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紐約：工作者面對職務、家庭和生存的多重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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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艾瑞克．克林南柏格（Eric Klinenberg）

三月十六日，也就是紐約市全面停擺的幾天前，曼奇蒂任職的特許學校已關閉校園。她也像多數的媽媽一樣，為此既鬆一口氣、又滿心焦慮。在校園關閉這段時間裡，她不必接觸學生──校方行政單位預期校園可能關閉個兩、三週──不過曼奇蒂還是得繼續在家裡與學生、家長合作處理大學申請入學的事。在家工作就代表她得在上班的同時料理家務，這令她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

其他紐約市民就和她一樣無所適從。二○二○年三月，世界各地既有的社會結構及相應的日常生活模式都開始瓦解──在某些地方也許是一點一點崩塌，而在包含布魯克林區在內的一些地區，崩解的速度如迅雷不及掩耳。工作、學校、日托中心、圖書館、遊樂場、合唱團──這些原本在曼奇蒂一家人生活中堅若磐石的可靠存在，都在一天之內轉眼消失。曼奇蒂有如失去了重力在太空中漂浮，她抓住任何還稱得上穩定的事物，並且盡力避免身邊的人偏離軌道。

可想而知，曼奇蒂的女兒原本天天去的家庭式日托中心也關閉了。他們請了一位加勒比裔老太太一週五天到府照顧艾拉。曼奇蒂瀏覽當地家長交流的部落格，想了解避免感染病毒、照顧全家人的方式，也尋找有關家事服務的資訊。大家都在想方設法將原來的社交網絡轉變成能避免染疫的小圈圈。

有關聘請清潔人員或保姆是否安全，爭論得很激烈，而該不該讓那些工作者搭公車或地鐵到府服務也是個問題。她回憶某一天的情形：「我在公園坡家長（Park Slope Parents）的網站上看到有一堆假惺惺的家長說：『哦，我們每天都讓保姆坐Uber。』還有人說：『我們叫她別來到府服務了，但還是付她全額費用。』」這些人好像把「當好人」變成了某種競賽一樣。那時候我當然就想：「好吧，也許我該載保姆回家，這樣她就不用搭大眾運輸了。」當晚曼奇蒂便提議載保姆回家。「路程不遠，」她說起當天的情形，「但因為天氣很冷，所以我們沒打開車窗通風。」隔天保姆就打電話來說自己身體不太舒服，沒辦法到府幫忙照顧孩子了。

後來這位保姆再也沒有出現過。

數日後，曼奇蒂也開始發燒、發冷、腸胃不適。她說：「還記得我那時候傳簡訊給朋友：『我好像確診了。』整件事感覺太不真實了，我當時一直在想，好，從機率上來看，我應該會沒事才對。但這種全新疾病目前顯然還沒有妥善的治療方式，而且大家對它的理解也不全面。想到自己可能面臨某種可怕的事，那種陰影真的很嚇人。」曼奇蒂的焦慮是出於具體的理由──當時科學家雖然還未全面了解COVID-19這種疾病，但已經知道有某些健康問題的族群若患病可能面臨較大風險。曼奇蒂雖然算年輕，但已經有高血壓，而且也在接受治療了，因此她知道自己要是染疫，情況可能比一般人更加危險。她在社群媒體上也看到許多親友感染COVID的消息：一位同事的老公不幸確診（後來很快過世了）；另一位朋友的父親則正在醫院裡靠呼吸器維持生命。佩索告訴她，萊克斯島監獄有「一大堆」獄警都病了，也包括先前才跟他一起值班、一起開廂型車在監獄四處巡的某位同事，另外還有他那個擔任監獄大門警衛的好友。COVID-19在他們生活圈裡散播的速度快得難以置信，不可否認的是，黑人與棕色人種的確診率實在太高，而這在當時卻是常態。

因為生病只能待在家裡，再加上沒有可行的治療方式，曼奇蒂忍不住開始胡思亂想各種可能性。其中最令她害怕的是：「新聞報導有許多案例，有些人因為確診必須與伴侶隔離，所以只能獨自睡在房間裡，結果另一半隔天早上要去叫確診者起床，才發現已經沒了呼吸。都是些恐怖故事。」她試著不要盯著新聞節目看，把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好讓自己冷靜下來，但這個在睡夢中停止呼吸的夢魘卻在她頭一沾上枕頭就浮現於腦中，她根本無法闔眼。「我很擔心自己也會就這樣停止呼吸。」她回憶自己當時的心情說道，所以她只好試著在客廳身後墊枕頭坐著睡覺。「這樣確實比較能呼吸。」但這種睡眠方式卻無助於她的身體好好休養。

曼奇蒂感覺到疾病在全身蔓延，從胃部一路延伸到頭部和肌肉，接著是她最擔心的肺。她告訴我：「我感覺自己好像要窒息了一樣。」她的胸口有沈重的壓迫感，而且呼吸困難。曼奇蒂開始出現症狀的幾天後，佩索也病了。他呼吸困難的症狀比曼奇蒂還要嚴重，焦慮感也更高。佩索到附近的診所就醫，醫生診斷他得了肺炎，但佩索請醫生幫他做COVID篩檢時卻被拒絕。醫生表示診所現有的篩檢工具有限，只能保留給已有某些嚴重健康問題的人使用。「他試了四五家，」曼奇蒂回憶當時情形說道，「沒人願意幫他篩檢。」曼奇蒂比較幸運，她順利在附近的緊急醫療中心接受篩檢。曼奇蒂說：「是看到我的體重和高血壓病史，他們才願意為我篩檢。」除此之外，院方還幫她照了胸部X光，診斷結果就和她預想的一樣，她得了COVID和肺炎，想來佩索一定也是。但當時也沒有誰能幫他們度過難關，夫妻倆只好回家向上天祈禱。

只是光祈禱也治不好病毒感染。曼奇蒂胸悶的症狀愈來愈嚴重，她開始思索其他各種可能性。她說：「我真的快要無法呼吸了，那時我剛好聽說某些醫院會額外為患者供氧。」但在那種情況下她不敢去醫院，家附近那幾家醫院尤其令她害怕。曼奇蒂與佩索出門去診所或購買家用品的時候經過了那些醫院幾次，他們注意到院外停放的冷凍車，裡面放滿了COVID患者的遺體，他們腦海裡也忍不住想像醫院中令人絕望的景象。「我會瀏覽各家醫院的死亡率和評價，」曼奇蒂解釋，「看到某幾間醫院的死亡率特別高的時候，我心想：『我不要去那些醫院，我不想死在那裡。』」她在Facebook上看到高中時代或威廉斯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的朋友分享抗疫資訊，「於是我就發文說自己確診了，試著問問看誰有醫院的人脈。」曼奇蒂高中時期的女性校長表示自己跟曼哈頓上東區的威爾康乃爾醫院（Weill Cornell Medical Center）傳染病專科醫師很熟；那可是紐約市數一數二好的醫院。儘管布魯克林區、皇后區、布朗克斯區的醫療機構都已人滿為患，但像威爾康乃爾醫院這樣頗具聲望的醫療機構卻相對沒那麼多確診患者。那名女性校長對曼奇蒂表示，如果她的病況糟糕到需要使用呼吸器，自己那位醫師朋友可以幫忙爭取，伊努瑪只要趕快從布魯克林出發去威爾康乃爾醫院就好。

「當時的我基本上就是在衡量：去附近醫院就診或開車進城，哪一種選擇比較危險？」曼奇蒂講起當時的情況，「如果要開車進城，就得自己開三十分鐘的車，我不確定有沒有辦法撐那麼久。」但與其去附近那些病患好像都只進不出的醫療機構，這趟艱難的車程似乎能帶來更多希望，於是曼奇蒂與家人道別後就開車出門了。住在布魯克林的幾十年來，這趟路程曼奇蒂已經開過無數次，從來沒有哪一次讓她這麼心驚肉跳，也沒有哪一次能這麼快就開到目的地。她說：「為了要安全抵達醫院急診室，我全神貫注在開車。一路上我發現街上竟然沒有人，半個人也沒有！」

她抵達醫院的速度實在太快，快到自己都還沒準備好面對踏進急診室迎面襲來的那股焦慮，而且她馬上就發現，自己正處於天天都有人喪命的疫情風暴中心。這時她才驚覺，也許不久之後她便會成為其中之一，但她還沒做好心理準備。她說：「我彷彿突然掉進了屬於COVID患者的異世界。不過我也一直提醒自己，以統計數字而言我的死亡機率並不高。即便如此，我還是很擔心，要是我也要用到呼吸器而說不了話怎麼辦。我兩個孩子都還小，我也還沒做任何有關遺產的安排。於是我把小筆記本從包包裡拿出來開始寫遺囑，也不是很正式的遺囑啦，但就是趕緊把自己對身後事的期望寫下來。」

她很驚訝抵達醫院後沒多久就有醫護人員來為曼奇蒂評估身體狀況。他們為曼奇蒂量體溫、血壓，也聽了她的呼吸聲，並且用血氧機為她測量血氧含量。住院治療的血氧含量門檻是百分之九十二，曼奇蒂測量出來的血氧量是百分之九十三，因此醫護人員便請曼奇蒂回家休息，如果狀況惡化再來就醫。「剛開始我真的很沮喪，」曼奇蒂解釋，「我已經呼吸困難了，真的很擔心自己會突然惡化。」她朋友的老公就是這樣，新聞上有許多死亡案例也都是如此。伊努瑪希望威爾康乃爾醫院優秀的醫護人員能多為她監測身體狀況幾天，確定狀態穩定再讓她離開。雖然經過醫護人員判定得知自己不需額外治療也能康復，確實是有些安慰，但在驅車回布魯克林區的路上，她也一直擔心：要是他們判斷錯誤怎麼辦？

當晚，回到家的曼奇蒂上網找各種訊息看個沒完，試著得到一線希望。她偶然看到一篇宣揚羥氯奎寧好處的文章。她一面回想一面說道：「不僅新聞上有播報，很多人也都在談這種藥，所以我開始上網找資料，看看大家都怎麼說。」羥氯奎寧對COVID-19的治療效果其實未經確切證實，但要是這能降低她因染疫死在自家的機率，曼奇蒂願意一試。也沒有其他治療方法了。何況這種藥物就算無法幫助她恢復順暢呼吸，或許有機會能夠安定神經。她說：「我朋友的另一半是骨科醫師，他開了處方箋讓我到某家小藥局領藥。到了現場，藥劑師說這款藥要兩百五十美元。我本來就是花錢精打細算的人，所以那時心想我才不要付這個錢。但後來我又想，要是我真的死了，一定會很氣自己放掉用兩百五十美元換小命的機會，所以我還是乖乖付了錢拿藥。」

在伊努瑪放手一博嘗試不一定有療效的藥物時，佩索的呼吸愈來愈短淺急促，胸痛的情形也趨於嚴重。到了這個時候，萊克斯島監獄裡COVID疫情肆虐的消息一波波傳來，包括獄警、員工、囚犯，可以說所有人都感染了，其中一些人的病況還格外嚴重。他們買了一台血氧計，佩索量出來的血氧數值也還不算太嚇人，「所以我一直跟他說：『寶貝，我覺得你應該是太焦慮了。』」然而佩索滿心想著各種最壞的情形，在這種情況下，他太想要確定自己的狀況是否無大礙，隨便上哪家醫院都可以。於是他打了九一一緊急求救電話，沒幾分鐘後鳴笛聲傳來，刺眼燈光閃動著，救護車出現在他們家門口。伊登和艾拉對這不尋常的景象興奮不已，但同時也不解爸爸怎麼被戴著口罩的人載走。佩索和伊努瑪一樣，沒幾個小時就被請回家了。醫生說對現階段的佩索而言，家裡比醫院安全。

沒多久，曼奇蒂就發現羥氯奎寧不僅沒有安定神經的效果，也無法治療COVID-19。服藥之前，她全心全意想著羥氯奎寧可能發揮的療效，然而真正使用羥氯奎寧以後，她才開始注意藥物可能產生的副作用。於是她打電話給一位當醫生的表親，對方表示羥氯奎寧可能對她的心臟有害。曼奇蒂當週就去了另一間醫院的急診室，請醫護人員為她檢查身體。「他們為我做了心電圖，結果發現心率確實有改變，」曼奇蒂對我坦言，「他們無法斷言是不是羥氯奎寧導致的變化，但醫生也表示，光是這樣就代表我不該繼續吃羥氯奎寧。我把那東西丟了。」

幾週後，伊努瑪與佩索終於康復，而且他們康復的時機很恰好，因為萊克斯島正好需要獄警回去執勤，愈多人愈好，但伊努瑪卻不希望佩索回去上班。她說：「他有些同事都染疫快要死了，所以我跟他說：『就算沒有你那份薪水，我們也可以努力想其他辦法，冒這個險不值得。』當時還沒有研發出疫苗，我們也不知道兩個女兒是否受到感染，COVID-19的疫情還是很嚴重，我只想要他平安無事。」但佩索還是受到這個鐵飯碗的牽制，如果現在辭職，他就得放棄退休金與相關福利，而要是努力做完在萊克斯島監獄最後幾年的工作，未來幾十年就不用那麼辛苦了。關於這一點，伊努瑪難以反駁，而她也尊重佩索的決定。伊努瑪只要一想到紐約市把這麼多人關進監獄裡就覺得難以忍受，但她心裡也清楚，這些囚犯都進了監獄，能遇到像佩索這樣正直的獄警相對是好的。

伊努瑪也得面對自己的工作，她得重拾在學校的職務了──不過是以遠距工作的模式。伊努瑪的學生已經在四月收到大學錄取通知以及學費補助的相關資料，因此大家都需要她的協助。曼奇蒂的一雙女兒艾拉與伊登也仰賴她照顧。曼奇蒂他們家依然沒辦法找保姆和家庭式日托中心，此時正是疫情的危險時期，也沒有鄰居或親友願意到他們家幫忙顧孩子。佩索回到了工作崗位，曼奇蒂只能盡全力照料孩子，但是同時顧一個寶寶和一個三歲幼童，再加上一整班準備畢業的高中生（甚至還有家長），且所有人都迫切想得到她的關注──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現在她最頭痛的事不是對抗COVID，而是一天到晚要四處救火。她要換尿布，要向家裡首次有孩子有機會上大學的家庭解釋公立與私立大學的差異，還得清理潑在地毯上的髒污。她與學生、家長討論為了「夢幻學校」而扛下額外的債務值不值得，然後又要準備午餐、再換一次尿布。接著她就接到佩索傳來的訊息：萊克斯島監獄人手又不夠了。佩索得加班，甚至可能還得值第二輪班。「我們問了家庭式托育中心有沒有重新開放托育，」曼奇蒂解釋道，「我們想知道孩子能不能再回去給他們照顧。」不過對方卻一再表示還不能重新開放。「我推想他們是顧慮自己女兒本身的健康問題，所以遲遲沒有開放，也猜她可能會擔心那麼多孩子進她家會有傳染風險。畢竟真的有很多人染疫死亡，大家都非常害怕。我很理解她的心情。」

到了四月中，天氣漸漸好轉，紐約市的病例增加趨勢終於緩和下來，伊努瑪和佩索開始會多帶女兒出門走走。他們在外面還是不敢亂碰長椅或門把，「別忘了，」伊努瑪說，「當時我們都以為病毒會藉由物體表面造成接觸傳染，我們還用來舒擦拭所有買回家的食材。」紐約市最優質的公共空間大多位在曼奇蒂家附近，例如展望公園及日落公園（Sunset Park），因此他們和許多人一樣，都在整整一個月的封城與居家隔離期過後，趕緊到公園享受難能可貴的時光喘息一番。曼奇蒂回想那陣子的某一天，他們遇到也將自家小孩送到同一間托育中心的一家人，雙方聊起了近況。她問那一家人的爸爸，最近都怎麼應付照顧孩子的問題。對方回答：「喔，我兒子已經回托育中心好一陣子，他們重新開放了。」

曼奇蒂心中一沈：開放好一陣子了？那為什麼我女兒還不能送去？

顯然，他們被排除在外了。曼奇蒂向我解釋：「基本上他們就是不想讓我女兒回去了。」她寫了張字條問托育中心負責人到底是怎麼回事，對方一週後來電解釋：「我也不想這麼做，要在疫情中做這種決定，我也覺得非常艱難……但我想你也知道其他家長……因為萊克斯島監獄有接觸病毒的風險，他們不希望你女兒來托育中心。」原來如此──這些家長想要確保他們的社交小圈圈是個安全、不受病毒威脅的環境。曼奇蒂對我說：「大家都可以回去，就我們不行。而且其他孩子的家長都改成遠距工作了，我猜他們大概看到我們一家人就像看到病原體一樣吧。但我真想直接跟對方說：『我女兒八成是托育中心裡最安全的孩子，因為我們早就得過COVID了！』但你也知道，對方已經說不歡迎我們了，再說自己想留下來，感覺像是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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