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 IN 台南／百年前的娛樂 探尋日治時期台南市商業戲院

2024年迎來台南400年！這座古城乘載著悠久的歷史脈絡與豐富的文化傳承，很多人都深深地被四百年累積堆疊而成的古蹟建築、飲食風味、民俗文化給吸引，也許我們沒辦法像穿越小說一樣回到過去的某個時間點，仍能透過不同方式走在這條歷史延續的道路上。

琅琅悅讀「LOG IN 台南——0到400之間」專題，在各頻道陸續推出與台南相關的精彩內容及系列活動，除了介紹眾多作家書寫的文章書籍、名人聲音朗誦故事的溫度傳遞，也邀請你分享自身與台南的珍貴刻印與連結。（編按）

●本文摘選自秀威資訊出版之《府城‧戲影‧寫真：日治時期臺南市商業戲院》。👉 立即前往琅琅書店購買電子書，馬上開始閱讀！

文／厲復平

導論　探尋日治時期臺南市商業戲院

臺灣商業戲院的出現主要在日治時期（1895-1945），對於日治時期商業戲院的討論多以臺北市的商業戲院為中心，然而對於臺南市商業戲院的瞭解，不見其全貌，而有許多零散的、甚至錯誤的訊息廣泛地被引用流傳，造成以偏概全或以訛傳訛的遺憾。本研究藉由耙梳日治時期重要的報紙、雜誌、專書、攝影寫真帖等相關資料，並對照戲劇及電影在當時的發展脈絡來相互佐證推敲，指正當前部分相關訊息的謬誤、發掘前人未知之處，並期望能對日治時期臺南市商業戲院的概況有一個較全面性的瞭解。

首先界定本書的研究對象為日治時期臺南市的商業戲院（以下視情形簡稱為戲院），包含日人及臺灣人所經營之常態性提供演出節目的戲院，主要作為經常性的商業活動場所，而非依附於特殊節慶之下的臨時性場所。因此，討論對象不包括為節慶場合而搭建的演出場所（如廟前廣場）或借用其他公共空間的臨時性演出（如在臺南公會堂的演出）。此一時期的戲院節目絕大多數為戲劇與電影。研究的時間範疇是日治時期1895年到1945年，空間範疇為日治時期1920年以後劃分行政區域的臺南州下轄之臺南市，(1)為清代府城圍牆以內的區域，而本文所討論的臺南市戲院皆位於現今臺南市中西區，以下述及戲院的現今地址皆不再重複區名而僅列出路名及門牌號碼。

回顧臺灣在日治時期以前，尚未出現商業戲院。臺灣在荷西時期（1624-1662）、明鄭（1662-1684）、清領時期（1684-1895），大量漢人移民至臺灣，原住民成為弱勢少數，漢民族的社會風俗成為主流，漢人的戲劇活動也成為當時臺灣的主要戲劇活動。(2)（邱坤良2013：12-47；徐亞湘2000：9-12）漢人帶來原鄉習俗，表演的場合多數為廟會節慶，少數為達官巨賈私人娛樂，前者的表演場所自然是廟埕廣場，後者則在私人宅邸之內（邱坤良1992：70-72；張啟豐2004；林鶴宜2015：18-24），並未出現茶樓形式的戲園。而臺南作為臺灣第一個漢人移民聚居的城市，廟宇數量眾多，在清領時是臺灣府城、清領前期更是全臺對外最大貿易港，官商雲集，無論是在廟埕、堂會或私人宅邸的演戲，都有不少史料記載，但是固定戲臺仍屬少數。（張啟豐2004：255-265；林永昌2006：7-41）這個時期仍然是農業社會為主，戲曲（戲劇）活動的進行仍是在特定時節或時機才會進行，而中國沿岸城市建造茶園戲園的商業劇場之風，並未傳入臺灣社會，要等到1895年日人領臺後，臺灣才出現不依附節慶而常態性設置的商業戲院。（石婉舜2015：241）

日治時期除了臺灣社會原本的廟會節慶或私人宅邸的戲曲演出持續進行之外，由於大量日人移民來臺，帶來工商業的生活與休閒模式，現代化都市生活型態開始出現，其與農村生活型態不同，並不受限於農耕工作與農閒時期的年度作息循環，不依時節的經常性休閒娛樂活動在都市中興起，商業戲院開始出現，例如早在日人領臺之初，1895年的臺北即出現寄席這種表演日本說唱藝術的大眾演藝場所，而到了1897年就有臺北座與十字座兩家規模較大的劇場出現（石婉舜2012：44-45），這些出現在臺北的商業戲院，已有許多研究者論及，然而目前對於在臺南市出現的戲院，則所知相對有限。

以下先回顧相關的既有研究與文獻資料。呂訴上的《臺灣電影戲劇史》（1961）是最早系統性介紹日治時期臺灣各種演劇與電影的著作，雖然呂訴上的著作有不少錯誤之處。但是仍可供本研究參考對照當時戲院的節目類型。邱坤良倡議以戲院為中心的研究，並以臺北永樂座為案例討論戲劇與電影的發展及其互動關係（邱坤良2008：21-89），徐亞湘更進一步廣泛蒐集整理日治時期報刊的相關資料，聚焦討論日治時期臺北的商業劇場概況，對於當時臺北的淡水戲館（新舞臺）、艋舺戲園及永樂座三座戲院有詳盡的剖析。（徐亞湘2006：85-149）李道明與張昌彥編的《記錄台灣：台灣紀錄片研究書目與文獻選集（上）》（2000）內有許多關於日治時期的電影、電影院、電影管制的相關文獻，以及一手日文資料的翻譯。然而上述這些研究資料主要針對全臺普遍的情形，若有針對特定區域情形的研究，也都主要聚焦於臺北。葉龍彥在其《新竹市戲院誌》（1996）、《台北西門町電影史》（1997）、《日治時期台灣電影史》（1998）、《台灣老戲院》（2004）等系列的臺灣電影研究著作中，闡明不同時期電影發展與全臺戲院概貌，並專論探討臺北西門町及新竹之戲院，但未專論探討臺南市戲院，且葉龍彥的研究焦點在電影，對於電影發展之前以戲劇演出為主的戲院則甚少論及。針對日治時期臺南市戲院的研究，賴品蓉於2016年8月完成的碩士論文《日治時期台南市戲院的出現及其文化意義》，與本研究在彼此不互知的情形下，不約而同各自完成對日治時期臺南市戲院的研究，並於2016年10月1日於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學系舉辦的「第二屆臺灣與亞洲電影史國際研討會」中與研究者同場發表全文審查之論文。賴品蓉由臺南市都市空間演變的角度來看臺南市戲院出現的意涵，並且也從文學作品中切入當時文人對戲院的經驗與感受，這些觀點都與本研究不盡相同，然而賴品蓉的研究對象與本研究的對象高度重疊，可印證本研究考證推論之研究成果，並互為參照。

葉龍彥的《日治時期台灣電影史》以及三澤真美惠《殖民地下的「銀幕」：台灣總督府電影政策之研究（1895-1942）》（2001）論及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影政策、技術、發行、放映等相關的背景訊息。石婉舜的博士論文《搬演「臺灣」：日治時期臺灣的劇場、現代化與主體型構》（2010）針對日治時期臺灣的戲劇狀況有跨越不同戲劇表演類型的深入探討，並於〈高松豐次郎與臺灣現代劇場的揭幕〉一文中論及首次出現全臺串連經營的商業戲院模式（2012），以及在〈尋歡作樂者的淚滴——戲院、歌仔戲與殖民地的觀眾〉（2015）一文中論及臺灣戲院普及的狀況。林永昌根據其同名博士論文（2005）出版《台南市歌仔戲的發展與變遷》（2006）一書，該書耙梳整理戰後臺南市戲院的狀況，也部份觸及日治時期的臺南市戲院情形。楊貞霞曾以專文〈喧囂的片段―台南老戲院（之一）〉（2008a）、〈如戲的人生―台南老戲院（之二）〉（2008b）介紹臺南老戲院，但是其立論多依據訪談，有許多待斟酌之處。以上提供本研究判讀日治時期臺南市戲院經營模式、節目類型及戲院生態上的參考依據。

另外在關於臺南文史與影像資料上，周菊香的《府城今昔》（2003）蒐集了許多日治時期臺南市的老照片，其中娛樂設施臺南市的電影院一節更依據1937年發行的《臺南州觀光案內》的介紹（安倍安吉1937：43），而提及臺南市有四座電影院：世界館、宮古座、戎館、大舞臺（周菊香2003：184-186），而此一說更成為目前坊間流行的「日治時期臺南市四大戲院」之說。因為缺乏其他對臺南市戲院的進一步研究，日治時期先後出現的八家戲院的全貌難以得見，遂使一般讀者過度解讀此「四大戲院」之說而以偏概全。而周菊香的介紹文字也有些許錯誤之處，隨著許多文章的不斷引用，不正確的訊息在各種相關文字中大量充斥並持續被引用，此外，文化部線上「國家文化資料庫」中對臺南劇場戎座的開幕年代說明錯誤、國家圖書館發行的《日治時期的臺南》中對於南座的介紹（何培齊2007：232），也有些許謬誤之處，都以訛傳訛而一再被引用。(3)

綜觀以上現行的研究，有些基於戲劇研究與電影研究專業領域的劃分，而未能整合對戲院完整面貌的呈現，另一方面，過往許多文史研究，還未能受惠於近十幾年來建制的報刊電子資料庫系統，因此對臺南戲院的介紹難免過於簡略而仍有疏漏，徒然讓不完整甚至不正確的資訊流傳，而同時臺南市的戲院狀況一直缺乏專論作一完整的探討，造成現行關於日治時期臺南市戲院的理解有謬誤或以偏概全，這些正是本研究力圖補足之處。

在研究方法與材料上，日治時期戲院的相關資料繁多零碎，散見於報刊報導與相關的散論文章，本研究的資料來源主要為耙梳日治時期重要的報刊資料如《臺灣日日新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臺灣日報》等報刊資料。(4)相關報刊資料繁多駁雜，搜尋整理皆相當費時費力，幸得許多研究者的初步蒐集與整理，如徐亞湘主編的《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李道明建立的「臺灣電影史研究史料資料庫」，(5)然上述資料庫仍有年代不全、或侷限於戲曲資料或電影資料等限制的缺憾。另外漢珍版《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電子資料庫具有全文檢索功能，但是漢珍版及大鐸版《臺灣日日新報》電子資料庫僅能檢索標題關鍵字，而未具全文檢索功能，以上這些電子資料檢索功能對本研究助益甚多，然而仍有缺漏，需由研究者自行翻閱報刊資料補足，特別是《臺南新報》與《臺灣日報》仍未轉為具有搜尋功能之電子資料，需要完全以人工方式搜尋。除了報刊資料外，本研究也藉由日治時期的雜誌、刊物、專論、攝影寫真帖等相關資料佐證，另外也以戲院的節目內容對照戲劇及電影在當時的發展脈絡來相互推敲。(6)在本研究的呈現上，盡量運用寫真或報刊雜誌圖像資料來輔助說明，並另行彙集私人收藏的珍貴地圖及照片。所附之圖像資料皆註明出處與授權者，若未特別說明授權者，則為研究者自行翻拍之圖像資料。

綜觀臺灣的商業戲院發展，日人1895年領臺後，即在大的城市區域出現寄席這種簡單的表演娛樂場所，後來才開始出現專設的劇場建築（葉龍彥1998：41-42；石婉舜2012：44-45），及專放電影的電影館。臺南市曾是臺北市以外戲院最多的城市（葉龍彥1998：32），依據本研究的梳理，日治時期臺南市曾出現八家戲院：大黑座（1905？-1907？）、臺南座（1903？-1915）、南座（1908-1928）、大舞臺（國風劇場）（1911-1945）、戎座（戎館）（1912-1945）、新泉座（1915-1924）、宮古座（1928-1945）、世界館（1931-1945），其中大黑座是寄席、世界館是專營的電影館，其他皆是劇場轉型而來的混合戲院，既上演戲劇又播映電影。以下針對這八家戲院分別進行考辨，將依照戲院設立時間先後順序介紹，考據每個戲院起迄年代、在臺南市的所在位置、戲院建築外部與內部構造樣式、戲院的所有者、經營者與經營方式、戲院節目的大致類型與轉變等，並兼論不同階段臺南市戲院間的彼此競爭與合作關係。其中關於宮古座的章節內容及部分戎座的章節內容，曾以〈日治時期臺南市宮古座戲院考辨〉為題，另文刊登於《戲劇學刊》第25期（厲復平2017）。本書最後一章總結日治時期臺南市商業戲院的整體戲院生態，提出其發展上的萌芽期（1895-1907）、奠基期（1908-1927）、穩定期（1928-1945）三個歷史分期，並歸納戲院位置主要分佈於臺南市區中的三個區域，而不同區域的戲院建築外部與內部構造樣式不同，表徵不同的意涵，另外也對戲院與觀眾日臺分流與交流的情形作一觀察。

●本文摘選自秀威資訊出版之《府城‧戲影‧寫真：日治時期臺南市商業戲院》。👉 立即前往琅琅書店購買電子書，馬上開始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