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將漢字拆解成基本筆畫，呈現具邏輯組織的書寫順序──林語堂檢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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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石靜遠（耶魯大學教授）

一九一七年，二十三歲的林語堂於《新青年》發表處女作這份雜誌於兩年前創辦於上海國際化的法租界，為中國最聰明的激進青年提供了發表論述的平台。《新青年》的法文刊名為「La Jeunesse」（有「青年」之意），標示一種沾染馬克思主義的國際化風格。新手思想家可以在其紅色軟封面之間的內頁發表激進的觀點、提出源自西洋的構想來探口風，並且質疑接受的知識。編輯明確指出刊物使命：倘若中國必須擺脫昔日傳統之沉重負擔方能與外部世界競爭，那便如此吧！

在一片批判傳統的槍聲中，林語堂的文章算是較為安靜的炮聲。他選擇看似無害且更適合圖書館員的枯燥主題：〈漢字索引制說明〉（A Chinese Index System: An Explanation）。旁邊的一篇文章則是火花四濺，引介了法國哲學家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關於時間內在體驗的概念，這種概念至少看起來頗為新穎。林語堂的提案只有七頁，叛逆青年可能不會據此發表雷霆構想，以此彰顯其顛覆態度；然而，林的文章將實現刊物中其他文章無法辦到之事：改變新舊知識的樣貌，而此樣貌一經改變，便難以逆轉。

他看似謙虛的提議只不過是組織漢字的一項指南。林語堂將漢字解構為筆畫，從中確立五種筆畫類型：橫、豎、撇、點和鉤。由此可耳聞傳統書法教學經典八筆畫原型的迴聲，亦即「永字八法」。然而，林對其中五種筆畫類型的定義要廣泛得多。他遵循運筆方向，而非特定的筆畫風格。例如，橫筆畫不僅包括明顯的直線，好比「一」字，還包括從左到右以類似動作書寫的任何筆畫，而且不一定是水平的。

中國人數千年來研習書法，行款落筆之際，筆畫和部件順序早有一套既定規則，明訂筆順，哪些為第一，哪些為第二，諸如此類。在英語之中，寫字母「A」時可以先寫短橫，但慣例是先從左邊的長斜線開始，然後是右邊斜線，最後才寫短筆畫，使首尾相接。同理，你可以從任一筆畫去寫「X」，最終的結果是相同的。然而，手寫漢字時，必須先寫哪個筆畫和偏旁部首，其規則要嚴格得多。林語堂使用漢字第一個筆畫類型作為分類的第一順序，但發現此舉不夠精細。他擴展了五種基本筆畫類型，找出了十九種首筆畫，其中任何一種皆可作為書寫漢字時的首筆畫。

他由此創建了一個第二級分類法（taxonomy），將首筆畫與第二筆畫結合起來，並確定了一組二十八個「首筆畫加第二筆畫」的圖形，幾乎涵蓋了所有漢字。這便如同我們首先要對所有以單個直筆畫開頭的字母進行分類，包括「B」、「D」、「F」、「H」、「K」、「L」、「M」、「N」、「P」、「R」，然後添加第二條規定，亦即第一個直筆畫後頭必須跟一個彎曲筆畫，這會讓集合減少到「B」、「D」、「P」和「R」。通過一組定義的首筆畫和第二筆畫來查找漢字便產生了具有類似字母表邏輯的組織模式。

林語堂的檢索法簡單實用，挑戰了研究、理解與規定漢字書寫的千年傳統。他展示了如何根據漢字的自行組織能力來分類漢字，根本不必依賴其他外部原則，無論是西方字母或代碼。以往偏旁部首的思想主導了一切，決定如何在字典中分類和查找漢字。在林語堂之前，沒有哪位中國人曾以這種方式提供取代部首的完整方案。像祁暄之類的人才剛剛開始解開這條線索。

分類原則通常由歷代習慣與文化傳統決定，而非根據抽象的語言理論。語文學（Philology）和辭典編纂學（lexicography）一直是中國古典傳統的核心，而漢字本身便是學儒鑽研的對象。數個世紀以來，學者努力查證各種漢字的含義來保存古人智慧。這是受人景仰的文本注釋實踐（注疏）的關鍵。在印刷術問世之前，這比你想像的更難辦到。手抄文稿即便是按照規範的筆法和風格撰寫，也是筆畫潦草，不忍卒讀。倘若某個筆畫是傾斜而非筆直，可能會讓好幾代學者為該字為何而爭論不休。

管理中文詞庫總量枯燥乏味，而且吃力不討好。整理和記錄詞彙表中的漢字對於保存中文知識庫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是必要的維護措施，需要發揮耐心，不斷重複乏味的比較，同時遵循吹毛求疵的分類法。這些細緻的工作都是根據一項基本規則來進行。兩千年以來，唯有漢字的某個部分（亦即部首）被用作識別漢字來達到分類的目的。最早的漢字問世之後過了約一千一百至一千五百年，那時漢字數量已經相當可觀，古人為了管理字庫，乃首度發明部首來加以運用。

首度編纂部首的人是許慎，他是東漢時期（公元二五年至二二〇年）的學儒和經學家，在他之前沒人盤點過漢字或研究其使用之道。許慎從九千三百五十三個漢字的混亂局面中理出頭緒，歸納出五百四十個部首。他深信替事物正確命名有其哲學與宇宙深意，這在他的組織原則上留下深刻的印記。據稱，五百四十這個神奇數字是將象徵陰陽的數字（六和九）相乘，然後再乘以十，以此得出足夠的類別來分類。許慎的系統以部首「一」開始，象徵事物的起源，然後以標示時間循環的十二個部首結束，藉此統攝全體，使概念完整。

簡而言之，部首是神聖的。歷代以來，部首備受重視，人們無不遵守。然而，偶爾會有人質疑，是否需要這麼多部首，或者最佳的數目該是多少。然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公元十世紀時，某位僧侶將部首從五百四十個刪減至二百四十二個，而近五百年之後，某個父子團隊則選擇了四百四十四個。最終的部首數目減至二百一十四個，於明代確定，由國子監太學生梅膺祚編纂的《字彙》所整理。公元十八世紀的藏書家滿洲皇帝康熙採納了這套二百一十四個部首的系統，詔令一眾編纂官以其名義編撰《康熙字典》，奠定了二百一十四個部首的權威地位。

到了公元二十世紀初，部首體系逐漸浮現裂痕。這套系統歷經數個世紀的修改、補強和調整，但學習和使用起來仍然耗時費工且不夠直觀。欠缺有系統的簡單邏輯來存儲和檢索漢字以及捲軸和典籍記載的各類故事、歌曲和王朝歷史，這些文獻早已積累成災，難以理出頭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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