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依涵／過年的地方

讓同姓氏的家人聚在一起的夜晚

每年到了這個時間，叫做過年。對大部分的人來說，有過年得做的事，該去的地方。集中在這段時間裡所經歷的事情，彷彿是木材切面在乾冷季節生長減緩而形成的深色輪紋。每年，時鐘繞過兩回三百六十五圈，那一棵種植了家的模樣與自我印象輝映的大樹，經過一年四季的深淺交替，又長出一層新的年輪。

過年與家與家人與我的意義，都與時間繫在一起。

小時候，過年的地方不是「家」，是除夕夜跟大年初一的「阿嬤家」，或是，偶爾初二會去的「外公外婆家」。那時候我住在鄰近宜蘭市西邊的員山鄉，雖然門上掛的門牌地址是員山鄉，隔著一大片田，對面馬路就是宜蘭市了。學校也在宜蘭市。住在宜蘭的親戚，平常經常在阿嬤家相聚，我和姊姊從學校放學，也走路回阿嬤家等媽媽來接。

阿嬤家是近的，阿嬤卻常常擔心我和家裡不夠親。不像姊姊是被阿嬤帶大的，我出生後，媽媽把我送到住在阿嬤家對面的奶媽家，奶媽與阿嬤的年紀相仿，我用發音不標準的臭奶呆叫她婆婆。小時候我對婆婆的依附極深，阿嬤不只放在心裡，也會掛在嘴上：「依涵在我們家怎麼像外人一樣，吃什麼東西都要問，好像變成阿寶她們陳家的小孩……」

於是，當我嚷著要去奶媽家過年，簡直觸動了究竟我是誰家的小孩的地雷，媽媽受不了問我：「妳那麼愛婆婆，妳到底是我生的還是婆婆生的？」尚未習得生殖知識的我，遇到了一個大難題，發育中的腦容量有限，絞盡腦汁，說出了我當下認為的正解：「我一半是媽媽生的、一半是婆婆生的！」

因為有了過年這樣特別的日子，我學習到，原來對大人來說，除夕的團圓，是讓同樣姓氏的家人們聚在一起的夜晚，就像冠上爺爺姓氏的阿嬤，阿嬤生的兒子與他們再生的、與我同輩的堂兄弟姊妹，我們都姓鄧。媽媽與嬸嬸就跟阿嬤一樣嫁進了鄧家，成為「鄧家人」。姑姑、姑丈與表妹一家，平日經常在阿嬤家一起吃飯、出遊，唯獨除夕與初一缺席，也是這個道理。至於婆婆，屬於只要過了除夕夜之後，都是可以去拜訪的「別人家」。我不曉得這是誰定出來的規矩，問大人，大人也回答不出來。只說，就是這樣。

最靠近圓心的那幾圈年輪，要怎麼過年，可沒有我置喙的分。就連試著從嘴邊溜出一句疑惑：「那，爸爸也姓鄧，為什麼爸爸過年不在家？」想了想，就乾脆不問了，反正也得不到真正的答案。

我用一張紅色跟他換了兩張藍色

爸爸在外地工作很長一段時間，先是在台北，後來又去了其他地方。從間隔幾個月就會帶禮物回家一趟，到後來，過年也不見得會回家。過年的年輪，也分成了爸爸在的一層，與爸爸不在的一層。

當爸爸不在的過年，我和姊姊便愁眉苦臉。真正原因跟爸爸在或不在，其實沒有太大關係，而是到了初二這天，我和姊姊換上新衣滿心期待要和外公外婆拜年，媽媽就會說，爸爸又不在，我不會開車，蘇澳太遠了。我們可以搭火車去啊？或是，我們去找住在宜蘭的舅舅，請舅舅載我們一起過去？

也許媽媽不回娘家的真正原因，超出了當時小小年紀可以理解的範圍，但我跟姊姊怎麼管得著，每年外公外婆都會給我們超大包紅包，因為爸爸不在家，這個新年損失慘重。

幸好，無論爸爸在不在，在阿嬤家的除夕夜，一定會從阿嬤和叔叔嬸嬸們的手上，拿到好幾包壓歲錢，當作那年的本金。阿嬤家的廚房流理台底下總是疊滿了碗盤，在眾多碗盤之中，有一個碗公似乎用透明的馬克筆寫上「十八骰仔專用」，平常大家養成了默契，在阿嬤家開伙時都不會用到這個碗公，只在除夕夜這晚孩子們一拿完紅包，就看誰搶頭香衝到流理台底下，搬開上方堆疊的碗盤，抱著碗公端到客廳桌上，成了最有人氣的一道年夜菜。

記得有一年，手氣特別不好，壓歲錢都快輸光了，嘟著嘴要哭了出來。沒想到，比我小幾歲的堂弟，也一樣氣噗噗的表情，可他手上明明捧著從其他兄弟姊妹贏來的一大疊紅包。弟弟帶著欣羨的眼神，跑過來小聲問我，可不可以跟我「換」，他喜歡紅色、不喜歡藍色。我看著他紅包袋裡滿滿的藍色千元大鈔，再看向自己輸到只剩下紅色的百元零鈔，趕緊把他帶到無人的二樓，進行這場祕密交易。我說，可是我紅色的也沒剩幾張了，但既然他那麼想要，不然，我用一張紅色跟他換兩張藍色。弟弟開心點頭，把我所有的百元鈔都換走了。於是那一年最後，小賺小賺。

爸爸再三重述那份縝密的通告單

長大後，過年的地方變成了「家鄉」。升上大學之後到台北讀書，離開宜蘭，就再也沒有回去住了。在我北漂的日子裡，從小到大印象中總是在外地工作的爸爸，也漂回了台灣。爸爸在新北市，我在台北市，過年到了，我們會一起回宜蘭。

「我六點起床，從這邊六點半出發，七點到妳那邊接妳，八點到宜蘭，十點拜拜，十二點開飯……」過年前一周，每天都會接到同樣內容的電話，爸爸再三重述這份縝密的「通告單」。不知道是怕別人忘記還是怕自己忘記，連他起床時間都要講給我聽。

除夕一早，爸爸的車七點準時出現在租屋處樓下。穿過雪山隧道，八點到宜蘭崇聖街市場採買新鮮魚肉蔬果。以前住在宜蘭的時候，很少踏進傳統市場，更別說是這種年味沸騰、人氣旺盛的除夕版本。

爸爸腳步飛快卻從容不迫，原來除了給我的時間通告，宜蘭傳統市場裡的哪一條巷弄、哪一格攤販，爸爸心裡也有一份完整的食譜地圖。我跟著爸爸的背影，穿過市場裡熙來攘往的人潮，側身俐落地閃開挑菜殺價、緩慢滑行的機車，還有早早把菜賣完、開心收攤回家過年的攤販推車。

我從爸爸手上，接過一袋又一袋的塑膠袋，從康樂路走進北館市場的麻醬麵攤前，領了號碼牌等座位。一旦空閒下來，爸爸又想到了還缺什麼，逕自往市場棚架的另一側鑽去，不一會兒就拎著兩大袋古早味白粉圓回來。吃著宜蘭特有的道地麻醬麵與餛飩湯，這一份家鄉味，中午以後就收攤了，可想而知也在爸爸安排的通告行程裡頭，帶著我一同回味。

提到我爸，我經常用一些方式介紹他。其中，只要講起我家的年夜飯是我爸煮的，每個朋友的反應幾乎都同等驚訝，帶著笑意瞪大眼睛：「真的假的？你爸會煮年夜飯？」

姑姑說，我爸做菜的手藝是偷學來的。以前家裡環境很不好，有飯吃就不錯了，即便每頓飯都吃一樣的也不敢嫌。我爸作為家中的大哥，每當遇到婚喪喜慶路邊出現辦桌菜的總鋪師，就會鑽到棚子底下觀察那些師傅是怎麼料理食材的，回家自己試著照做給弟弟妹妹吃，調整火候跟調味，久而久之，什麼菜都做得出來。

小時候，對於爸爸在家過年的印象十分稀薄。長大以後，每次看到他在除夕這天捲起袖子、煮滿一大桌年夜菜，我才意識到，這些忙碌的身影，或許不只是為了這個晚上的一頓飯，更像是他用一圈一圈的年輪，把過去缺席的時光補回來，把作為大哥的責任和對家人的重視親手端上桌。

這或許是我該習慣思考的事情了

直到去年，爸爸不再只是家裡的大哥，總算如願以償，當阿公了。孫子在哪兒就成了爸爸過年的地方。往年對過年一家人團聚有種種堅持的老爸，終於拋下他萬年不變的通告單，跑去美國幫姊姊帶孩子，滿心歡喜含飴弄孫。但一想到過年，爸爸依然不放心地拿起手機，一通一通電話聯繫，深怕大家沒有他煮的年夜飯，這個年就不知道怎麼過了。結果，叔叔們得知爸爸過年會在美國顧孫，也訂了機票趁春節出國旅遊，反倒剩我和媽媽留在台灣。

我問媽媽過年想怎麼過，媽媽說看我。那還要回宜蘭嗎？還是就留在台北？媽媽一樣說，看我。那一句「看我」，第一次聽到的感覺有些陌生，甚至覺得「怎麼會是看我咧」。但後來想想，這或許是我該習慣思考的事情了。

原來過年的方式，終究會變成一道選擇題，一份精心的責任。沒有夫家、沒有妻家，也不需要回老家了，沒有不得不遵守的習俗，記憶的年輪自然留住了歷年刻畫的過年篇章，未來的日子要怎麼過年，其實，早就種下了生長的方向。

我跟媽媽說，不如今年就在我台北的租屋處過年，我來煮年夜飯給她吃。「妳會煮？」怎麼可能，我又沒煮過。「可是……總要有個人開始學著煮年夜飯。」所以，就讓我來煮煮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