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奕萱／如果回到當時，我會怎麼做？盲人報讀志工與模糊的界線

高中一門課的分組報告中，我們需要針對城市提出改善的建議，我這組選擇研究無障礙空間，因而聯繫上一位盲人老師。儘管我們懂得少，又明顯是為了作業而來，對方卻不嫌煩地替我們解惑，甚至很高興有人關注這個議題。

做完報告，我體悟了城市空間對盲人的不友善，因此希望了解更多，也想幫忙做點什麼，在考完大學後的暑假，向老師詢問有無「報讀志工」的機會——幫忙念出報刊雜誌內容，或是處理文書作業。老師提議，我可以到學校幫他處理一些文件。

看見阻礙、認識不同，但也遇到困惑

第一次和老師搭車去學校，我深刻感受到，對盲人來說，每一次出門就是一趟心驚膽戰的冒險：時不時就消失的導盲磚、沒有聲音指引的紅綠燈、位置莫名其妙的斑馬線和無所不在的道路高低落差。平常老師會用手杖慢慢前行，有我在的時候，他則會扶著我的手肘，讓我「引導」。一開始有些緊張，怕走太快，也怕忘記提醒有階梯，老師反而看出我的不安，鼓勵我慢慢來。

到校後，協助老師填一些表格；一般文章可以讓電腦播出聲音，但表格就比較複雜，因此我會負責告知表格的樣式、需要什麼資料，再協助輸入、勾選。老師謙和、平易近人，一點一點帶領我看見盲人生活的不便，但同時也讓我明白，生命的韌性與光亮原來可以這麼平凡地存在，例如他總能精準捕捉四周聲響，以高度的專注掌握環境狀況，又或者能聽懂電腦和手機播出的極速語音。

結束後，我引導老師去捷運站，服務台會有人員接手，協助老師上捷運、找到座位。這是少數讓我覺得「還好需求有被看見」的時候。

就這樣，我們愈來愈熟悉，比起老師和學生，或受助者和助人者（也不知道誰幫誰更多），更像是朋友。老師有時會給我工讀金，說他不好意思讓我白白幫他。我不想收，可是推拉一番，仍收下了幾次。在這之前，我沒當過什麼志工，不太確定到底是老師在配合我「當志工」的心願，還是真的缺幫手；給錢讓我有點困擾，但也不至於想停止這段關係。

直到一天，我在電腦前輸入資料的時候，忘記老師是在做什麼，可能是在用手機，他翹起的小指碰到了我的胸部。

始終沒有問出口的那些話

應該是不小心吧？我嚇了一跳，沒有想太多，就往旁邊移動，但我馬上又感覺到自己胸部被指尖碰到。當時的印象所剩不多，不記得自己把椅子往後滑了幾次，也不記得老師什麼時候把手放下，只記得我一直努力保持若無其事的態度，繼續問資料，繼續打字。

沒有問出口，也沒有出聲提醒——我應該要的，這一切可能只是一場意外，老師看不到呀，應該根本不知道他碰到的是我的胸部。可是我什麼都沒有說，當時的我不過高中剛畢業，暑假的學校空蕩蕩，四下寂靜，只有我和老師，腦袋一片空白。

那天的報讀志工平靜地結束，除了儘量在引導時讓身體離手臂遠一點，我一樣談笑，一樣提醒我們走到哪裡，一樣送老師去搭捷運，一樣說再見。可是那天之後，我開始找藉口拒絕老師，不斷說自己沒空，老師問了一陣子，就比較少問了。幾年後，我換了手機、號碼，從此斷了聯絡。

重新回想這件事，常常後悔沒有問清楚，因為我始終不知道那到底是誤會，還是蓄意的試探和越界，可是我也知道，那時的我並沒有問出口的能力，不夠成熟，也不夠世故。

這件事讓我難過了一陣子，覺得想助人的心好像被濫用了，信任也被背叛；可是我心裡也有很大的罪惡感，如果只是想太多了，我的消失是否讓老師一頭霧水，甚至感到難過？我也懷疑，會不會從頭到尾，這個「志工」只是老師為了讓我可以參與，才好心提出的？我的「想助人」、「想了解更多」，是否只是自我滿足？

如果重來一次……

報讀志工不了了之畫下句點，大學生活繽紛開展，我把這件事塵封到心底，繼續當志工。我走得很遠，到了偏鄉、海外、動物收容所、同志諮詢熱線的接線室；因為有過這樣的疑問，更小心不與受助者獨處，也注重釐清志工定位與受助者需求。當然，不是說問題都解決了，到印度當海外志工時，我曾在火車上被乘客不當觸碰，接線時，也難免要應對游離在界線邊緣的情慾抒發。好在我一直有足夠的支持系統，也慢慢學到應對的方法，不至於動搖想當助人者的根本。

我很少想起報讀志工的事，就這樣幾年過了。再次想起，是一次搭公車、下車時，見到一位拿手杖的盲人試著過馬路。那條馬路不好過，公車每次停的位置都不一樣，所以他似乎有些困惑。我沒思考太多，很自然地走到旁邊詢問：「請問您需要引導嗎？」他搭著我的手肘過馬路，和我說了聲謝謝。那時候，我第一次慶幸自己有當過報讀志工。

又更後來，我做了記者，在訪問過程中遇到盲人受訪者，我發現自己更能理解對方處境，也不會對手機的超快語音大驚小怪，還可以在適當的時候，詢問是否需要協助。我再次意識到，雖然當初留下未解的疑問，也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得更妥適，但我的世界被拓寬了一點，如果沒有選擇出發，就不會有這份經驗。

不過，如果能重來一次——並非責怪當年的自己，而是願我已經更勇敢——我希望我有問出口，對於那一天，也對於當年助人、受助關係存在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