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吹笛手還是捕鼠人？哈梅恩市民對苦難生活的怨憤移情

文／阿部謹也

第一章　從吹笛手傳說到捕鼠人傳說

兩種傳說結合的條件與背景

那麼，在歐洲各地隨處可見的「捕鼠人」傳說，和「哈梅恩吹笛手及一百三十名孩童失蹤」有關的傳說，又是怎樣結合在一起的呢？

第一個前提是，哈梅恩自古以來就以水車城鎮著稱。正如前面所見，這個城鎮的市徽是水車用的石頭，而磨粉用的臼石也是這裡的主要輸出品。穀倉和什一稅館毫無疑問，都是容易滋生老鼠的溫床。聖格特魯德以守護人們不受鼠蟲危害的聖人之姿為哈梅恩所奉祀，從這點也能看出鼠害對這個城鎮而言，絕對不是什麼小問題。

相當遺憾的是，有關哈梅恩鼠害的紀錄除了諾伊基爾希（Albert Neukirch）記載的內容外，沒有任何史料可供查考。不過在奉祀這位聖人的許多地方（譬如奧斯納布呂克），都流傳著鼠害與主教驅除老鼠的故事。因此不管「捕鼠人傳說」是發生在哈梅恩，或是從附近地區傳入，其實都不怎麼讓人驚訝。

可是為什麼只有在這個地方，「捕鼠人傳說」和「一百三十名孩童失蹤傳說」結合在一起了呢？關於這一點必須注意，兩個傳說裡面都有「吹笛手」存在。施帕努就認為，「吹笛手」是結合兩個傳說的連接點。當聽到「吹笛手」之名的時候，當時人們直覺想到的就是遊歷各地的流浪者，然後又聯想起有關「捕鼠人」的種種；畢竟就像前面講到的，「捕鼠人」是廣布在歐洲各地的傳說。

至於「吹笛手」和「捕鼠人」劃上等號，其實是因為兩者具有同等的社會地位，在當時的身分制秩序中，兩者無甚區別；因此關於這點，或許沒有必要再多加論述。但「捕鼠人傳說」和「一百三十名孩童失蹤傳說」並不只是單單結合而已，還加上了「捕鼠人對忘恩市民的復仇」這個形成之後本傳說主旋律的母題；因此我們無法不去想像，這兩個傳說的結合，必定存在著某種社會背景。

就像前面看見的，一五六五年德意志南端的齊默恩伯爵將「哈梅恩吹笛手」傳說以「捕鼠人復仇」的故事形式載入日記。當時巡遊手工藝者的足跡已遍布全德意志，因此我們可以認定，在哈梅恩鎮民間口耳相傳的「捕鼠人復仇」故事，是透過這些人流傳到各地。齊默恩伯爵領地本身也有鼠患的經驗，因此當偶爾造訪的手工藝者閒話家常時，談起同樣鼠患成災的哈梅恩市，從而將「因捕鼠人的復仇導致孩童失蹤」的傳說傳下來，這是很有可能發生的。

一五六六年，約翰．韋爾也在書中以「捕鼠人復仇」的形式介紹了「吹笛手傳說」。由此可知，當時這個故事也已經傳到了萊茵河畔。

從這些狀況來考量，在十六世紀中葉，哈梅恩市的「吹笛手傳說」已經轉化成了「捕鼠人傳說」。從韋爾在自己作品第四版出版之際曾親自造訪哈梅恩這點，也能確認這件事實。

再者，「吹笛手」與「一百三十名孩童失蹤傳說」做為庶民對當時社會狀況的反應，並經由哈梅恩庶民之口傳承下來，因此將「吹笛手傳說」轉化成「捕鼠人傳說」的，毫無疑問應該是當地庶民。

那麼，有沒有什麼條件能讓我們用來解釋這個轉化歷程呢？

如前文所見，一五五一到一五五三年間的哈梅恩市，簡直像是被上帝完全捨棄一般，各式各樣的災難接踵而至。一百六十戶房屋被大火一口氣吞沒、黑死病奪走超過一千四百條人命、再加上大洪水襲擊，人們的身心已經疲憊到了極點；然而還有比天災更嚴重的東西，那就是宗教戰爭。

在下薩克森地區，布勞恩史懷克—沃爾芬比特爾公爵亨利希（Heinrich II. der Jüngere von Braunschweig-Wolfenbüttel, 1489-1568）視路德派與相關城市為不共戴天之敵，準備對他們發動攻擊；面對這種局勢，哈梅恩和希德斯海姆等城市在一五四二年結為同盟。可是，哈梅恩內部支持天主教的騎士階級與分院勢力仍舊根深蒂固。就在這樣的對立態勢下，一五四六年皇帝向新教諸侯組成的徐馬爾卡爾登同盟（Schmalkadischer Bund）宣戰，當時新教陣營的哈梅恩及其週遭地區，有許多仍信奉天主教的騎士與傭兵參加了戰爭，據說背後還有分院與天主教派市民的資助。因此，天主教陣營意圖讓哈梅恩成為打破新教陣營團結的一根釘子，而被他們讚為「豐富的武器庫」。新教陣營的勇將黑森侯爵「勇者」菲力普（Philipp I. der Großmütige von Hessen, 1504-1567）對此大為光火，威脅要破壞哈梅恩，把這座「武器庫」澈底殲滅。聽到這個消息，激動的新教派市民便襲擊了分院，還把修士綁到樹上。然而，皇帝戰勝了徐馬爾卡爾登同盟，亨利希也揮師哈梅恩近郊，準備展開進攻。哈梅恩市議會為了應對迫在眼前的圍城之急，建起了風車；這是他們為了守護信仰，向邦國君主表現奮戰到底的決心象徵。

一五五三年春天，亨利希向威悉河進軍。對此，新教諸侯與城市嚴陣以待。在這種局勢下，市議會迎進了同盟者，勃蘭登堡—庫爾姆巴赫邊區伯爵阿爾布雷希特。結果，市內的舊教派陣營與邊區伯爵的軍隊間不斷發生小衝突，最後導致邊區伯爵軍隊洗劫了以舊教派陣營居所為主的整座城市，弄得一片殘破。市議會宣稱為了防衛城市引進別處的軍隊，結果反而讓市民蒙受重大損害。

這種宗教戰爭中最大的受害者，不用說自然是市民；特別是一般庶民，他們受到一五三一年以來的災害加上戰火所逼迫，已經到了自暴自棄的地步。市內成天口角喧譁不斷，賭博不再只是日常娛樂，而是到了把生計都賭上去的程度，墮落的男女關係與離婚也成為家常便飯。然而不管再怎麼耽溺於賭博與性愛，他們還是無法從中尋得希望與救贖。於是他們成群結隊，前往附近皮爾蒙鎮的聖泉朝聖，試圖探求得救的方法。除了哈梅恩人以外，這座聖泉也吸引了許多來自其他地方的朝聖者。

然而，在這種無情的現實生活所導致的創傷下，成為政治及宗教對立犧牲者的庶民，也開始萌生出對為政者的批判之心。在大約十年前的一四五○年，附近的埃因貝克市發生大火；埃因貝克人都相信眾所憎惡的亨利希公爵是縱火犯，因而對他痛恨不已。

幾乎也在同一時間，哈梅恩的「吹笛手與一百三十名孩童失蹤傳說」轉化成了捕鼠人與市議會背信忘義的傳說。這個城鎮自古相傳的傳說，至此突然展現出銳利的政治輪廓；「明明是市議會該負起災害的責任，最後卻是孩子與貧窮的雙親必須償還」，它以這樣的形式，展現出庶民對持續來襲的天災人禍所感到的怨憤之情。

●本文摘自 臺灣商務印書館 出版之《哈梅恩的吹笛手：記憶、傳說與流變，中古歐洲社會庶民心態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