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足球夢》移工在臺灣的足球風景與自我認同

文／林欣楷

臺灣足球與世界的相遇，不只發生在世界盃和國家隊的球場，同時也隱藏在社會各個角落、那些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地方。從十九世紀英國長老教會的傳教士萬榮華帶著現代足球文明來到臺灣，到當代移工與新住民帶來家鄉的足球文化，百年來全球歷史的脈動，在臺灣留下不一樣的足球風景。

一九八○年代臺灣正值經濟起飛，社會產生龐大的勞動力需求，讓政府開始考慮引進外籍勞工。從一九八九年開始，臺灣初步引進移工參與公共工程，此後外籍移工的身影開始出現在社會各個角落。根據勞動部統計，現今臺灣的外籍移工數量已達到六十七萬五千六百七十二人左右，而這個數字還不包括入籍與未入籍的外籍配偶。隨著這群人在臺灣輾轉遷徙，原先屬於他們家鄉的足球文化也在臺灣開花結果，形成千禧年後臺灣多元的運動景觀。

海外移工與足球

對於來自泰國、越南、印尼等國家的移工群體而言，足球幾乎可說是在母國人人熟知的全民運動。在成長過程與三五好友結伴去田野空地踢球，是在異國打拼的移工最懷念的家鄉記憶之一。因此當他們來到臺灣後也積極透過社群平臺相互串連，尋找能一起踢球的夥伴。然而現實中隱含的種種挑戰，卻讓移工足球成為社會上經常被遺忘或忽視的景觀。

在臺灣，移工的足球文化有如一條伏流在島嶼靜靜流淌，只有偶爾才會浮出表面。這其中的關鍵因素，在於驅散和游移作為移工足球普遍的特徵。如同印度政治學與人類學家帕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在探討公共政策的制定時，指出治理活動事實上受到階級、社會地位，以及特權的分層社會結構等因素影響，掌管愈多權力與知識的群體，愈能制訂出有利於自身的規則，進而對公眾發揮影響力。查特吉的觀點與長久以來在臺灣的移工群體，在尋找運動空間時碰到的阻礙正好相互呼應。

臺灣的運動事務主要由教育部和體育署管轄。社會上現有的運動空間——包含各地的學校、河濱公園或體育場等—多半由學校或縣市體育局負責管理。然而，這些空間設施在最初的設計上，主要是提供給臺灣在地民眾使用，並未將外來的移工放入考量。這因此讓不同群體對使用空間的方法產生一定歧異。

如同臺灣外籍工作者發展協會的理事長徐瑞希在接受《人間福報》採訪時提及，臺灣踢足球的空間少，外來的移工又因為語言不通與不熟悉行政程序，而在嘗試租借場地時，屢屢遭到諸多體育單位的疑慮與歧視。有的體育場館以高額租金試圖讓移工知難而退，有的則直接拒絕出租。這些舉措讓移工群體相較於臺灣人組成的足球社群，更常面臨找不到場地的困境。因此移工有時會利用公園草皮或學校空地踢球，但又可能遭到前來散步與休息的在地民眾驅趕。

為了避免和臺灣人因為公共空間的使用造成衝突，進而引發不必要的法律問題，移工多半會避開人潮尖峰時段，在比較冷門的時間踢球。研究生張瑞貞曾經針對在中壢文化公園活動的越南移工進行田野調查，他觀察到這群移工在選擇踢球時段上的顧慮：「太早來也不好，沒辦法踢，臺灣人比較多，怕踢到人，也怕被趕」。考量到加班因素，移工通常會約在比較晚的時間踢球，同時也會避開寒冷的冬天夜晚，以免踢球時著涼感冒，影響到隔日的工作表現。由於移工的足球活動長久受制於環境，因此本身具有很大的機動性，並且常在臺灣人視野以外的地方進行。

受到工作影響，平日移工能自由活動的時間相對有，因此另一種群體——外籍配偶——便會負責協助移工租借場地、購買球衣與球鞋等大小事務。外籍配偶們甚至會在移工因為踢球受傷時，幫忙前往工廠和雇主解釋道歉。這種社群連結讓移工在臺灣的足球網絡，不僅包含參與踢球的人口，同時也擴及與移工熟識的同鄉親友與社群。由於在工作地點缺乏休閒活動，有些移工也會相約去看認識的朋友踢球，順便幫他們照顧貴重物品。上述這些從足球活動開展出來的生活氛圍，都讓這群移工彷彿回到家鄉。

在臺灣移工群體中，足球的重要性不僅在作為一種日常消遣，更牽涉到對國家與族群的認同。二○一五年在臺北舉行的世界盃資格賽中，臺灣與越南被分配到同一場比賽，兩國代表隊準備在臺北田徑場交戰。比賽前夕，中華足協由於已預料到當天到會有大批移工進場支援，因此除了透過媒體動員臺灣支持者去看球賽，也特地將球場看臺分為北中南東四區，並將球門後方的南區看臺專門保留給越南觀眾。

比賽當日，原定七點才會開賽的臺北田徑場，在大約下午三點已經聚集大批群眾。一輛輛載滿來自臺灣各地的越南移工的遊覽車陸續開到田徑場周邊。眾多越南球迷興奮地互相寒暄、交換生活近況，並為即將開始的比賽準備應援工程，如同「報導者」的文章記載：武德成回憶，當時越南國家隊要來臺灣比賽的事情早就在社群中傳得沸沸揚揚，社群中有不少「揪團共乘」的訊息，也有提醒要到現場看球要穿什麼樣的服裝、帶什麼樣的道具。許多越南移工甚至想盡辦法請假，只為了進場為國家隊加油。

而等待這些遊覽車的人們，是居住在北部的移工和外籍配偶。當各地球迷在球場入口聚集排時，這群來自北部的移工與外籍配偶有效率地分成兩個小組，向排隊的球迷發送紅底黃星的加油T恤和門票。這項盛大的工程本身就需要長久籌備的時間，包含印製大量的國旗樣式衣服，還有在便利商店購票機印下一張一張的球賽預售票。這些門票是由越籍配偶們在比賽開始一個月前負責購買的——他們比起移工，在平日有較多空閒的時段。

比賽當晚，臺北田徑場坐滿了一萬八千多名觀眾，其中有將近八千名觀眾是來自越南的球迷。這些越南球迷身穿紅衣、大聲唱歌呼喊，為自己的國家加油打氣。而越南代表隊彷彿受到球迷熱情的鼓舞，當晚以二比一的分數贏過臺灣，讓現場的越南球迷陷入激動的情緒。當時也在現場觀看球賽、來臺工作快十年的黎俊龍分享道：「那天看到國家隊來臺灣的比賽，我很感動。所以我也想要好好工作，讓越南、還有我的家人以我為榮，因為我們在臺灣工作的越南人也是另一支『國家隊』。」黎俊龍一席話反映散落在臺灣各地的移工的心聲。對於他們而言，世界盃不僅是一場球賽，也是召喚自己與國家連結的重要場域。也因如此，以移工足球為中心輻射出去所觸及到的人們，便不只包含實際在球場的球員。同時，前來看比賽的觀眾、組織球隊與籌備支援工作的人們，都與足球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些人共同織就移工在臺灣的足球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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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林欣楷、石明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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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衛城出版／讀書共和國之《我們的足球夢：從日治到戰後，臺灣百年足球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