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乎想像多樣的倫敦！一次了解1840年代的建築風格與歷史

從廢墟中崛起，成為當今世界上最為著名的國際都會，這座矗立在泰晤士河畔兩千年的城市，何以成就今日的樣貌？

《日不落．倫敦》本書作者西蒙．詹金斯將倫敦歷史上的關鍵人、事、物及時代潮流集結起來，從史前時代泰晤士河谷的居民，到今日穿梭都會間的上班族，作者為這個首都繪製出一幅無與倫比的肖像。不論你對於倫敦熟門熟路，抑或初來乍到，都是是一本深度探訪倫敦最佳導覽全書！（編按）

文／西蒙．詹金斯（Simon Jenkins）

維多利亞時代倫敦的成熟

品味轉變

這些倫敦的新建築顯現出來的規模與虛飾，在它們強加於上、且多半仍屬喬治時代的街景來說是完全新穎的。它們的風格多到令人不知所措。每一代人或許都會反叛先行者的品味，但從來不曾像維多利亞時代建築這樣激烈。喬治時代和攝政期的大都會是一場古典主義的慶典。到了一八六○年代，它的黃色／黑色磚造連棟房屋和灰泥廣場，已經被看成既無聊又缺乏創意。前拉斐爾派運動（pre-Raphaelite movement）的鼓吹者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將布魯姆斯伯里貝德福德地產的高爾街（Gower Street）斥為「英國建築中無以復加的（nec plus ultra）醜陋」。史家唐納．歐森寫道：「要是攝政期重視柔和的灰泥，維多利亞時代就盡可能製造出最粗糙的石材；要是喬治時代偏好不張揚的灰磚，維多利亞時代就盡其所能產生最耀眼的紅磚；要是喬治時代追求節制、劃一、單色的正面，維多利亞時代就縱情於上釉的多色瓷磚……參差不齊的天際線……變化。」

哥德式建築在教士和議員之間仍持續受到青睞，但國內市場幾乎徹底拒斥了它。最晚到了一八五○年代，倫敦的住宅區仍繼續以義大利式的灰泥壁柱和富麗楣樑裝飾。當時尚在一八六○年代開始轉向，它不是轉向哥德式，而是轉向法蘭德斯式、伊莉莎白式和安妮女王式，任何紅磚、赤褐色或砂岩建築。一八七一年，當建築師E．R．羅伯遜（E. R. Robson）受雇於倫敦學校董事會，設計日後即將達到將近三百所的新學校，它們看來就像是直接從阿姆斯特丹的運河搭船送來的。它們以渦卷裝飾和山牆的嚴肅樣貌拔地而起，像眾多負責管教的門房那樣，對著倫敦一英里又一英里的連棟房屋皺眉表達不滿。今天從維多利亞車站搭火車出發，經過旺茲沃斯時，仍能看見其中一片學校建築。

從一八五三年國王十字車站清心寡慾的黃磚屋，到隔壁一八六五年動工的聖潘克拉斯車站的魔幻宮殿，僅僅相隔了十年。聖潘克拉斯的史家西蒙．布萊德雷（Simon Bradley）從後者的立面察覺到「與布魯日、索爾茲伯里、卡納芬（Caernarvon）、亞眠（Amiens）、維洛納（Verona）如出一轍」。南肯辛頓的大道幾乎在還沒動工之前，就拋棄了白色灰泥建築，採用紅磚新荷蘭建築。一個高檔藝術家群體在西倫敦梅爾伯里路（Melbury Road）的荷蘭公園（Holland Park）地產發展出來，以萊頓勳爵（LordLeighton）充滿異國風情的萊頓屋（Leighton House）為頂點（如今是一處博物館）。格洛斯特路（Gloucester Road）附近的哈靈頓（Harrington）地產，突然出現了出奇不拘一格的荷蘭式建築——和我在荷蘭看過的完全不同。而在伊令（Ealing）自治市的貝德福德公園，整個街區都在一八七七年由諾曼．蕭（Norman Shaw）設計成別緻的紅磚屋，以前拉斐爾派的風格裝飾。麥達谷（Maida Vale）一英里長的額爾金大道（Elgin Avenue），應有盡有地呈現了每一時期的維多利亞時代品味。

對於喬治時代地產的長期租約面臨更新的地主來說，決定風格是令人頭痛的事。在騎士橋，漢斯鎮和卡多根廣場都被拆除，代之以壓倒性的磚紅色「蓬街荷蘭式建築」（Pont Street Dutch）。向南到切爾西，價值較低的喬治時代廣場與連棟房屋，其灰泥建築仍能不被打擾。波特蘭地產的馬里波恩則顯得混亂。連棟房屋未被改變，但它們的牆角則由山牆和角樓的衛城凸顯出來。在羅素廣場，捉襟見肘的貝德福德地產僅僅「更新」了門窗，為它們添加了笨拙的赤褐色緣飾。

最為戲劇性的創新，莫過於倫敦城對西敏大本鐘的回應。一八七七年召開了委員會，決定在倫敦橋下游新建橋樑過河，需要一片可伸縮的橋板，讓船隻得以駛進倫敦池（Pool of London）。倫敦城工程官霍勒斯．瓊斯爵士（Sir Horace Jones）為倫敦塔橋（Tower Bridge）規定的式樣，是要呼應鄰近的倫敦塔，如同大本鐘呼應西敏寺。這兩座紀念物都明確地尊重周遭環境，它們立即成為新倫敦的偶像。但倫敦塔橋並未得到這樣的尊重，一九七三年，一棟龐大的粗獷主義旅館成了它的鄰居。

閒暇的都會

都市更新者們也承認，內倫敦的居民仍然想要前門面向街道的個別房屋。這對於社會行為產生了必然影響。奧斯曼規劃下公寓林立的巴黎，將居民趕出門外，讓他們聚集在咖啡館和餐廳，使用集體的麵包房和廚房。倫敦有自己的酒館，但多半位於馬房小屋或貧窮的街道上，供僕役提神之用；也幾乎沒有自助餐館。倫敦人在家中不被打擾地休息與社交。威爾第（Giuseppe Verdi）的《茶花女》（Latraviata）或普契尼（Giacomo Puccini）的《波西米亞人》（La boheme）所描述的公共空間概念，並未確立於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狄更斯、特羅洛普（Anthony Trollope）和高爾斯華綏小說中的場景，鮮少發生在公共場所（狄更斯的皮克威克先生除外）。特羅洛普筆下的帕利瑟家族（Pallisers）和高爾斯華綏筆下的福塞特家族（Forsytes）都是內向的家族，喬治．格羅史密斯（George Grossmith）《小人物日記》（Diary of a Nobody）裡的普特一家人（Pooters）也是。

中產階級確實聚集之處，是專業或智識群體。氣味相投之處可能是政治、軍隊、醫學、法律或學問，但俱樂部是焦點所在。十九世紀結束時，倫敦有一百個具名的俱樂部，包括八個陸海軍軍官俱樂部，五個牛津、劍橋畢業生俱樂部，以及九個女性俱樂部。女性共享的另一個領域則是百貨公司。牛津街和攝政街激發了直到一九六○年代都為倫敦人家喻戶曉的合股公司，例如斯維爾斯與威爾斯（Swears & Wells）、斯萬與艾德加（Swan & Edgar）、馬歇爾與斯內爾格羅夫（Marshall & Snelgrove）、迪金斯與瓊斯（Dickins & Jones）、德本漢姆與弗里波迪（Debenham & Freebody），每一家的客戶群都有細微差異。

新的百貨店——絕非粗俗的「商店」——不斷向外擴散。第一家是郊區拓殖者威廉．懷特利（William Whiteley）在一八六三年的「百貨商」（universal provider），目的是要讓西伯恩路（Westbourne Grove）成為「貝斯沃特的龐德街」。懷特利不只提供衣服和食品，也提供美髮、購屋、擔保，以及新的「乾洗」（nettoyage à sec）服務。查爾斯．迪格比．哈洛德（Charles Digby Harrod）在萬國工業博覽會過後，帶著他的電報地址「倫敦的一切」（Everything London）來到騎士橋，即使這家百貨店直到一九○一年才有了赤褐色的壯麗外觀。哈維．尼克斯百貨（Harvey Nichols）接著來到附近，肯辛頓的巴克（Barker’s）、切爾西的彼得．瓊斯（Peter Jones）、西漢普斯特德的約翰．巴恩斯（John Barnes），以及巴特西的阿爾丁與霍布斯（Arding & Hobbs）也是一樣。最奇怪的是哩尾路的威卡姆（Wickhams），它跋扈的立面被小小的珠寶店持鏡者（Spiegelhalter）給切斷了，店主拒絕出售位於百貨店地址正中央的店面。這兩家店如今都已不復存在，但小小的持鏡者建築物仍在，純粹是倫敦古怪的一項傑作。

●本文摘自 臺灣商務印書館 出版之《日不落．倫敦：創建、改革與破壞，泰唔士河畔的邊境小鎮如何登上世界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