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柔／過程

在觀賞紀錄片或回顧一些議題的沿革時，我喜歡根據每樁事件的時間點，回頭推算自己當時在哪裡、正在經歷什麼樣的生活。這種做法讓我更切身地意識到那些事究竟何時發生，也驚覺曾經感到孤單的某些時刻，其實從來就不孤單。

那是我記憶裡最灰暗的時空

最近在女性影展看了2002年出品的《玫瑰的戰爭》，這是台灣第一部以性騷擾為主題的紀錄片，由陳俊志導演與婦女新知基金會合作拍攝，刀刀見骨地記錄了四位女性遭受性騷擾後權利救濟的過程：被教授猥褻的北科大黃姓學生、被醫師肢體和言語性騷擾的長庚醫院楊姓護士、偕同肥皂公會代表團出國時被同事言語性騷擾的陳姓經理，以及在工廠如廁時被偷窺的林姓作業員。

在婦女團體的協助下，這些被害人向學校、職場及政府單位反覆申訴，也找立委召開記者會或展開漫長的法律訴訟。儘管結果未必理想，我仍然看得內心澎湃不已，因為她們克服種種阻礙和冷眼努力抗爭的時期，恰好是我快要念完小學、即將升上國中的時候，而小學和國中是我記憶裡最灰暗的時空。

小學三年級的導師會動手對學生施暴，再恐嚇我們不准告訴家長。她的情緒難以捉摸，經常上一秒在笑，下一秒就歇斯底里地大吼。我當時太小，沒有能力理解她的所作所為就是「虐待」和「操控」，也缺乏可以表達的語彙，只是感覺生路都被堵死，唯一的解法就是裝病不去上學。這件事帶給我和家人無盡折磨，但有天東窗事發，學校反而安排我轉班收場。

國中則是公開的體罰煉獄，學生的人身自由絲毫不受保障。除了最常見的成績原因，忘記帶課本、違反髮禁和服儀規定等等，幾乎可說凡事都能成為老師揮動藤條的理由，遲到的同學更必須在升旗時以「拱橋」姿勢趴在操場上，等待訓導主任用木頭椅腳逐一抽打臀部。學生亦沒有隱私權，訓導主任會宣稱要檢查違禁品，無預警地衝進教室翻看私人物品，包括信件和日記。在我的認知中，他們總是以管教之名享受濫用權力的快感，而且處罰的事項多與品行無關。真要說違法亂紀，有些老師私自在校外替學生補習甚至洩題，倒是從未遭到校方查禁。

社會有所謂「本來」的樣子嗎？

然而，那個年代的家長就算不認同學校的做法，多半也只是告訴孩子要忍耐。身為青少年，既不具有完全的行為能力，生活圈也受到家庭和學校的雙重束縛，只能日復一日困在無望的情境裡，被迫服從大環境的所有規訓。即便提出疑問乃至批判，也只會被大人貼上「偏激」的標籤，直接抹除言論的效力。

「社會本來就是這樣嘛。」他們說。

但社會有所謂「本來」的樣子嗎？有又怎麼樣呢？

以性騷擾而言，社會本來也不重視這個問題，台灣是經過數十年的血淚奮鬥，才在2023年中旬迎來一波轟轟烈烈的#Metoo運動。根據台大法律所趙政揚的碩士論文〈性騷擾的刑罰化及界限〉，婦女團體和專家學者從1980年代初期開始蒐集問卷及進行訪談，針對校園、職場等不同場域進行本土的性騷擾調查。到了1990年代，隨著媒體報導多起性騷擾案件，以及愈來愈多被害人站了出來，「性騷擾」的概念才逐漸從學術領域進入庶民生活，街頭上也出現第一場反性騷擾大遊行。2002年至2006年，所謂的性騷擾防治三法陸續通過，並持續修正至今。

《玫瑰的戰爭》見證的正是台灣反性騷擾運動的早期運動史，那些由少數人發起的反抗被導演的鏡頭凍存下來，如今像是從泛黃的時空捎來安慰，融化了另一個時空裡可能是因為性騷擾——也可能是因為形形色色的其他壓迫——而無奈、憤懣又孤單的心情。這些人努力過的證據撫慰了曾經相信「這個世界真是爛透了」的小孩，明白即使是在最苦悶的日子裡，世界上的某個角落都還有人在對抗不合理的事物。

無論哪一個世代，總有人會誤認「社會」是外於自身的存在、是放在那裡不管就會自動進步或退步的東西，因此總是以「社會就是這樣」作為託辭。但所謂的社會，其實是所有人生活其中並攜手捏塑的結果。在《玫瑰的戰爭》片中，那位遭到教授性騷擾的黃姓學生說：「我沒有辦法一次就達到完全的成功，但我願意做這裡面的一個過程。」

感謝她們為這個世界刻下的過程，也但願我們就算沒有勇氣和能力成為某種「過程」，也能夠給予正在創造「過程」的人一些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