外，他的角色可多了─游泳教練、駕駛教練、搬運工、司機、學術顧問......應有盡有。但他的基本責任，就跟他那一代的所有父親一樣：養家糊口。照顧家人的母親以及養活家人的父親，他們彼此之間的傳統契約，會透過婚姻表達出來。養家者和照顧者的婚姻，誠如吉爾摩所描述，是「某個特殊道德體系的一部分......必須有這個體系才能確保男性自願接受適當的行為」。

這也是保守派非常擔心結婚率下滑的原因之一，對他們來說，夫妻之間的依賴關係，正是婚姻的動力所在，這算是一種機制，將男性的精力導向正面的社會目標。女性主義者剛好相反，她們認為婚姻是一種壓迫制度（根據約翰．斯圖爾特．彌爾的說法，就是「敵人的堡壘」）；也是「把女人關起來」的機制（來自斯泰納姆的評估），許多當代女性主義作家都支持這個評論。

不過兩方都同意一點，就是婚姻使女性受男性束縛，但男性也受女性束縛，進而受小孩束縛。他們意見不同的地方是：這樣算是好事嗎？保守派是對的，因為婚姻作為社會制度，在以前是「奏效」的。女性主義者也是對的，因為婚姻若要奏效，就必須縮減女性的自主權。問題在於，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尤其我們該拿男性怎麼辦？答案肯定不是「試圖收回女性運動爭取到的利益」（雖然丹奇和其他保守派人士這樣建議）。正確答案是「與孩子建立更直接的關係，並以此為基礎，改造父親這個身分」。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傳統家庭中的男人，生活並不總是美好的。你的生活是被設計好的，所以你一定會覺得很孤寂。戰後穿著灰法蘭絨西裝的「受組織男性」，在週一到週五之間來回於郊區與辦公室的焦慮，就暗示了這種潛在的空虛感。

在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劇本《推銷員之死》中，你就能見證到主角威利．羅曼（Willy Loman）那種無聲的絕望：他「一年要受苦五十週，只為了換到兩週休假」，而且到最後，他必須葬送自己的性命，才能勝任他身為養家者的角色。男性的自由通常也被父權制度扼殺─角色被嚴格規定，還必須承受高壓的期望。

●本文摘選自方舟文化／讀書共和國出版之《男性廢退：失落、孤僻、漫無目的，生而為「男」我很抱歉？苦苦掙扎的男性困境，我們能怎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