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惠偵/導演有很多種,紀錄片導演是最○○的那一種
就跟連鎖咖啡店裡的咖啡一樣,導演也有很多種,其中最邊緣的大概就是紀錄片導演了,因為我們通常不像劇場導演那般充滿藝術氣息,或是像動畫導演那樣具有深厚的美術功底,我們的收入無法跟廣告導演相提並論,也不太可能獲得劇情片導演那樣的名氣。這樣說來,當個紀錄片導演到底有什麼好呢?
我是在二十歲那年第一次生起想要拍紀錄片的念頭,理由很單純,就是有話想說。不似現在,在我二十歲那會兒想要上網還得透過電話線與數據機撥接,當然更沒有臉書、IG、X這些社群平台,那時的主流媒體是電視台,是有話想說的人最好的發聲管道。
只是我到很後來才知道,紀錄片就算上了主流媒體,依舊是一種沒有聲量的品種,小眾,是紀錄片的DNA。之所以會有這個領悟不是來自收視率調查,而是切身的真實體驗。
記得有一回在戶外的場景拍攝時,無可避免地也拍到了幾位路過的群眾,所以便禮貌詢問他們是否會介意入鏡。他們先是好奇問我是在拍攝什麼節目,當知道是在拍攝紀錄片時,立刻爽朗地笑了幾聲,說反正紀錄片不會有人看,不介意被拍到。說完路人們就頭也不回地離開了,留下我站在原地,彷彿能感受到一陣瑟瑟冷風捲起幾片泛黃的樹葉從身邊吹過。
神聖高貴不是光環,而是枷鎖
在台灣,如果提到紀錄片導演,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關懷弱勢、有理想、有正義感」,似乎紀錄片的創作者都神聖高貴,不食人間煙火,熱愛做功德。與其說這是種光環,不如說是一種枷鎖。要我來說,我會很希望這樣的刻板印象能夠早日除去。
記得我的第一部紀錄長片剛完成的時候,曾經遇過幾個電視頻道以及活動單位來聯繫接洽,他們想要放映我的作品,但要求我無償授權他們播映的權利。他們是這樣說的:你們紀錄片拍完不就是要讓多點人看到,我們提供頻道/活動的時段,讓你們有機會被看見,這樣不是很好?他們的理直氣壯,讓當年仍資淺的我有種要是不答應就是不懂得把握機會的錯覺。
彼時是2017年,雖然現在已經到了2024,但我偶爾還是會遇到這樣的「放映邀請」。
紀錄片導演並不是什麼獨特的物種,我們一如所有人,需要收入來支持生活;也一如所有人,並不特別清高純潔,不該被套上什麼神聖的光環,望周知。
會當上紀錄片導演,純粹就是因為業障重
文章寫到這裡已經差不多用掉了三分之二的篇幅,但我好像還沒有回答最開始的那個問題:當個紀錄片導演到底有什麼好?如果沒有什麼好處的話,為什麼我還在做著這份工作呢?
也許,單純就是因為自己業障太重吧。好像我身邊熟識的創作者朋友普遍都有個共通的毛病,同一件事情,其他人看到了可以讓它如輕煙般從眼皮底下飄走,可有些人偏偏就是沒辦法,非得像是反芻動物般,不願將所見所聞乾脆地吞嚥下去,而要反覆嘔出咀嚼徹底,最後還要透過打嗝排出消化過程所產生的甲烷,成為溫室氣體,影響自身所處的世界。我想這行為和真正的反芻動物的差別在於,牠們是出於本能,而我是出於選擇。
當紀錄片導演是一種不讓自己好過,也不打算讓這世界其他人好過的選擇,如果你也有著同樣的傾向,竭誠歡迎你成為這個職業的一員。
作者簡介:
黃惠偵,地方媽媽兼獨立電影工作者。雖然是以紀錄片導演的身分出道,但近期擔任製片的時間比當導演還多,還在參悟這是不是宇宙給的什麼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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