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於越南的華僑司法通譯，讓涉案移工卸下憂懼與孤獨

文／羅漪文

如何不握住你的手

年輕人被帶進收容所之前，突然拉住我的手，哭著要我替他說情，

嚇得專勤人員大聲斥責：「幹嘛？你怎麼可以拉通譯老師的手？」

我的手殘留著年輕人冰涼的汗漬，愛莫能助的挫折感影響我一整夜。

隔壁偵訊室忽然一串尖叫劃破長空，我們這邊偵訊室的人員都頓了一下。

前來自首、態度一直保持戒備的大姊，忽然伸出手來碰碰我：「我覺得好緊張！」

我只好輕輕反握住她冰冷的手，悄聲安慰：「沒事，你是自首，不會怎麼樣，放心。」

僅片刻，我把手抽掉了。

◆◆◆◆◆

我一直很迷戀溫柔。作為移民家庭的孩子，我在很不安穩的氛圍中成長，因此特別喜歡聆聽人們輕聲細語地說話，順著舒緩的聲音，想像有雜花芬芳與青草香氣的春天降臨。

在成為司法通譯以前，我遇見過一位越南華裔大哥，他與家人於越戰結束後曾短暫停留台灣，旋即轉赴泰國難民營，再移居法國，後來他和一位從台灣去法國的女子相戀結婚，終於又定居台灣。

這位大哥看著我說：「你的外表很文靜，其實你是外向的人。」

我笑了笑，佩服他的細緻觀察，也理解自己為何成為今天的樣子。

我不擅與人交際，不習慣在眾人面前侃侃而談。當老師很多年，是知識支撐我站在講台上完成授課，但下課以後的我又回到默默的狀態。

然而，我不是沒有覺察到有些人和學生很喜歡找我說話，訴說一些生活煩惱或是深藏的挫折。我通常只是安靜地坐著，內心不時感到緊張與抱歉，因為我覺得自己應該回應這些傾訴，偏偏窮於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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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幾年前，有一位年輕女孩因為聽了我的越南文學演講，便找我私下聊了兩個小時。

我們約在東區的一間雲南小吃店吃過橋米線，喝了一口熱湯。她由衷讚嘆原來台北有這麼溫暖的食物，那是她前所未知的。

隔著熱湯的氤氳水氣，她緩緩說起家人的揮霍與沉重負債讓她感到痛苦與迷惘，好在她在校園裡遇到了「師父」。師父與師兄、師姊們安慰了她很多，她覺得自己被救了，以至於現在即使作為出版社編輯的她薪資微薄，她仍然願意每個月貢獻兩千元給師父。

聽聞至此，我心情複雜地低頭吞下幾口米線，又提醒她趕快吃，免得湯變涼了。

她還說，我很好，我可以很客觀地聽她說話，不會嘲笑她相信「師父」。

她沒錢買好看的衣服，同事在茶水間奚落她，被她偷聽到，她難過到從此不跟任何人吃飯了，她們中午出去吃飯也不叫她了。

她再三重複：「你真的很好，會讓人很放心講心事！」

那次見面以後，我向幾位要好的學生感嘆一番，學生卻說：「對耶！老師，那位姊姊說得對。你是很少、很少有的那種很能聆聽別人講話的人。」

是嗎？當她在說出她對「師父」的崇拜時，我知道主流媒體怎麼報導那位，更知道網民怎麼樣評價那些信徒，我是不是應該很務實地告訴她：「省下那些貢獻吧！」然而，我怕說出來會讓她難過，但又覺得不說的自己是不是太鄉愿？

我確實深深覺得自己沒有立場勸說她，在她最脆弱的時候，沒有人拉她一把。

我既不在場，連位居台北繁華地段的校園中，沒有師長亦或同學理會她，誰有資格嘲笑她愚笨呢？

我只能盡量輕鬆地對她說：「哎，改天我們一起去逛街，我知道哪裡買得到不醜又不貴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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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逛街買平價衣服的機緣未至，我成為了一名司法通譯。

在很多次筆錄的場合中，我才發現，當事人在向執法人員供述的同時，對我拋擲他們的零星哀嘆。

陷入陌生的語言和嚴肅的法律情境裡，涉案的外籍勞工容易感到孤絕，一旦發現有人聽懂他們說話，大多數都忍不住絮絮叨叨一番。

我不至於過度自戀地以為自己很重要，是「師父」等級可以聞聲救苦、普渡眾生。我只慶幸地發現，恰恰是我的移民家庭背景和多年的文學薰陶，讓我可以絲毫不困難地同理那些想賺錢、想翻身的欲望與脆弱，但同時因為司法通譯要求專業、中立，讓我不能也無須表態，無形中移除了必須回應他人的緊張感。

我只要發揮默默且專注聆聽的本能即可，而這種聆聽的品質恰恰是倒楣的人們所需要的。甚至，他們會趁著執法人員不在場的短暫空檔對著我匆匆訴說，應該不僅僅是隨機偶然。

◆◆◆◆◆

夏天的夜晚，一名年輕男孩被查獲，他緊張結結巴巴地說自己在老家還欠幾千萬越南盾。

那是多少呢？就取每位外勞須付給仲介的平均金額一億兩千萬越盾的一半好了，那就是六千萬，折合台幣七萬元。

合法勞工的薪資大多分布在兩萬五至三萬之間，逃跑在外則能夠找到三、四萬的工作，只有很特殊的情況，例如疫情第一年中的口罩工廠密集輪班趕工，薪資可高達五、六萬，或是疫情第二年台灣鋼鐵業接到國際訂單，外勞賣力加班之後，終於可以向同胞炫耀自己高達九萬的薪資單。

然而，不是每個人都這麼幸運找到高薪工作，想要賺到四、五萬的薪資通常得辛苦熬夜，如夜間磨豆漿、早餐店凌晨備料、食品廠漏夜分裝蔬果之類，這些工作台灣人不願意做，就由年輕的外籍勞工補上。

年輕人被帶進收容所之前，突然伸手拉住我的手，哭著要我替他說情，嚇得年輕的專勤人員大聲斥責：「幹嘛？你怎麼可以拉通譯老師的手？」

我的手殘留著年輕人冰涼的汗漬，愛莫能助的挫折感影響我一整夜。

同理帶來的艱難是，因為常在距離當事人很近的位置，他們的情緒朝著我直接撲來，而我為了保持專業，得費力關閉自己的纖細敏感。

甚且，在完成每一場通譯之後，我都會忘掉當事人的資料細節；忘掉，也是為了保護自己的情緒不受到案情干擾。

幸好，疫情爆發以後，口罩遮住了彼此大半張臉。在進行每一場筆錄的時候，可以免掉許多不必要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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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脖子上戴著一串白色珠子，衣服乾淨整齊。在戴口罩的年代，我頂多只能這樣辨識某個當事人。

她在台灣合法從事看護十幾年，因為合法的薪資微薄，家裡婆婆、老公接連生病，孩子又要上學，所以沒存到什麼錢。最後一次期滿，正逢疫情，乾脆留下來打黑工，多存點錢給兒子結婚。

她低薪多年，逃跑在外，四處打零工，難得找到臨時看護工作。二十四小時照料病人，週薪一萬七千五百元，簡直太幸運，不幸的是，很快就被查獲了。

她說，因為之前老公生病，隨時會死，所以她不敢逃跑，怕萬一要回去奔喪，卻沒辦法再回來就麻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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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報到不久的專勤隊員負責筆錄。偵訊室外的大辦公室全暗下來，大隊人馬又出勤務了，留著她獨自處理。

她問得十分仔細，大姊好聲好氣述說著，彷彿在協助孩子完成工作，場面氛圍非常奇妙。

問訊結束後，趁著女隊員離開去列印筆錄，她開口拜託我幫忙打電話，告訴朋友她被抓的消息，也不等我點頭同意與否，她直接唸出兩支電話號碼，交代幾點能打甲號碼，幾點以後打乙號碼，「其他時間，他不會接，因為他有老婆嘛。」

「你的朋友是台灣人？」被抓的外勞通常拜託同鄉代為整理行李、送藥物等等，鮮少會聯絡台灣友人。

「對啊，他是我男友啦，可是他有老婆啦！」大姊有點不好意思。

「什麼？」我一聽到桃色新聞，瞬間雀躍起來，但隨即要求自己嚴肅收斂，「嗯，嗯，明天再說囉！」

一件尋常的逃跑案子竟然進行三個小時的筆錄。離開專勤隊大門時，已經是深夜。我睏倦地想：「怎麼能夠打電話呢？通譯要中立！」

第二天早晨，我對媽媽與妹妹提起自己如何遭遇強勢的請託，她們竟紛紛表態支持我撥打電話，但我還是猶猶豫豫，考慮再三。

等時間到了，我終究拿起市內電話撥出去：「某某先生，你是不是有一位朋友是越南逃跑外勞？她現在被移民署抓到了喔！」

對方是台灣中年男人的聲音，很著急、很關切：「那要怎麼去看她？可以保她出來嗎？」

我趕緊撇清：「我不清楚啦，你自己去問專勤隊喔！快喔！」

掛斷電話，我八卦地遐想著：「天喔！越南看護大姊與台灣大叔，我怎麼撞見別人的婚外戀啦？但這跟中立原則沒關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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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在偵訊室相遇，她三番兩次抬頭望著我，我卻不記得她，只是覺得：「咦，一直看我，是什麼意思？」

待專勤人員短暫離開的片刻，她開口說：「謝謝你喔，上次幫忙打電話給我朋友，他有跟我聯絡了。」

「啊？沒關係啦！」我嚇一跳，含含糊糊地應著。

看到她脖子上的珠子項鍊，才憶起之前的事情，暗想：「我比較驚訝你們之間的關係吧。你落難了，他會擔憂，會打電話，那感情真的很好。」

她又說：「這次，我就可以出去了。我的朋友會來保我。」

疫情期間，班機停飛，收容所住滿等待被遣返的勞工，主管單位於是准許新查獲的勞工住在外面，要求定期報到或接受電話追蹤，稱之為「收容替代」。

「誰來做保？他啊？」我好奇得要命，卻努力言簡意賅。

她說：「不是他，是我的其他朋友。他已經有老婆，我們總不能麻煩人家太多，是吧？」

我點點頭，實在沒辦法想像萬一被另外一位台灣大姊知情了會怎麼樣。

她似乎很想找人聊天，細數著自己的遭遇。我靜靜聆聽，沒特別表示。

突然，她認真地盯著我看。意識到她的意圖，我舉起手在鼻梁上按一按，將口罩調整得更為服貼。

她明白我不想讓她認出長相，嘆一口氣：「我猜想，你應該長得很有福氣。你很善良，你幫助了我很多，真的很謝謝你！」

專勤隊員回來了，讓她在筆錄上簽名、按指紋，然後解開她的單邊手銬，請她起立。

她走出偵訊室，猛然爆哭，淚流不止。

專勤隊員不解地問：「怎麼了？怎麼了？沒事幹嘛哭？」

她只是搖頭。

我跟在後面，輕聲解釋：「她哭是因為太傷心了。」

真的太傷心了。

●本文摘選自寶瓶文化出版之《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