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瀚嶢×徐振輔/遭遇如何形構世界?(下)

黃瀚嶢。(圖/黃瀚嶢提供)
黃瀚嶢。(圖/黃瀚嶢提供)

前情提要:黃瀚嶢×徐振輔/遭遇如何形構世界?(上)

森林是生物多樣性的集成

黃瀚嶢:

我畢業自森林系。這科系的各類課程設計,主要出發點都是林業的經營。林業,在某個意義上類似農作,植樹造林,並收穫木材。然而,森林卻又不只是成排樹木的集合,作為生態系統,森林明顯負擔了水土保持、氣候調節與維持多樣生物棲地的角色──甚而,森林就是生物多樣性的集成,其存續的本身,就是目的。這使得討論森林治理時,在收穫之外,更多的是生態系統的多目標經營。

即便以最功利的方式,來計算生態系統的價值,林學中很早就標舉出「美學」這個項目,如今往往涵納於「森林遊樂(forest recreation)」這個領域之中。或許調查問卷會寫著,你願意花多少錢買門票,來體驗一片森林?

先前我們都提及,那些與其他物種的遭遇,那種令人顫慄驚嘆的頓悟時刻,被那些陌生但充滿活力的「野性」所震懾的當下。這樣的敘述句,像是久居籠中的鳥,忽然意識到在體制框架之外,還有其他可能──與其稱之為「自然」,倒不如說,是在你我的文化視閾之外,那些他者,展現著多元的「野性」。在中文語境下,野化,在野,確實均為脫離某種框架後,眾聲喧譁的地景。要是問起門票的價格,我確實願意奉上大量的金錢去換取,這樣具備「野性」的美感體驗。

在森林遊樂的知識中,如林木的排列層次,步道與解說系統的設計,遊客移動的頻率與行為,都可當作某種知識來論述,或者以更文學的角度來認知──其中隱含著某種敘事美學。然而,我不禁這樣想,如果野性是可以規畫設計的,可被敘事包納的,那野性還是野性嗎?

當野地的遭遇,確實衍生出了經濟潛力,甚而促成社群認同與政治動能,有無可能,當前我們所見的環境,所有的遭遇,早已於某種潛在的美學意圖中,被形塑與規整,成為如今的樣貌?這當中,又還有多少野性,多少他者的存在?我們的觀看與書寫,又該如何對抗,磨合,抑或被捲入,糾纏,共振出可能的新語境呢?

徐振輔。(圖/本報資料照片)

得到一雙窺探螢火蟲的眼睛

徐振輔:

關於遭遇的美學經驗及其形構世界的機制,我首先想到自己問過一位熱情滿溢的賞鳥者,看鳥最大的樂趣是什麼?她想了想告訴我:「我享受賞鳥的感覺,是透過望遠鏡,感覺自己加入了牠們,在一起覓食或做點什麼。」

這個說法提供了思考的方向。我們都很習慣藉由文獻資料,獲取關於特定物種的資訊,但往往只有近身接觸才能創造強烈的「在場感」──你意識到自己正闖入陌生的場景,活躍的生態關係在身旁湧動,就像在跨國旅行中至當地人家作客,進入對方生活那一刻,突然察覺彼此的生活習慣無法相容。於是我們保持專注、緊張、興奮與不安,重新揣摩一個無法為所欲為、無法沿用過去經驗預測未來的世界。

跟物種的相遇,會讓我們得到一雙不同的眼睛,這可不是什麼文學隱喻。有段時間我經常跑野外觀察螢火蟲──臺灣山林其實到處都有螢火蟲,只是不易被人察覺,因為多數人並不習慣凝視黑暗。如果願意走入夜晚的森林,靜靜敞開雙眼,你一定會驚訝地發現,世上能發光的事物遠比想像中更多,但前提是要調整自己的眼睛。人類的感光細胞分成視錐細胞與視桿細胞,前者提供色彩辨識及清晰度,後者善於捕捉微光。一旦進入昏暗環境,我們瞳孔會迅速放大,接著切換成以視桿細胞為主的感光機制。這一刻,你來到螢火蟲的世界,一個被銀色月光勾勒出輪廓的世界,色彩淡去,火光浮現。

所謂得到一雙不同的眼睛,當然有抽象層次的涵義。有時我承接一些螢火蟲導覽活動,會從旁觀察人與物種的遭遇。當火光浮現那一刻,民眾總無法自拔地揣摩螢火蟲的心情、目的、欲求、困境(儘管不見得準確)。當得知發光是為了繁衍後代,民眾會戰戰兢兢,深怕冒犯了這個神聖時刻;當天空下起大雨,民眾會為脆弱的蟲子心生憂慮;當我表示螢火蟲幼蟲以田螺為食,他們便像是接收到倫理暗示,認為世界應當保留一塊乾淨的水田。

得到一雙窺探螢火蟲的眼睛,將使你跟螢火蟲的世界發生纏結,讓你對殺蟲劑畏懼,對人工光源不安,深信清澈的河流是世上最珍貴的禮物,如若消亡便發出痛苦的哀號。當一個人在遭遇中轉化成螢火蟲的代言者,再回頭對社會指指點點時,這一切就有了深刻的政治意義。

以遭遇作為環境政治的分析工具,我們會發現,自然書寫有一種最典型的操作策略,就是透過「再現遭遇」為讀者安排一條逼近他者的路徑,從而重置世界的價值。但我認為這是一把雙刃劍,能刺穿敵人胸膛,也能割傷自己的手。創作者必須保持政治上的敏銳,意識到這個建構過程納入了什麼、排除了什麼、基於什麼理由,又隱含什麼風險。

我的書寫,是濕地的一部分

黃瀚嶢:

近年我頻繁地執行一種活動,就是在某地劃定一條路線,進行走讀解說與植物採集,最後以簡單的拓印,做成一批類似植物版畫的單色作品。但這個活動的要義在於,我們要為每一張圖中植物,寫一段話,而這段話,需要經過對於環境歷史的聆聽。

最近一次的走讀,辦在花蓮的美崙溪畔。那一帶曾是空軍基地,後來變成旅遊景點,地方政府如今在道路旁種了許多會結出果實的行道樹,因為該區域近年出現了瀕危的臺灣狐蝠,而狐蝠會受到果實的召喚。當年覆蓋軍事設施的植物,當代景觀營造的植物,以及未來召喚稀有蝙蝠的植物──植物總能映照那些不同時空中,人類的集體意圖,而這些斷裂的意圖,又彼此交織在一起,形成了植被消長,如意念消長。快照掠影般的拓印,是否也正回應了一段段環境歷史?植物不言,但我們為植物寫的一段話,卻能交織在一起,形成某種跨時空的互文,就算沒有討論的意圖,也形成了一種敘事。

眾聲喧譁的敘事,我想到自己所熟悉的另一場景,我在《沒口之河》書中,描繪的臺東知本濕地,那些泥沙灘上的痕跡,鳥的,狗的,人的,車的,國家的,河流的,海的。那也是一片敘事的平台,錯綜的痕跡交織成一個當代生態政治的隱喻──所有雜亂的話語,總有某種編排,讓這敘事產生力量,而不同編排序列,指向了不同的政治圖景。

我參與並書寫《沒口之河》一書時,逐漸浮現在腦中的那些章節概念,似乎又非我的獨創設計,反倒是眾多訊息彼此辯論,凝聚,自動鋪排,而我只是順勢寫下。我的文字腦區是一個平台,接通的卻是紛雜的,萬物的議論。那麼,思考的主體,書寫的主體會是誰呢?好像整個多物交織的網絡,才是真正自我辨證的發言者,那個網絡超出了臺東知本的範圍,瀰漫到網路上,各類傳媒中,遠方的議事桌前,部落靈媒的儀式之內,還有那些泥地水澤的痕跡之間。濕地記憶,思辨,發言,而我的書寫,是濕地的一部分,被其帶動。

當我看見多樣的植物,聽見紛雜的鳥鳴,因而感到心安,或許正因內心知道,某個屬於土地的議事平台,還正持續運轉,而只要我還對其充滿情感,就有聆聽的機會,就有被帶動的潛能。

寫作是一股允許緩慢的運動

徐振輔:

也許我們可以透過遭遇這個主題,重新檢視情感的位置。我一直認為,在自然保育的社會倡議及政策領域,情感往往是價值的核心,但在強調科學理性的主流論述面前,浪漫成了貶義詞。情感被壓抑、被搽脂抹粉、被扭扭捏捏地擺在次要位置,不容僭越。

以前保育人士談論人跟物種的情感,常常將它當成運動工具,其中最典型的一類就是旗艦物種(flagship species),它指的是人們為了推動特定議題,策略性選出的象徵物種。這些物種充滿魅力,能發揮凝聚社會關懷和資金挹注的效果。舉個例子,在綠色和平等組織的大力行銷下,北極熊已和全球暖化密不可分。許多人夏天手握遙控器,猶豫是否開冷氣時,心中所思不是人類生存困境或抽象的生態危機,而是北極熊站在浮冰上的樣子──即使多數人一生中根本碰不到牠們,但透過影像為媒介,我們仍替北極熊心焦。

很多時候,情感會成為脫韁野馬,拽著理性向前跑。以螢火蟲為例,臺灣社會大概從一九九◯年代興起一波螢火蟲保育風潮,那時從社區組織到政府單位,從郊山林野到城市公園,紛紛設立各種形式的螢火蟲保護區及復育區。在早期論述中,情感本身就是充足理由,「找回童年記憶」成為流行口號。後來隨著生態保育論述取得主流地位,越發強調螢火蟲跟環境健康之間的關聯性。但仔細檢視會發現,絕大部分復育計畫並沒有所宣稱的效果,生物多樣性只是包裝情感的籠統修辭。

我們不得不承認,人跟其他物種會建立什麼關係,不只是根據經濟、安全、衛生等理性邏輯,很多時候是情感推動一切。麻煩的是,情感難以捉摸、難以計量、難以維持穩定形式,一旦脫離身體,就會像掉落的羽毛那樣漸漸褪色。被一些人視若珍寶之物,往往被另一些人棄如草芥。正因如此,情感成為寫作者筆下的千面女郎,很容易為了契合特定目標改頭換面。若要走一條簡單的道路,我們當然可以將理性與情感拉上同一陣線,假裝它們是一對如膠似漆的伴侶。但事實遠非如此,兩者經常發生尖銳矛盾,這是許多自然寫作者內心無法擺脫的幽靈。

要怎麼找到一個理想的立足點呢?我想寫作者可以保持反省之姿,對稱看待不同的關係形式。一種方法是將鏡頭轉向自己,對於所處的批判位置有所警覺。當談論自然時,談論的不再是「原本就在那裡」的客觀存在,而是被活生生的肉體所看見、聽見、感受、思考的對象,並注意各種價值如何在關係中浮現。若就一個倡議者而言,這種態度或許有些溫吞,但我相信寫作是一股允許緩慢的運動,不必高呼理性教條,不必退守個人情感,而是保持謙卑的浪漫進行美學的政治鬥爭。

我總覺得,當代自然書寫是一種危機文學──正如保育生物學被稱為危機學科那樣──無論創作者有意無意,總要面對眼下岌岌可危的世界。有點惋惜的是,不少人傾向將文學視為某種生活感想的抒發、某種無關宏旨的風花雪月,好像在面對現實問題時,只能攀附在科學骨架上當一串聖誕燈飾。我偶爾會提醒自己,從歐美或臺灣文學史來看,許多自然書寫作品在所處社會中都具有活躍的反叛力量。而我們這個世代的創作者,也沒有理由放棄介入世界的可能性。

敘事作為生態的介入

黃瀚嶢:

敘事作為生態的介入,我想起自己最近正在參與的一個行動。

那又是一次走讀,走的是清大與交大校園,仍是植物拓印。但這次的整體企畫有一個核心,即是日本海軍的第六燃料廠,戰後遺留在新竹東區的那根大煙囪。更準確地說,其實是二十多年前所發現的,煙囪中群聚繁殖的霜毛蝠。

日治時期,新竹發展軍工業的區位因子,正是水量豐沛的頭前溪;至今,河流又成為新竹科學園區的命脈。但解構這種國家敘事的,反而是戰後的眷村文化,毗鄰科學園區的兩所大學,回過頭來投入在地知識與美學的深化。當鄰近區域的植物開始鬱閉,棲息足夠的昆蟲,而居民開始重視生活品質與在地歷史──霜毛蝠,這種稀有神祕的小動物,竟成為最後的某種總結──牠們同時是生態指標,魅力的旗艦,同時又是地方生態敘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象徵。整個頭前溪流域,似乎都必須聆聽這些蝙蝠,在暗夜中無形的超聲波──會不會,在集體潛意識中,霜毛蝠接通的是某種共生的渴望,並隱隱對抗著一種過度開發的內在恐懼?

我想振輔選擇研究的螢火蟲,也是非常精準的一個題材。你常說,在學理上,常見的螢火蟲種類多半不是什麼純淨荒野的指標。但用更高標準的細緻品味來看,那些現代化過程中殘存的產業道路,檳榔園或茶園,都市近郊僅存的稻田,種種遺跡般的存在,被暗夜中的不同螢火照亮,照出一條條可能的發展道路,那裡有荒地、濕地、淺山的價值,有集體記憶中,那模模糊糊的野地記憶,被不同的螢火蟲給具體化,精緻化了──又或者,是透過你的轉譯,讓敘事精緻化了。對於那些面朝先進國家的發展想像,面朝古老荒野的復育想像,這新的聲音,既是雙重的反叛,又是雙重的調和。無論蝙蝠還是螢火蟲,這些與體制關係曖昧,幽微地競爭又合作的他者們,這些野性,發出微小的聲光,使喧譁的敘事動能找到出口,著陸在地。

我認為所謂生態書寫,應該不斷探索這些遭遇他者,並與之共振的可能,進而成為敘事與行動的新方向。

十一月《

吳懷晨×吳緯婷

將於11月4-5日登場,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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