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為凶手之前》恐怖份子的心理活動究竟為何？

文∕理查．泰勒

我在一九九○年代偶爾會留意中東和東非的局勢變化，例如於一九九六年被逐出蘇丹的賓拉登，以及一九九八年的肯亞和坦尚尼亞大使館爆破事件，但我的注意力大多集中於我面前的精神科案件。

然而，在我試著從近代史上最嚴重的恐怖襲擊「九一一」所造成的震驚和悲痛恢復過來時，不禁開始思索我曾接觸過的伊斯蘭基本教義派，是如何持續造成現今的影響，也因而避無可避地開始分析歹徒的心態。

由於所有的「九一一恐攻」的劫機者都在大規模的謀殺兼自殺行動中死亡（只有一人下落不明），因此分析他們的心態的唯一辦法便是進行「事後心理剖析」，或訪談其他在執行行動前落網的組織密謀者。我的同事瑞德‧梅洛伊曾寫下一篇研究報告，詳盡地描述了穆罕默德‧阿塔（九一一恐攻事件的主謀之一）的生理和生平等相關證據（56）。

梅洛伊交叉分析了蒂莫西‧麥克維（奧克拉荷馬爆破案的凶手，信奉白人至上主義和反聯邦主義），注意到部分「有暴力傾向的真正信徒」的特徵。阿塔在埃及一個非常嚴厲且虔誠的遜尼派回教家庭長大，他十分認真求學並曾去德國唸研究所。阿塔似乎不信賴女性，其個性內向且智力過人。

梅洛伊注意到阿塔在社交和地理上就像名流浪漢，他在漢堡的求學期間幾乎不和同學打交道。他曾參與漢堡的一間清真寺（Al-Quds）並成了極端主義者，他最初加入埃及團體「Gama’a al-IslamIyya」（伊斯蘭黨），後來則加入了蓋達組織。他在職涯上曾遭受羞辱和排斥，雖然他的教育程度很高，但他相信埃及社會會因為他的政治和宗教觀念而歧視他。一九九六年，阿塔更沉浸於針對美國的敵對思想，為了發洩心中怨恨，他開始想著要如何殺害美國的平民；他後來加入了一個恐怖分子訓練營。「九一一恐攻」由一個有條有理的恐怖組織進行了長期的隱密行動，該組織和一個更大的網路有所聯繫。

阿塔的心理特徵，是否符合現有理論對恐怖分子心態的描述——他是暴力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者？

一九七○年代的主流理論是：「恐怖分子是精神變態者，喜歡恐怖活動是因為這能讓他們發洩心裡的侵略型衝動。」但因為哈爾的《精神變態測評量表》對精神變態者有著更明確的定義，使得原本的主流理論不再受到歡迎。後來的精神分析理論指出，恐怖分子患有病態型自戀心態（因而顯得浮誇且瞧不起他人）以及病態型侵略心態。但在「九一一恐攻」發生的數年後，包括心理學家約翰‧霍根（John D. Hogan）在內的部分權威皆認為，恐怖分子的心理應該都算正常——唯有如此才能在恐怖組織裡獨立或共同安排暴力活動，並且做到全程保密。

有個論點表示，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會成為恐怖組織的累贅，並且會於篩選過程中被淘汰。同一個組織裡的恐怖分子們可能具有不同的職責，首領、軍需官和自殺炸彈客的角色都需要不同的心態。

「九一一恐攻」發生不久後，出現了一個機會讓我能對「群狼恐怖分子」進行心態分析，我在那時候開始評估一些被拘留或囚禁的恐怖分子。

●本文摘自尖端出版之《在成為凶手之前：英國逾百起命案的司法精神科權威，透過犯罪心理學直擊殺人犯內心的黑暗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