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真實故事啟發!孩子目睹「爸爸殺了媽媽」如何從創傷走出來?

(圖/unsplash)
(圖/unsplash)

文/菲利普.貝松 Philippe Besson

我忘了鈴聲響起時究竟在忙什麼,直到最後一刻才匆忙接起。一開始,話筒那端的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但她確實鼓起勇氣撥打了我的號碼,也耐心地聽完等待接通時在她耳邊響了四次的提示音。我因為差點錯過來電而略感煩躁,大聲催促下,她終於聽見我的呼喚。然而,電話那頭依舊無聲。事實上,她是受到巨大的衝擊而無法出聲。

我對衝擊的來源毫不知情,只知道妹妹給我打了電話,這一點也不尋常。我們不常交談,就算有,也只在我週末回家時才會面對面聊上幾句,因此我對這通來電的感受僅止於驚訝,談不上擔憂。真正的憂心始於聽見她的喘息,話筒裡只有她的喘息聲,她的呼吸聽起來就像快要窒息了。沒錯,就像快窒息了。於是,我先打破了沉默,問道:「蕾雅?蕾雅?是妳嗎?」沒有回應。

我大可把這通電話當作玩笑,或者認定是她無意間按到通訊錄裡的號碼,沒發現電話已經接通。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我並沒有這麼想。我也可以想像話筒那端是另一個偷了她手機的人,甚至有人因為某個不可抗的因素代替她打了這通電話,但我沒有這麼做。我很肯定話筒那端的人就是她。儘管那呼吸急促且紊亂,卻是她無誤。我不可能搞錯。這種把握來自於兩人的默契,是關係密切的證據。

見她始終不出聲,直覺告訴我,應該再溫和一點,因此,我試著用輕柔的語氣再次呼喚。我削去聲音裡的憂慮,藏起所有的不耐。這下,她總算開口了。

她小聲低語:「出事了。」

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坐在租屋處廚房裡的小桌子旁,聽見那句話後,一陣涼意爬上背脊,我不禁挺直了身軀。我不明白為什麼在一片模糊的記憶中,唯獨這件事歷歷在目──也許下次與心理師見面時應該詢問──我猜想,某些關鍵時刻很難從記憶中抹除,而有時,在事情發生的當下,我們就會知道那是關鍵時刻。

我沒有追問:「什麼事?」事實上,我有足夠的時間提問,因為蕾雅在說出下一句話前沉默了好幾秒,至少十來秒;她的確需要這段空白,好讓自己重新回到軌道上,說出那難以開口的句子。我想,這時提出這樣的問題也是沒有意義的,畢竟她終究要說出口的,虛弱的聲音、急促的呼吸都不成阻礙。她是唯一一個知道真相的人,只有她擁有揭示的權利,她的來電也只為了這唯一的目的,選擇打給我是理所當然。一開始,她因為打擊太大而無法開口,接著又被排山倒海的情緒淹沒,然而我確信她做得到,她能把該說的話說出口。

而她的確做到了。

她說:「爸爸剛剛殺了媽媽。」

那年,蕾雅十三歲,我十九歲。

我們沒有學過如何面對這種程度、這種性質的災難。

沒有人學過。當然了。

然而,它卻降臨在我們身上。

換作他人,可能會喊道:「什麼?妳剛剛說了什麼?」藉此反覆確認自己理解當下的情況──事實上會反覆確認的人心裡都是清楚明白的,這麼做不過是條件反射,他們不相信、不願相信,甚至是否認眼前的事實──但我沒有提高音量,沒有出聲抗議。

相對地,我問了:「怎麼會這樣?」我要她把話說清楚,試圖釐清狀況、理解事情發生的經過。這就是我的反射動作。話不能這麼籠統,事情不能這麼不著邊際,我需要細節,需要具體的、確切的、有形的內容,需要邊界與界限。

蕾雅沒有回答。

後來,太遲的後來,我才意識到,不該對一個十三歲的孩子提出這種問題,更不該的是,她是受害者的女兒。

因此,我降低了要求,把語氣放輕,給了一個我能想到最不嚇人的假設,我寄予最後一絲希望,卻一點也不相信:「他不是故意的吧?」

她勉強擠出一個字:「是。」

一個冷靜且肯定的「是」。

一個直達地獄的字。

這下,我也說不出話了。

我感到頭暈目眩,這則消息把我擊潰,我失去了所有回擊的力量。

我必須坦承,這件事沉重無比且超出了我所有的想像,直至今日,每當我回想起蕾雅低聲吐出的那些字詞時,它們仍會以難以置信的清晰雲淡風輕地在我腦海裡響起,我仍然會感到震驚與錯愕。想到這些話竟然有被說出口的機會,我仍然為之目眩。

我想,我是被徹底擊潰了。

「妳現在在哪裡?」

「廚房。」

「一個人嗎?」

「跟媽媽一起。」

她說「媽媽」這兩個字時,彷彿媽媽還活得好好的,就跟平常一樣。我必須強忍住抽泣。

接著,我開始勾勒案發現場。我對事情的經過仍一無所知,不過要想像一具躺在地上的屍體,周圍流了一灘血,這樣的畫面並非難事。請別誤解「並非難事」的意思。那場景想當然耳是駭人的,甚至難以承受。但我的想像更多是基於我對那個場所的了解所做出的推理,以及合理的判斷。

我看見蕾雅在媽媽的遺體旁邊。

請允許我在這怪異的景象上稍作停留。我至今沒有真正看過現場,可是它卻深植在我腦海,無法擺脫。

「爸爸呢?他還在嗎?」

「沒有。他跑走了,我也不知道去哪裡了。」

我再次陷入想像之中(這是我彌補自己的疏遠、缺席和在重要時刻逃避的方法)。他先是往後退了幾步,想必有點茫然,然後像個懦夫,像個膽小鬼般逃離。也許他連猛力關門的步驟都省略了。走在房子前那條小徑上的他腳步踉蹌,像個醉漢。我趕緊抹去了這個形象,不讓它削弱他的行為帶來的後果。

「妳真的真的確定媽媽已經……?」

「對。」

我並不是懷抱任何希望才這麼問的,只是,沒有看過屍體的人是有可能認錯的吧?刀刺進身體(如果是刺進去的)的那幾下可能不至於致命,但她的那聲「對」如刀一般俐落。蕾雅的情緒紊亂,可是頭腦是清醒的(後來我才知道她當時測了脈搏,又是一個沉重的影像)。而且,這場風暴中,事實與單純的真相成了指引她的明燈。

我刻意不說完那句話,避開了關鍵詞(這也是刻意的)。事後,我又想,我是不是不願意面對事實,就像一隻在障礙之前退卻的馬,是不是我沒有足夠的勇氣面對。也許是不想在火上澆油。不過現在,我認為是蕾雅刻意打斷了我的話。是她選擇了保護我。

「妳呢?妳沒事嗎?」

「沒有。」

他沒有對她施暴(我差點就說「感謝上帝」,可是哪有上帝可以感謝,如果真有,那也該受到指責,而非感謝)。之後還有時間可以確認爸爸是否威脅她,是否企圖對她做任何事――這將會讓情況更糟――當下最要緊的是,她安然無恙。這是末日般的一天中最令人感到欣慰的消息。

「不要待在廚房。回房間去,用鑰匙鎖上房門。」

我必須確保她的安全,更要讓她脫離剛才目睹的景象。如果連電話這端的我都已身陷驚駭與恐慌之中,她又該是什麼狀態呢?

也許整個過程她都看到了,但我不敢開口問。我想等到面對面時再談這件事。

「可以去貝容太太家,如果妳覺得這樣比較好的話。」

我突然想到這件事。讓她把門鎖上、留在那棟房子裡看似安全,可是如果父親回來,也是危險的。躲到鄰居家似乎是更安全的選擇。除非殺人犯――人們應該會這樣叫他吧?――還在附近徘徊。

她回答:「我比較想留在房間裡。」

對她來說,那是個安全的世界,溫暖又舒適,待在那裡,就沒有什麼能傷害她。然而,按照這個道理,廚房也一樣,不應該發生什麼壞事的。廚房也不該是會發生凶殺案的場所。

我回道:「妳決定就好。」

接著又說:「我已經打電話給警察了。他們很快就會到。我會搭第一班火車回去。」

她說:「好。」

我又補了一句:「我坐上火車後會再打給妳。我不會丟下妳的。一定不會丟下妳。」

她回了同樣的話:「好。」

掛斷電話後,我繼續坐在凳子上。

按理,我應該處理憲警 和火車票的事。可是我無法阻止自己在腦袋裡搜尋最後一次見到媽媽的情景。

那是三個星期前的事了。她陪我到火車站搭車。

我努力回想她最後幾句話,卻怎麼也想不起來。大概就是些稀鬆平常的話,像是:「鑰匙帶了吧?檢查了嗎?」

我也試著重建最後一次見到她的模樣,記憶中的她站在月台上,揮手向我說再見。我應該也是用同樣的手勢回應吧,但我並不確定。

記憶的模糊與搖擺不定的影像讓我感到羞愧。

我覺得不能立刻起身,需要一點時間恢復清醒,以免被暈眩襲擊而跌跤。

就像抽血後的感覺。

我需要思考,需要從方才和妹妹短暫卻瘋狂至極的對話中抽身,重拾某種控制權。

於是,我一字一字清楚地喊了出來:我─爸─剛─才─殺─了─我─媽。

我需要的就是這個:大聲說出那幾個字,藉此確認它們的真實性,確認這個事實,也賦予它們意義;同時帶著一點無理的期待,試圖把這幾個字指涉的內容推到遠處,至少稍微離我遠一點。

然而,我卻得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結果。坐在小桌子旁的我這才意識到,我對這件事感到驚訝,可是似乎並不意外。

我想的是:總該發生的。

或更確切地說:是有可能發生的。

可是我從未有過這樣的念頭。從未有過。

什麼意思?

所以這個念頭是藏在我的潛意識裡,現在突然浮現了。

太晚了。

不。

我驅走這個念頭。現在不該是被這樣的想法纏身的時候,更何況我有預感它還會再回來,到時我將不得不面對。現在還有更緊急的事要處理。

正常情況下, 我應該撥打一七 找警察, 可是我卻搜尋了布朗克福(Blanquefort)憲警隊的電話。為什麼?因為我想到:打給警察局,接電話的會是個關在某個陌生辦公室裡的陌生人。他會坐在一台電話交換機前,戴著耳機,遵循同樣的程序和規定,要我拼出名字,要我重複同樣的話,並懷疑我說的事。我覺得那是浪費時間的做法,而且我也無法忍受對方以隨意或懷疑的態度待我。可以想像他們每天都會接到許多電話,會遇到瘋子或用一些不重要的小事占線的人,所以第一件事就是篩選、刪除。我希望電話的另一端是真正的人,一個了解這座城市,或許也認識媽媽的人。接電話的是一位女士。聲音聽上去是個年輕人。我一口氣說完了事情原委。她可能有些驚愕,但還是立即回應了我:「我們馬上就派一隊人過去。」

回想起來,她大可懷疑我是來惡作劇的,可是她相信我了,沒有絲毫的遲疑。我想是我的慌亂說服了她。還有我提供的詳細資料:姓名、地址、電話、現場的描述。我還說了:「您知道波默-德利爾路嗎?共和國公車站牌那裡?就在那後面。」通常就是這些最平凡無奇的畫面讓最不可思議的故事變得可信。

最後,我決定直奔蒙帕拿斯(Montparnasse)車站,沒有買票,也沒有把任何東西丟進行李袋。車站大廳裡的時刻表上顯示:五分鐘後有一班列車前往波爾多(Bordeaux)。運氣真好(這一閃而過的念頭令我感到可悲)。我找到月台,在列車廣播即將關上車門前跳上了第一節車廂。若有查票員要開罰單,我打算告訴他,我媽剛去世了,是我爸殺的。他會堅持罰款嗎?逆境也可能帶來好處;相比之下無足輕重的好處。結果沒有人查票。

列車剛駛出巴黎,一個陌生的號碼就出現在我的手機螢幕上。我立刻接起電話。是憲警隊的指揮官打來的,但我沒記住他的名字。我請他稍候,讓我先在車間通道上找個地方坐下。確認了我的身分後,他表示是來跟我「更新進度」的,他已經「抵達現場」了。他的聲音低沉,沒有情緒,符合他的職業。可是他突然換了口吻對我說:「令堂確實已去世,我很遺憾。」

我在想,憲警學校是否會教授學生在宣布這種消息時,應該採取溫和且富有同情心的口吻?還是經驗使然,讓他學會了體貼,又或者是因為,即使從事這份工作多年,他仍然無法掩飾某些情緒。

至於我,當母親的死訊成為官方確認、記錄在案、無可爭議的事實時,我的眼睛正盯著廁所門上的標誌。多麼荒謬、多麼難忘。

回過神後,我問了蕾雅的狀況。他重拾中性的語調,使用程序性的詞彙向我保證,他們已經「把她安置在安全的地方」了。我不知道安置是什麼意思:是坐在某輛警車的後座嗎?還是交給了醫生或消防員?

接著,我下意識壓低了聲音,儘管沒人能聽見我說的話。我問他:「我媽是怎麼死的?」他沒有正面回應:「您不要等到了現場,我再告訴您嗎?」在我的堅持下,他鬆口了,也許是為了降低衝擊,他又用標準化的官方說法回應:「是尖銳的武器。」所以,媽媽是被刺死的。「多處傷害。」所以,媽媽被刀刺了很多次。

我對這段旅程沒有太多記憶。窗外景色一掠而過,我很熟悉――以前有段時間經常搭乘――卻沒有細看,也許是視而不見,只記得一片綠色,移動的綠,也有無盡的原野,沒有一處吸引我的注意力。印象裡只有一位沉浸在雜誌裡的女士,以及更遠處一個頑皮的小女孩,她的吵鬧和蹦蹦跳跳讓我感到不耐。我為這份不耐自責。這個孩子無視周遭生命的無常,對身邊的悲劇漠不關心,我應該感到驚喜才對。我把耳機塞進耳朵裡,聽起寵物店男孩合唱團(Pet ShopBoys)的歌。甜美的流行音樂與當下的氛圍完全不合,但我一點也不在意。重要的是,我需要音樂分散注意力。

我和蕾雅互傳了幾個訊息(她告訴我有個憲警一直陪著她),我沒有食言。我就要回到她身邊了,很快就能在一起,我會把她緊緊地抱在懷裡。不過,我並沒有告訴她,我會把她緊緊地抱在懷裡。不能讓她覺得我的同情心氾濫,或是拋棄了我們對彼此的矜持。這種想法其實很可笑。畢竟當下的情況如此特殊,即使我打破慣常,也不會有人有異議。看來,即使是遭遇如此可怕、無法想像的情況,人還是會保有一些本能反應。

我急著見她,同時讓她一個人面對這種情況的愧疚感也(已經)在催促著我。照理來說,我應該覺得這段旅程很漫長才對,奇怪的是,我並沒有這種感覺。因為這一段時間是抽象的、混沌的,既是洶湧的波濤又是迷離的霧氣,所以我沒有察覺到它的流逝。應該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

這團迷霧很容易理解:因為我處在一個思考迴圈之中。我想著爸爸為什麼會殺了媽媽,他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這個問句就像一場夢、一場噩夢,把我困在同一個地方,無法擺脫,也無法往下一個階段前進。它反覆出現,一遍又一遍,繞成了一個完美的、惱人的迴圈。

書名:《這不是社會新聞》
作者:菲利普.貝松 Philippe Besson
出版社:寶瓶文化
出版日期:2024年3月26日

抵達波爾多聖讓車站時,我沒有像平常一樣轉搭地上電車,而是攔了一輛計程車,就算會花掉我這個星期大部分的生活費,我也不想浪費寶貴的時間。

我沒想到的是,這輛車竟把我帶回童年,帶向童年曾有過的感受。當時,我和蕾雅坐在後座,前座的爸媽緊張兮兮。爸爸的情緒來自交通堵塞,久久無法前進,好像堵車是衝著他來的,好像那些人擠在一起或亂開車都是為了惹怒他。媽媽則因為總是擔心自己忘了什麼,忘了帶錢包,忘了把家門鎖上,去購物中心買東西也是她焦慮的原因,明明是件再平常不過的事,她卻總是覺得購物清單上少寫了什麼;也害怕推車相撞,甚至是賣場裡突然廣播特別折扣時,她也會變得緊張。其實仔細想想,她似乎經常處在害怕的情緒中。計程車裡的我自忖,是我們沒有給她足夠的關注,她這樣的個性肯定是某種原因造成的。

如今,我和親戚朋友、鄰居、同事聊過,也諮詢過律師、專家的意見,看過了相關檔案,仔細聽過受害者和殺人犯的陳述,也瀏覽過網路上的資訊後,我敢肯定:他,我的父親,就是這一切的根源。

●本文摘選自出版之《這不是社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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