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強生／亡者的記憶（下）

折射出每個尋常百姓

在面對戰爭時的無奈

幾年前某學術期刊邀我為他們審稿，該篇論文以《長日將盡》為研究對象，通篇高舉道德大旗，貶抑史帝文斯這個角色缺乏道德勇氣，未能在重要時刻力挽狂瀾，發揮一己之力為人類謀福祉……云云，洋洋灑灑，讓我讀得膽顫心驚。一來，文學研究不是這樣搞法，把個人的信仰或道德觀硬插旗在文學作品之上；二來，撰寫者是好萊塢電影看太多了嗎？難道要讓史帝文斯在爵爺與納粹密會的晚宴上下毒？還是組織管家工會，發起罷工抗議？

這不是誤讀；這是根本沒有讀懂石黑一雄的「第一人稱不可信任之敘述者」。

史帝文斯的遭遇其實折射出我們每個尋常百姓在面對戰爭時的無奈。《長日將盡》出版於戰後全球化迷思的高峰時期，九一一事件還未發生，伊拉克阿富汗戰爭也未開打，顯然年輕一代已不識戰爭為何物。二十多年過去，眼前就有俄烏戰爭打得民不聊生，以色列把加薩的巴勒斯坦人逼到走投無路，更不用說國際間一直煽風點火，認為台海之間戰爭一觸即發……處於戰爭邊緣的老百姓，都期待兩軍轟轟烈烈廝殺嗎？還是說，在國家機器的操控下，誰也不敢做那個「不愛國」的叛徒？

架空了《長日將盡》故事背景，對英德開戰前的真實歷史脈絡故意視而不見或根本不理解，自然就會掉進意識型態的陷阱。德國怎麼會出了一個希特勒？難道不是貪婪無恥的英法政客在一次大戰結束後，強迫戰敗德國簽下一紙鉅額賠款的《凡爾賽條約》埋下了禍根？

德國經濟垮了，人民把希望投注在以民主方式選出的希特勒身上，卻將國家推向戰爭，以德意志的光輝自我催眠，掩蓋了百姓生靈塗炭的必然命運。小說中的爵爺為《凡爾賽條約》造成的惡果感到內疚，與德國高層進行斡旋試圖阻止戰爭的發生，在戰後被打成親納粹叛國賊。作為貼身管家的史帝文斯雖對爵爺這樣的下場感到不忍與困惑，卻再也不敢承認自己曾在「那家」官邸服務過。

爵爺這個角色顯然影射了當年與主戰派邱吉爾不同調的英國首相張伯倫。他的綏靖政策讓他近半世紀以來都飽受抨擊，直到二十一世紀政府文件終獲解密，證實當年英國戰力自評，並無足夠準備迎戰，歷史才終於還了張伯倫一個公道。

如果回到戰爭前夕的原點，邱吉爾亦知國防實力不足，主戰的他是否等於賭博讓子弟們去送死？若非之後珍珠港事件促成美國的參戰，英國在二戰中還要犧牲多少百姓生命？無論是《長日將盡》中的爵爺，還是真實世界中的首相張伯倫，那些在戰後對他們抨擊不遺餘力的是哪些人？難道不是那些沒有戰死在沙場上的人？

文學讓我對亡者的記憶

多了一份敬重

石黑一雄寫作《長日將盡》的時間遠早於相關文件解密，是否因此也讓許多評論家在早年讀此書時，也抱持對張伯倫的既定印象而沒看出石黑一雄的反諷意圖？

史帝文斯前往濱海小鎮會見昔日同事肯特小姐的六日旅途上，往事一幕幕湧現，他既不能為爵爺翻案，也不敢承認對肯特小姐的愛慕，更不敢對他美國新主子如何破壞了英國傳統有所表示。錯過了與肯特小姐當年的彼此惺惺相惜，他對此的唯一體悟是：「人一旦有了後見之明，開始回頭尋找過往的『轉捩點』時，或許都容易看到一些蛛絲馬跡吧？」

是的，活下來的人都以自己的後見之明而沾沾自喜。然而歷史從來都是屬於亡者的記憶。

總有那些認為文學無用的人會用一種譏笑的語氣反問：「所以呢？人類還不是一再地犯錯？一本小說一本詩歌，讓人類命運改變了嗎？」

也許不能。但我也不想爭辯。我只知道，文學讓我對亡者的記憶多了一份敬重。

近來尤其常想到《長日將盡》這本小說。

數月來新聞不斷報導，美國好幾家長春藤大學出現學生校園示威運動，譴責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民的迫害，結果是賓州大學校長宣布請辭，哥倫比亞大學校長也被施壓要求下台。如果在今日，美國長春藤大學中的言論都遭到箝制，一旦表達了對戰事不一樣的立場就會被打成「反美」、「反猶」的意識型態二分法，《長日將盡》中通篇史帝文斯的唯唯諾諾、顧左右而言他，難道只能用不知反省的老頑固加以定罪？

是不是我們都有罪？（下）