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紹宇／《我想有個家》：世界偌大，哪裡是家？

何謂家？這是我過去一年來在專欄探討的課題。有家人的地方未必是家，而從電影《我想有個家》中控告父母的男孩贊恩，我們也許能有不同的見解。

「我要控告我的父母，因為他們生下了我。」

電影如此震撼開場。十二歲的贊恩出生於黎巴嫩貧民窟中，從小沒有出生證明的他，不僅從未向戶政所登記，連年齡也是臆測的。小小空間擠著父母和七子女，骯髒、積水都是家常便飯。童年如一場過於奢侈的夢境，更具實感的是飢餓與疲憊。

每日帶弟妹上街兜售果汁是贊恩的日常，小小身軀扛著不符年齡的重擔，卻都是底層人們過早的成長禮。他看過好人壞人，也太懂善惡在這個世界只是童話，一切都是金錢主宰，貧窮如地獄，而他從未瞥過天堂。

在物質充裕的社會裡，子女被精心培養，但在貧困地區，孩子則是等待被交易的物品。贊恩親眼看著妹妹莎哈被母親賣掉，這宛如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他憤而離開家，流浪到從未去過的地方。路途中，他遇見來自衣索比亞的女子拉希爾，身為非法移工的拉希爾，向黑市買來身分證，偽裝成證件中的人四處打工掙錢，只為照顧幼子尤納斯。生活不見天日，工作時想著如何偷偷將食物帶回家，回家後還得壓低音量，深怕被鄰居發現，代價是被遣返，兒子尤納斯還會遭強制帶離。

贊恩與拉希爾的相遇，雖無法為彼此帶來救贖，但同屈身於不見光的暗處，他們輕易從彼此眼眸望見同類。拉希爾同意收留贊恩，贊恩能在拉希爾出外工作時，幫忙照顧尤納斯。然而，儘管這些人已不受上帝垂憐，連最後一絲憐憫，都被殘酷剝奪。拉希爾最終被捕，等不著大人回家的贊恩，帶著尤納斯再度踏上流浪旅程。他四處拼裝破銅爛鐵成簡陋嬰兒車，走過被叢林法則主宰的現代社會，豺狼虎豹環伺，再堅強的心智終究會被磨損殆盡。

歷經妹妹被送走的贊恩，對於這個非親非故的嬰兒尤納斯，他的責任竟比許多親生父母要來得深。只不過，孩子照顧孩子必然無解，贊恩在苦難面前也漸喘不過氣，悲劇正要發生，難逃一次又一次貧困循環重演。

來自黎巴嫩導演娜迪‧拉巴琪（Nadine Labaki）2018年的電影，《我想有個家》從一個破碎的家，關照著家應是何種面貌。宛如黎巴嫩版的《無人知曉的夏日清晨》，但這裡沒有拋下子女的單親母親可被怪罪，反倒是看不見的社會共業，才更令人無從抵抗。全片瀰漫強烈無力感，也極其寫實，因它不但深入貧民窟拍攝，就連主演童星贊恩阿勒費亞（Zain Alrafeea）也是貧民窟出身。他有雙會說故事的眼眸，以稚氣未脫的嗓音，聲嘶力竭地控訴自己的父母，令人分不清這究竟是表演，抑或日常？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這兒的不幸卻都源於同樣根源──貧窮。

握有資源的富人邁向少子化，無力扶養的窮人卻愈生愈多，彷彿生育代表機會，於是氾濫生育，然後生而不養，或是無力撫養。這群孩子甫出生就負著罪，有些甚至從未有出生證明，一如片中這麼一句「連番茄醬瓶都有名字與身世，但妳兒子一出生就死了，他根本不存在。」該說自私的父母是惡人嗎？好電影塑造人性的複雜與灰色地帶，正因父母輩沒有受太多教育，都在底層階級環境中成長，自然認為這便是家庭運作的模式。階級複製體現於這些家庭中，因為不僅財富是世襲的，連貧窮都是一代代承襲下去的。

於是連結至贊恩在法庭上的控詞──「我要控訴我的父母，因為他們生下了我」，明知世界如巨牢，仍要生下孩子來服刑，贊恩的控訴雖指父母，實指這個世界。雖然台灣社會已進步許多，但「結婚生子」觀念在這個時代依然緊緊綁架著許多人。似乎結婚後就該生孩子，抑或沒有孩子便代表著不完整的人生。孩子一下成為伴侶間的潤滑劑，一下又像待繳交的作業。但為何而生？是否有能力養？這些核心問題卻鮮少被事先思考。

新生命的誕生，何嘗不是龐大的責任？何況在貧困土地上，光生存即猶如罪過，人命如螻蟻，階級翻身是無稽，更絕望的是，剛送出女兒的母親明知無力養育，肚裡仍有待產的新生兒。本片原文片名為”Capernaum”，即「迦百農」，這是耶穌曾傳道的地方，繁盛熱鬧一時，但最終受詛咒而被廢棄遺忘，如今僅存廢墟，殘酷映照本片男孩──甚至所有在貧窮線下生活的孩子。

「人生充滿苦難，我曾經期待長大，成為一個好人，被人尊重和愛護，但是上帝沒想讓我們這樣，他要我們當腳踏墊，任人踐踏……」他如此言，那場讓人印象深刻的法庭控訴戲不僅為電影開篇，也貫穿全片，只是終究無人能回答贊恩的質問，如往大海中扔去的石子。

對孤零的石子而言，這是一次壯烈的跳水，奮力換來的，卻僅是一圈漣漪浮現，然後復歸平靜。大海依舊，世界依舊。

電影海報是那男孩的笑靨，也是全片難得一見的笑容。儘管如此，看了卻絲毫不舒心，反倒予人重重一擊，因為我們都知道，雖然電影給了我們溫暖結局，但現實世界只會更殘酷──我想有個家，依然是許多孩子無人聞問的吶喊。

暗處有光，2023年繼續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